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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师院校基础教育集团化办学:现状、问题与对策
2019年09月04日 10:23 来源:《北京教育学院学报》2018年第6期 作者:吉标 崔少琳 字号
关键词:高师院校;基础教育;集团化办学

内容摘要:在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过程中,政府亟须匡正集团化办学的方向,加强和改善教育治理,提升教育管理的现代化水平;基础教育集团也应扭转粗放型发展的思路,努力优化自身治理结构,强化质量管理,增强服务意识,提升办学质量。

关键词:高师院校;基础教育;集团化办学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吉标,山东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山东 济南 250014; 崔少琳,青岛市李沧区教育局,山东 青岛 266041 吉标(1976- ),男,山东临沂人,山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教授,教育学博士,主要从事课程与教学论研究,E-mail:jibiao21@126.com; 崔少琳(1992- ),女,山东青岛人,青岛市李沧区教育局科员,主要从事基础教育研究。

  内容提要:集团化办学是实现教育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方式,是区域教育均衡发展的有效途径。我国基础教育领域集团化办学最早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是民办基础教育快速发展和推动的结果。近年来,高师院校积极拓展社会服务职能,加强与中小学合作,快速推进基础教育集团化办学,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效应,促进了基础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随着办学规模的迅速扩张,当前高师院校基础教育集团化办学也存在诸多问题,如功利化倾向突出、高师院校引领不够、集团运行机制不完善等。在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过程中,政府亟须匡正集团化办学的方向,加强和改善教育治理,提升教育管理的现代化水平;基础教育集团也应扭转粗放型发展的思路,努力优化自身治理结构,强化质量管理,增强服务意识,提升办学质量。

  关 键 词:高师院校 基础教育 集团化办学

  标题注释:全国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国家一般课题“制造强国战略背景下普通高校本科课程体系创新研究”(BIA160127)

  中图分类号:G5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28X(2018)06-0015-08

  DOI:10.16398/j.cnki.jbjieissn1008-228x.2018.06.003

  一、我国高师院校基础教育集团化办学现状

  (一)组建集团管理机构

  迄今,已有20余所高师院校成立了“基础教育(办学)集团”。作为非营利性的教育机构,基础教育集团自身的职能主要是管理相关附属中小学,提供专业引领和业务指导,开展基础教育对外服务。目前大多数高师院校基础教育集团都形成了比较完备的组织模式,其主要组织架构包括决策机构、监督机构和执行机构三个部分。以山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集团为例,理事会作为集团的决策机构,设理事长、副理事长、理事;监事会作为集团的监督机构,主要有监事长和监事组成;执行机构为经理处,主要有总经理、副总经理构成。此外,高师院校基础教育集团在不断完善管理机制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合作办学流程。

  (二)开展跨区域协作

  长期以来,我国高师院校都有在本校周围创办附属中小学的历史传统,以便为师范生提供实践教学基地,也为本校职工子女就学提供便利。20世纪90年代以后,部分高师院校逐渐拓展基础教育办学的地域空间,不断增设附属学校,扩大办学规模。在推进区域一体化发展的背景下,很多省属高师院校的基础教育集团迅速扩展,成员学校覆盖全省,对区域基础教育产生了积极的示范效应,成为所在省(市)内知名的基础教育集团。有些教育部直属高校凭借自身雄厚的教育资源和区位优势,更是将办学范围扩展到全国各地。比如,北京师范大学在30多年间已创办了60余所附属(实验)学校和资源服务学校,覆盖福建、四川、广西、广东、湖南等20多个省份。又如,华中师范大学先后在湖北、海南、广东、江苏、甘肃等多个省份开展合作办学,集团学校数量也达29所。

  (三)实现联盟化发展

  构建联盟共同体是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重要举措,有助于各方互学互鉴、互学互通,实现合作共赢。2013年7月,北京师范大学与全国20所高等师范院校联合发起,成立了“高等师范院校基础教育合作办学工作研究会”。研究会制定了工作章程,确立了工作宗旨、主要任务和组织机构,秘书处设在北京师范大学。作为共同研究和促进基础教育集团化办学的联盟组织,该研究会旨在搭建高师院校间的协同交流平台,围绕办学体制改革、办学模式创新、教育集团的有效运营、合作学校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开展经验分享和交流,探讨和解决面临的共同问题,分享基础教育办学经验,促进基础教育合作办学工作质量的提升。

  二、当前高师院校基础教育集团化办学存在的问题

  (一)合作办学的功利化倾向

  基础教育办学本质上应该是一项公益性活动。令人忧虑的是,当前高师院校参与基础教育办学过程中,出现了新的“教育产业化”特点。其一,教育与房地产的结合。审视现实,当前我国不少城市的发展深受地产经济模式影响,房地产市场成为各地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在这一背景下,以迎合民众对优质基础教育需要为名号的集团化办学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名校与房地产捆绑式发展。高师院校基础教育集团所开办的大部分学校基本上都是和房地产或大企业合作,甚至是直接由房地产企业强烈推动的结果。其二,利益共同体的形成。毋庸讳言,高师院校基础教育集团依托优质的教育资源,吸纳社会资本投入,创办新校或兼并老校,实现了规模的迅速扩张,给各方带来了巨大收益,参与合作办学的各方(房产企业、高师院校、地方政府及教育主管部门)因此结成了稳固的“利益共同体”。可以说,高师院校推进基础教育合作办学,既有经济利益回报,亦能扩大自身在区域内的社会影响力;地方政府通过“名校”的吸附效应,则可以拉动区域地产经济发展,扩大地方财政收入;而教育行政部门通过“牵线搭桥”,引入和兴建一批“名校”,扩大优质教育资源,则能充分彰显自身的教育政绩。

  高师院校基础教育集团化办学是实现优质资源扩展和教育均衡发展的途径。应该承认,在建“新校”、并“弱校”和不断输出教育品牌的过程中,也面向社会、家长强势地攫取了大量经济资源,引发了家长对孩子教育的过度投入。家长为了孩子接受优质教育而不得不支付更高的经济成本,以高昂的购房价换取进入“名校”的机会。如此一来,以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为目的的集团化办学却在事实上违背教育改革的初衷,损害了基础教育的公共性、公益性和公平性,扩大了基础教育的城乡差异、地区差异和阶层差异。[1]

  (二)高师院校的引领不够

  高师院校是从事教育教学理论研究的重要阵地,是开展教师教育的主要渠道,理应对基础教育办学有更高的站位和思考,引领基础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方向。但事实上,在现有高师院校发展模式及其评价指标下,参与基础教育办学的成效似乎又是不被看重的。同时,虽然基础教育集团在行政管理上归属高师院校,但在业务上却要接受地方教育主管部门的管理和指导,高师院校自然也容易忽视甚至放弃对基础教育办学所负有的引领责任。还需指出,绝大多数高师院校教师教育研究者依靠现有高等教育体制所提供的相对优越的工作环境,安居于相对宁静的大学校园,习惯了理论建构和文本操作的研究方式,因而对参与中小学合作缺乏强烈的意愿。当然,更多的教师教育研究者刻意回避教育实践,主要是因为缺乏与中小学交往的经验,也不具备足够的能力和自信为中小学教师提供具体的教学指导。以上诸多因素导致了目前高师院校与基础教育集团以及所属中小学之间缺乏密切交往,对推动基础教育集团办学也没有真正的智力投入,对开展合作的中小学也没有给予充分的理论支持。

  (三)集团运行的机制不完善

  教育集团是由多所学校组合形成的共同体,其管理不同于一般的学校管理。目前我国高师院校基础教育集团大都制定了明确的管理制度,建立了相应的集团管理机构,但在实践中并没有发挥出相应的管理成效,运行机制尚不完善。具体表现在:第一,机构虚设现象严重。虽然目前大部分高师院校基础教育集团都成立了董事会、理事会、监事会等决策、组织和监督机构,但这些机构大多流于形式,没有真正地运行,没有发挥出有效的功能。当然也有很多基础教育集团设立了专家指导委员会,但也并没有真正运行过,没能在对外合作办学中发挥出应有的智库功能。第二,评估督导跟进不足。在办学规模急剧扩张的过程中,集团往往无暇对成员校进行全方位的督导、评估。由于集团规模庞大,成员学校众多,在进行内部管理时也常常会厚此薄彼,有失全面。

  由于缺乏有效的聚合与管理机制,教育集团与各成员校之间常常出现“离心离德”“各行其是”的现象。很多合作是表面化的,突出表现为他们往往更重视“项目”启动、“挂牌”仪式和舆论的渲染,而不是达成真正的合作成效。[2]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如果合作的目的仅仅在于这些表面文章,满足于在媒体上制造一点声音,扩大一下宣传,是不可能真正提升集团内成员学校的办学质量的[3]。形式化的合作无助于集团内部中小学教学的改进和办学效益的提升,从长远看也不利于教育集团自身品牌影响力的提升和美誉度的保持,甚至有损高师院校良好社会形象的树立。

  三、完善高师院校基础教育集团化办学的对策

  高师院校基础教育集团化办学的兴起和繁荣,是民间资本和行政力量双重驱动的结果。对此,我们要保持清醒的认识,警惕其负面效应,注重发挥其积极功效。各级政府在推进集团化办学过程中,亟须匡正基础教育办学的方向,加强整体规划和设计,优化教育治理结构,促进教育治理的现代化水平;高师院校与基础教育集团也应不忘初心,凝心聚气,强化合作,注重内涵提升,努力提高办学的整体质量。

  (一)坚守基础教育办学“红线”,强化政府管理职能

  学校教育是公共性和公益性的社会事业,基础教育既事关国家的长远发展,也关涉民众的生活和福祉。基础教育办学不应以营利为目标和追求,基础教育办学机构不应成为营利性的机构。这些基本观念业已成为世界各国基础教育发展的共识。但目前办学过程中的功利化倾向,严重侵蚀了基础教育的公益品质,倘若不及时纠正,将会造成新的教育不公正。当下,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坚守基础教育办学的“红线”,防止将旨在实现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集团化办学演变成有悖于教育公共性和公益性的利益寻租行为。

  作为我国基础教育事业发展的责任主体,地方政府应该坚守教育公平的理念,积极履行自身的办学职能。必须承认,在当前我国各项社会事业发展中,许多重要的改革和突破都是由政府经由自上而下的方式推动的,各个层面(国家、省、地市、县)的教育改革也都是首先通过官方顶层设计,对改革方案、目标、进程进行规划并对资源进行配置。在现有的政治管理体制下,政府对教育发展的超强控制是一个事实性存在,也是短时间内无法改变的。这意味着,在当下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过程中,政府必须担当起应有的责任,相关教育主管部门要对区域基础教育发展进行“整体化”的设计与规划:立足于区域经济、社会、人口等多方面的发展现状和未来趋势,在对基础教育的实际需求、基本条件、主要问题进行全面、客观分析基础上,对区域基础教育发展进行通盘考虑;既要扎根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与人们实际的教育需求,也要考虑区域之间的邻近性、资源共享的便捷性等现实因素,实现基础教育资源的合理布局。

  (二)发挥高师院校优势,提供有效专业支持

  高师院校不是孤立于社会之外的象牙塔,而是一种公共性的社会机构。对高师院校而言,社会服务是与教学、科研相并列的三大功能之一。介入中小学,为基础教育提供支持,这是高师院校发挥社会服务职能的重要体现[4]。21世纪以来,伴随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推进,我国高师院校介入基础教育的力度不断加大,参与形式不断扩展,但坦率地说,我国高师院校对区域基础教育的影响力还远远不够。为适应基础教育课程深化改革的需要,教育部于2011年10月出台了《关于大力推进教师教育课程改革的意见》,强调要推进教师教育模式改革,推进高师院校与中小学的协同改革。应该承认,当前我国每一所高师院校内部都有一支从事教师教育的专业师资队伍,他们长期从事教育学科的教学与研究,了解教师教育课程体系,对教学理论与教学实践有较深入的研究,有条件成为引领高师院校教师教育改革的智囊,可以在高师院校对外基础教育办学中发挥引领作用。长期以来,大部分高师院校从事教师教育的教师队伍缺乏整合,力量相对分散,成员主要散布在教育学院、教师教育学院以及其他院系之中,他们“各行其是”“单打独斗”,缺乏密切的合作,没有形成整体的力量。近年来,北京师范大学、西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高师院校开始调整内部组织结构,尝试进行“大部制”改革,成立“教育学部”,整合与汇聚全校教育学科资源和力量,提高了教师教育学科的影响力,也促进了与中小学的合作。

  当然,高师院校教师教育者群体也应该转变职业生存方式,以开放的胸襟投入到与中小学的合作中来。应该认识到,参与基础教育实践对高师院校来说并不是纯粹的时间耗费,也不是对自身毫无增益的义务奉献,而是更好地开展理论研究和实现专业发展的需要。当今,教育学科越来越被视为一门实践性学科,教育理论是一种实践性理论,因而“教育学需要的是实践而不是理论化的知识”[3]。如果脱离了教育实践,教育理论研究者就不能发现真正的研究问题,研究成果也无助于教育实践的发展和改进。在当下教师教育改革背景下,高师院校教师教育者群体应该放低姿态,祛除理论的自恋与学术的傲慢,优化自身的研究方式,以谦逊的态度走进教育实践,开展与中小学的交往,与一线教师“同道”开展友好、精诚的合作,去共同解决实践中的教育问题。当然,在参与基础教育过程中,高师院校教师教育者也应该对自己的身份有清醒的认识和定位:我们不是居高临下的指导者,而是帮助者和促进者;我们不是教育理论的“布道者”和宣传者,而是平等的合作者和交流者。

  (三)完善集团管理机制,充分发挥服务职能

  集团化办学是一种新型学校协作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学校整体质量是集团化办学的根本目标。高师院校基础教育集团是凝聚资源、经验互鉴、优势互补和工作联动的重要平台。合作化办学的有序运行离不开集团自身管理制度的建设和运行机制的完善。在合作办学过程中,教育集团管理层承担直接的管理责任,更应该研究和借鉴先进的管理经验,创新管理模式,不断增强服务职能。首先,要完善教育集团的现代治理结构。基础教育集团的治理结构涉及处理高师院校、集团自身以及附属学校(合作学校)等多方关系。目前,基础教育集团自身应该进一步理顺自身与高师院校的关系,发挥办学自主性,努力开拓和探索,不断完善组织架构,优化治理结构。高师院校基础教育集团的董事会、监事会等战略决策、监督机构,在运行中应该积极发挥各自的功能。集团董事会应该在制定办学章程、监督发展规划、进行经费预算与决算、评议校长履行职责情况等方面发挥关键作用[5]。在办学过程中,教育集团也应该定期召开监事会,充分发挥监事会的职能,对各方履行合作办学协议情况进行监督,对成员校的管理成效和办学质量进行科学的考核评价,并对重大决策过程进行审议。其次,应注重加强资源服务体系建设。集团化办学的优势在于可以依托成熟的办学经验,发挥品牌学校的引领作用,构筑成一个优势互补、信息共享的学习共同体。教育集团管理层的工作重点在于提供各种支持与服务,为成员校提供多元的信息咨询、丰富的课程资源和成熟的管理模式。目前,高师院校基础教育集团改进的重点,就是要树立明确的服务意识,提升服务能力,建立多方面的服务平台,在教师专业发展、学校课程建设、校本教研、学校文化建设和儿童心理辅导等方面给成员校的发展提供有效的支持。

  高师院校基础教育集团内含多个办学主体,涉及多方利益,因而需要正确处理和协调多方的利益关系。除了要在集团内部营造和谐的校际关系,强化集团内部成员校之间的合作,也需要正确处理与政府、家长、社区的关系,以友好的方式与各方开展对话和沟通,赢得更多的信任和支持,让利益相关者成为教育集团发展的参与者与维护者。

  参考文献:

  [1]杨东平.新一轮“教育产业化”的特征与治理[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8(1):36-37.

  [2]张景斌.大学与中小学的伙伴合作:动因、经验与反思[J].教育研究,2008(3):84-89.

  [3]孙元涛,许建美.大学与中小学合作研究:经验、问题与思考[J].教育研究与实验,2012(3):44-49.

  [4]吴康宁.及早谋划省域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的国家战略[J].教育研究与实验,2015(2):1-6.

作者简介

姓名:吉标 崔少琳 工作单位:山东师范大学 ;青岛市李沧区教育局

课题:

全国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国家一般课题“制造强国战略背景下普通高校本科课程体系创新研究”(BIA160127)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毕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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