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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在校时间分析及对弹性离校的启示
2019年06月06日 11:02 来源:《当代教育科学》2018年第8期 作者:王澍 倪娟 字号
关键词:学生在校时间;弹性离校;义务教育;课后教育服务

内容摘要:近期我国多地推行“弹性离校”政策,教育供给侧与需求方对此褒贬不一,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在校时间受到业界广泛关注。

关键词:学生在校时间;弹性离校;义务教育;课后教育服务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王澍,江苏省徐州市教学研究室教研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基础教育政策研究及学科教育研究;倪娟,南京师范大学兼职博导,南京师范大学立德树人协同创新中心基础教育分中心主任,研究员,江苏省教科院基础教育研究所主持工作副所长,江苏省教育厅基础教育课程基地建设指导中心负责人,江苏省“333”工程第四、五批第二层次培养对象中青年领军人才,主要研究方向为基础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

  内容提要:近期我国多地推行“弹性离校”政策,教育供给侧与需求方对此褒贬不一,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在校时间受到业界广泛关注。梳理“弹性离校”相关政策演进,就美、法、英、日等教育发达国外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在校时间变化及趋势进行比较,剖析我国限制和延长学生在校时间的利弊,并提出明确弹性离校的价值取向与功能定位、合理安排弹性时间内的活动内容、制定课后教育服务标准并据此监管、建立弹性离校政策的成本分担机制等实行“弹性离校”政策的管理建议。

  关 键 词:学生在校时间 弹性离校 义务教育 课后教育服务

  标题注释:本文系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重大课题“义务教育学区制的依据及政策研究”(编号:A/2016/03)研究成果之一。

  “弹性离校”的广泛实行,除缓解孩子接送难题外,还可能利用孩子放学后的时间提升综合素养,是基础教育积极回应社会需求的体现。然而,学校教育职能是有限的,是应当有一定边界的。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国家和经济体的中小学生在校时间差异较大,[1]而中国小学生在校学习时间长期“领跑”全球。目前国内多地义务教育高年级学段的学生在校时间远超过政策规定的7小时。[2]因此,在让社会人民满意、解决放学后时间管理的同时,与“学生在校时间”政策规定之间的矛盾如何恰当协调?

  一、国外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在校时间变化及趋势

  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的相关研究中,将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在校时间作为衡量各国家或经济体基础教育发展状况的重要指标。[3]教育发达国家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在校时间自21世纪初呈延长趋势。如,美国政府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多次修订基础教育质量法案,相应的改革措施和内容涉及学生在校时间。[4~6]21世纪社区学习中心(The 21st Century Community Learning Center,21st CCLC)计划实施,美国中小学课后教育服务广泛开展,“延长学生在校时间”渐成趋势。[7]又如,英国教育部曾在2014年建议公立中小学延长学生每日在校时间,并开展人格培养的活动,以防止来自工人阶级白人家庭的孩子落后于同龄人。目前,英国小学生日均在校时间8小时以上,一些学校在校时间甚至延长至从早7:00到19:00的12小时。[8]再如,日本针对21世纪初出现的“学历下降”现象,相继颁布施行“21世纪教育新生计划”、“教育振兴计划”、《学习指导要领》等一系列教育政策,对教育进行深入全面的改革。[9]进入21世纪以来“放学后儿童计划”普遍实行,[10]日本小学生平均每日在校时间由上世纪末的6小时以内增至7小时以上。21世纪以来,法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引起公立小学的学生在校时间的“钟摆式”变化。[11][12]

  分析可知,美、法、英、日等教育发达国家大多以延长学生在校时间的方式提供课后托管服务;政策动因主要是提高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公平、培养学生个性特长和综合素养等;政策的实行有政府部门的规范引导、稳定广泛的资金来源和学校社区的沟通合作等条件保障;政府财政是延时所需费用的重要来源,由政府、社区和家庭共同承担延时导致的教育成本增加等政策要素,使得发达国家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在校时间及课后服务工作之间形成一种稳定合理的匹配关系,取得良好的实施效果。

  二、我国学生在校时间的辩证分析

  我国“弹性离校”新政引发社会对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在校时间合理性的思考,不同政策背景下的学生在校时间的限制和延长,涉及学生学习学业负担、校外课后补习等问题,需要对限制和延长在校时间予以辩证分析。

  (一)“减负”与校外补习的“不堪重负”——限制学生在校时间的矛盾

  我国政府长期致力于减轻中小学生的课业负担,国家层面颁布了多项解决学生课业负担的专门性政策,[13]国家、地方和学校一直在探索能够科学减轻学生课业负担的方法,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背景下的学生学习负担过重问题历久弥新。

  同时,教育行政部门对学生在校时间的控制和限定,造成了课外教育服务的市场需求量激增,迅速形成课后教育服务的“真空”。校外培训机构在家庭和社会投资教育的热潮中逐步发展成为一种产业。诚然,社会办学机构的课外培训,如果通过规范合法的市场调节机制来丰富基础教育服务形式和内容,向社会和家长提供多样性和选择性的课程,对提高学生学业成绩和教育质量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市场调节机制具有趋利性。“超纲教学”、“提前教学”和“强化应试”满足着家长在短期内提高孩子学业分数的现实诉求,违背教育规律的应试培训为校外办学机构带来尤其可观的利益,实现着培训机构进一步招揽生源的发展需求。最终,应试教育倾向的课后培训再度加重学生学习负担,严重影响青少年的健康成长。高昂的课外培训费用会让学生因家庭经济水平的差异,在获得未来发展的有利位置和机会时出现分化,严重影响低收入家庭的教育机会公平,降低社会公平性和整体福利,造成社会阶层的固化和代际传递。

  (二)“弹性离校”政策成本与校内变相补课——延长学生在校时间的两难

  我国许多发达省份为了减轻学生学业负担,通常通过政策限定学生在校时间。到今日,针对家长接送孩子困难、课外补习机构泛滥等问题,“弹性离校”政策工具再次涉及延长学生在校时间。从教育质量和教育公平来看,学生在校时间因“弹性离校”政策实行而延长,改革了教育供给侧的服务方式。“弹性离校”政策的科学实行有利于接受托管服务的学生成长,尤其能够帮助贫困家庭提升人力资本的积累,提升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公平,有利于“办人民满意的教育”社会诉求的实现。

  “弹性离校”政策导致学生在校时间的延长,也带来两个难题。首先是延时带来的教育实践成本的增加。“弹性离校”政策成本的增加对于大部分地区和学校来说仍需要更多的教育投入,而实际的政府投资和教育实践需要之间还有较大差距。即使在一些经济较为发达地区,政策实施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保障标准偏低、资金落实不到位、对教师付出重视不足等困难。[14]

  再者,延时很可能带来学生学业负担的加重。“学而优则仕”、“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等陈旧的教育价值观和片面的教育质量观广泛根植于家长头脑中,加之我国基础教育和高校招生制度改革的相对滞后,通过加大教育投入作为人力资本形成的观念被家长和社会广泛接受。这些既有的教育文化惯性和考试评价制度在社会、学校、家庭中的共同作用,最终使学校、家长、教师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共同追求更高的升学率、更优的教学业绩。在这种情形下,过度的社会诉求挟持着学校教育追求过多的教育功能,学校教育跟着社会和家长的要求亦步亦趋,导致教育功能的泛化,特别是社会功能过于强化。换言之,现实社会对学校教育功能的认识偏差和过度诉求普遍存在,公众对学校的期望越来越高,从当地政府至教育行政,再到学校给教师层层传递压力,学校及教师通常惯性地增加课程内容和学生作业量来保障学生分数的提高。因此,“弹性离校”政策延长学生在校时间,给学校通过所谓“统一管理”来变相补课实际提供了时空,需要出台切实举措以防导致学生负担加重。

作者简介

姓名:王澍 倪娟 工作单位:江苏省徐州市教学研究室;南京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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