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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教育“围城”中教师问责制度比较研究
2018年11月28日 10:51 来源:《教育研究与实验》 作者:王强 字号
关键词:教师问责;高利害评价;终身制;教师自主性

内容摘要:我国教师人事管理制度,不能贸然引进美国近年来的问责话语,而应借鉴美国传统话语,解放教师专业自主性。

关键词:教师问责;高利害评价;终身制;教师自主性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王强,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311121

  内容提要:近年来,中美公立教育不仅陷入相互羡慕的围城中,而且遭受着各自社会的问责。通过中美比较发现:中美政府在问责中的角色不同,美国专业机构比中国专业人员问责力度大,公众人物不仅与媒体相互借力且在美国采取行动问责教师。美国各方问责与工会衰退有关,但工会余威尚存;在终身制、单薪金制等道路依存下,“问责”对美国教师专业自主的负面影响相对较小。因此,我国教师人事管理制度,不能贸然引进美国近年来的问责话语,而应借鉴美国传统话语,解放教师专业自主性。

  关 键 词:教师问责 高利害评价 终身制 教师自主性

  标题注释:本研究为2017年国家社科基金“城镇化进程中师资及生源流动均衡的制度研究”(17BSH068)研究成果之一。

  近年来,中美基础教育陷入了“我羡慕你‘创新’、你却羡慕我‘排名’”的围城中;与此同时,中美公立学校也分别遭受着各自社会不同话语权力主体的围攻。虽然观点不尽相同,但人们却不约而同地将“问责教师、以提高公立教育质量”作为“突破口”。复杂的教育社会问题,却简单地拿教师作为“出气口”,这一社会现象值得研究。本文对话语权力各方问责教师的规则、成因及后果进行研究,以便更全面深入地分析美国教师问责本质,为优化我国中小学教师管理政策提供参考。

  一、中美话语权力主体问责教师的规则不同

  由于中美社会结构不同,在针对公立学校及其教师的问责中,政治权力主体的角色、专业机构/人员的专业影响力及公众人物的介入程度,都不尽相同。

  (一)中美政治权力主体在问责中的角色不同

  我国政治权力主体往往自上而下、以引领者角色推动学校教育改革,大多延续“理念先行-试点推行-加推新理念-注意力转移到新理念”的规则。

  而美国政治权力主体在自下而上体制中,很难直接干预地方教育事务,因此主要以外来合伙人的角色,从外部促进地方教育改革。其规则是联邦政府作为出资人通过一个个计划吸引州教育当局及学区选择性参与,通过合作不断加强对公立学校及其教师的影响。联邦政府仅仅是地方教育事务外来合伙人的角色,不仅州可以选择放弃与之合作,而且地方学区或学校甚至教师也可选择不合作。

  (二)中美专业机构/人员在问责中的影响力大小不同

  在倡导“专业主义”与“共同治理”的当下,作为第三方的专业机构在问责中的作用比政治权力主体更直接。

  其中,美国以智库(think tank)为代表的专业机构众多且影响力巨大,其主要功能与产品就是评估资政。因此,评估就成了智库问责教师的主要规尺,但在具体措施上尚有分歧。

  与美国相比,我国非政府的专业机构相当稀缺且缺少影响力。在这种情况下,专业研究者作为个体问责教师群体往往会面临舆论风险。因而当教育改革遇到阻抗时,较少有专业人员像美国专业机构中的专业人员那样,通过专业研究报告,问责教师群体。

  (三)中美媒体或公众人物问责教师的方式不同

  在我国,媒体及公众人物大多相互借力发声,表达观点。在“美式创新教育”假设的围城下,中国媒体报道及公众人物大多聚焦“素质创新”这一话题,“亲美者”将中国社会创造力不够归结为中国教师的课堂不像美国教师的那样创新,“敌美者”将中国学校的问题归结为教师没有按照老祖遗训“因材施教”。但无论“亲美者”还是“敌美者”,都坚信“没有教不好的孩子,只有不会教的老师”,责怪教师不给力,如童话大王郑渊洁作为公众人物因其与众不同的在家教育,2015年参加央视《开讲啦》节目,以个人经历,现身说法。[1]。近几年,随着留学人数的增多,“亲美者”与“敌美者”的话语交锋开始聚焦在西式“开放民主”课堂的捍卫与质疑上。例如据《中国教育报》报道,中国教育界掀起“雷旋风”,美国《第56号教室的奇迹》被人津津乐道;[2]而《齐鲁晚报》发出“56号教室没有奇迹”的檄文,以“洋教师雷夫火在中国冷在美国”这种揭老底方式,引起了关心教育的国人的好奇心与线下热议,并通过“校长传媒”等微信平台被广泛传播及线上争论。[3]一方面是媒体通过中西比较后反证中国教师还不错的报道,如央视直播间报道中国数学教师送教入英,给英国小学生印发乘法口诀表及布置家庭作业的传统中国式做法受到受访英国小学生及家长的欢迎;[4]另一方面是媒体通过中西比较反证中国教师不会教,如“中国教育在线”等微信平台或网站转载“美国老师和中国老师讲灰姑娘的故事”等等。

  而在美国,公众人物不仅与媒体相互借力、传播价值,还会建立民间组织、以实际行动推行其“问责教师”的理念。如2005年Guidera发起的提高学生成绩DQC,以成绩问责公立学校及其教师;华盛顿特区公立学校原负责人Michelle Rhee,2010年建立“学生第一”(Students First)组织,致力于废除教师终身制;[5]P1-67盖茨梅琳达基金会(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的Bill Gates致力于推进增值性教师评价。[6]p5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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