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教育学 >> 教育管理学
表象与内在:预防校园欺凌的现实困境与进路
2018年11月07日 14:10 来源:《青少年犯罪问题》 作者:宋远升 字号
关键词:校园欺凌;立法预防;惩戒;管理;社会失范

内容摘要:应当进行针对性、实用性的校园欺凌制度设计,从而实现校园欺凌现实与逻辑的有效对接及重构。

关键词:校园欺凌;立法预防;惩戒;管理;社会失范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宋远升,华东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

  内容提要:校园欺凌基于其攻击性、暴力性及危害性在社会中造成了相当程度的负面影响,从而成为近些年来社会关注的焦点。在国家层面上,我国逐步出台了相关规范性文件或者指导意见对此予以规制,然而,这并没有实现所欲的结果。究其原因,这与相关立法或者制度设计本身存在的缺失有关,其中有对校园欺凌定义或者范围界定不准、校园欺凌管控主体责任不明、针对校园欺凌者的应对措施威慑力不足等弊病。在实质方面,这和校园欺凌管控制度设计与相关基础性理论的冲突有关。这主要表现为我国校园欺凌立法或者制度设计与平衡原理或者社会学习理论相悖,这是相关的校园欺凌制度或者规范性文件不能发挥应有效能的深层因素。因此,应当进行针对性、实用性的校园欺凌制度设计,从而实现校园欺凌现实与逻辑的有效对接及重构。

  关 键 词:校园欺凌 立法预防 惩戒 管理 社会失范

  一、我国校园欺凌相关立法及制度设计的缺失

  基于校园欺凌具有较大的危害性,以及社会对校园欺凌的激烈反应,校园欺凌问题不再是局限于某个学校内部的“私事”,而是成为一种社会问题或者社会性话题,这也导致我国相关部门作出了一定的关于校园欺凌问题的立法回应。这主要包括2016年11月教育部、中央综治办、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9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防治中小学生欺凌和暴力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和2017年教育部、中央综治办、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11部门联合印发的《加强中小学生欺凌综合治理方案》(以下简称《综合治理方案》),从而使校园欺凌问题从个别化处置方式向着制度化处置方式转变。然而,《指导意见》及《综合治理方案》不仅在立法位阶上层次不高、效力欠缺,而且在具体的措施上语焉不详,并没有设计出针对性的、操作性强的校园欺凌处置措施,这主要体现在校园欺凌有效立法缺失、校园欺凌概念界定不准、对校园欺凌者的惩治乏力等诸多方面。

  (一)《指导意见》或者《综合治理方案》的效力问题

  由于校园欺凌事件近些年来的频发,且社会影响重大,相关的部委采取了相关应急性的措施,如制定了2016年5月由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印发了《关于开展校园欺凌专项治理的通知》(以下称《通知》),以及前文所述《指导意见》和《综合治理方案》,这些通知、指导意见或者治理方案,效力等级很低,甚至没有法律效力,只是一种建议或者指导性的意见,不具备可操作性。且上述通知、意见或者治理方案普遍采取了导引性的立法方式,如果要使其在现实中发挥作用的话,最终还是需要回到相关的部门法中,而部门法中又没有对此进行详细规定,使得它们之间在校园欺凌的治理方面衔接较差,结果导致校园欺凌的立法及司法操作比较紊乱。

  (二)校园欺凌定义或者标准的界定问题

  2016年《通知》中正式对“校园欺凌”进行了定义,将校园欺凌界定为:“发生在学生之间蓄意或者恶意通过肢体、语言及网络等手段,实施欺负、侮辱造成伤害,损害了学生身心健康”的行为。虽然该《通知》法律效力不高,但是,这是在国家层面上正式对“校园欺凌”进行的界定。到底“校园欺凌”具有何种内涵或者结构,其特征如何,标准及边界又在何处,《指导意见》并未作出明确的界定。此外,在《综合治理方案》中,校园欺凌被界定为:“中小学生欺凌是发生在校园(包括中小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内外、学生之间,一方(个体或群体)单次或多次蓄意或恶意通过肢体、语言及网络等手段实施欺负、侮辱,造成另一方(个体或群体)身体伤害、财产损失或精神损害等的事件。”然而,该界定仍然存在范围限定过于宽泛等弊病。这是因为,《综合治理方案》将校园欺凌的范围界定在“校园(包括中小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内外”,校园欺凌发生在校园内部不存在争议,而校园外发生的欺凌,有相当一部分与“校园”并无关系,则不应认定为校园欺凌,否则,校园欺凌则失之于外延不明之缺陷。可以说,校园欺凌的界定是与校园欺凌是否发生、相关法律责任及处置方式直接勾连的。在2016年12月的“中关村二小校园欺凌事件”中,就存在是否属于校园欺凌而产生争议的问题。其实,对于该事件的发生事实并无分歧,只是由于法律上并无明确的校园欺凌的定义或者标准,从而导致对该事件定性的难题以及如何处分的困境。相反,在美、英、日等国家,不仅管控校园欺凌问题有专门的立法,而且都对“校园欺凌”进行了专门、明确的界定,从而为校园欺凌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法律前提,同时也减少了处置此类问题时“校园欺凌”认定的争议。譬如,在美国,各州均在法案的开篇对欺凌行为进行了详细的立法定义,综合各州的定义,校园欺凌是指学生之间发生于学校场所或与学校相关场所(如上下学路上、校车上)长期的或可能长期发生的非必要的攻击性行为,这一行为包括但不限于侮辱性手势、语言攻击(包括口头攻击和书面攻击)、身体伤害,且这一行为具有明显的或可感知到的权力失衡的特征。随着网络的普及化,网络欺凌行为也开始出现,马萨诸塞州的法案中特别定义了网络欺凌行为,即利用网络技术或其他电子传播途径传播攻击、侮辱他人的信息,这些行为包括但不限于在网页、电子邮件、传真、社交平台等网络途径中公开某人的隐私、发表针对某人的侮辱性言论等行为。①此外,美国各州最初只是将校园欺凌界定为暴力案件,随着对校园欺凌问题认识的深化,降低了对校园欺凌问题的认定标准,对校园欺凌的法律执行也更为细化。这主要体现为一般会以列举的方式标明校园欺凌的具体体现形式。在英国,其政府教育与技能部将以下三种情况定义为“欺凌”:反复的、有意的或持续的意在导致伤害的行为,但偶发的事件在某些情况下也可被看作欺凌;个人或群体施加的有目的的有害行为;力量的失衡使得被欺凌的个体感觉失去抵抗。②我国台湾地区2012年颁布的“校园霸凌防治准则”更是详尽、准确地对校园欺凌定义及范围进行了界定。在该“校园霸凌防治准则”中,规定了校园欺凌范围既包括学校内,也包括与学校学习相关的校外场所;校园欺凌的类型包括语言、文字、肢体或者其他类型;采取的方式包括排挤、欺负、贬抑、骚扰、戏弄等;校园侵害的后果包括生理、精神或财产等方面(不论严重后果还是轻微后果都可能会构成校园欺凌);等等。

  (三)校园欺凌者的适当惩戒问题

  《指导意见》第6条规定了对校园欺凌者的惩戒措施,即对实施欺凌和暴力的中小学生必须依法依规采取适当的矫治措施予以教育惩戒,既做到真情关爱、真诚帮助,力促学生内心感化、行为转化,又充分发挥教育惩戒措施的威慑作用。可以说,《指导意见》第6条侧重于“加强思想道德教育”等方面。同时,上述规定基本属于较为宏观的表述,操作性较差,对校园欺凌者的威慑力有限,因此,一般不能使校园欺凌者得到适当的处置。此外,在该《指导意见》第6条中确实亦规定了对校园欺凌者可以采取相关的强制性惩戒措施,但是,仍然存在表述空洞、宏观、标准不明、操作性不强等方面的缺陷,从而使校园欺凌惩治异化为空洞的目标。在《指导意见》第6条中采取了导引式立法的方式,对于校园欺凌的惩治,其规定可以参照《未成年人保护法》《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法律法规予以处置。实际上,《未成年人保护法》主要涉及成年人对未成年人的侵害问题,其不针对或者不主要针对未成年人之间的校园欺凌。因此,保护对象或者范围上的差异使《未成年人保护法》对校园受欺凌者的保护非常有限。此外,通过《刑法》或者《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法律法规对校园欺凌者进行处分也存在适用范围错位之缺陷。这是因为《刑法》等主要是针对已经构成犯罪的未成年人的侵害行为,而校园欺凌按照《刑法》的标准则有可能不构成犯罪,从而二者之间的衔接出现障碍。即使校园欺凌的严重程度已经可以适用《刑法》处罚,但基于未成年人利益最大保护的原则性要求,使得达到犯罪程度的校园欺凌者实际上得到的相应刑事处分非常有限。相反,在美、日等国家,则对校园欺凌有着更为准确的定位及认识。美国甚至对校园暴力实行“零容忍”态度。对于达到一定程度的校园欺凌者,美国各州基本上在保护未成年被告人利益的前提下,采取了较为严厉的处置措施。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美国采取与成年人不同的刑事程序,这并不等于放纵未成年人校园欺凌或者犯罪。美国加州的法律规定,侮辱、凌虐同学即构成酷刑折磨的重罪,最高可被判处终身监禁并处1万美元罚金。除监禁外,美国少年法庭可以判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接受非监禁方式处罚,包括缓刑、罚款或者赔偿、送到青少年改造中心或训练学校管教等方式。③

  二、我国校园欺凌制度设计与相关基础理论的悖反

  (一)平衡原理

  平衡原理具体到校园欺凌中的未成年欺凌者、受欺凌者的利益分配/权衡上,应当尽量考虑到校园欺凌者、受欺凌者的多方利益要求,而不能片面考虑某一方的利益,否则就会在利益保护方面出现明显失衡的状态。这本身就不是科学、合理、利益均衡/兼顾的处置形式。基于平衡原理,在校园欺凌中的双方,无论是未成年欺凌者还是未成年受欺凌者,都应获得相对均衡的法律/司法或者社会保护。然而,在少年司法研究领域,却倾向于保护未成年欺凌者,而对于被欺凌的同样属于未成年人的受害者的利益,却往往予以选择性忽略、遗忘或者删除。可以说,同样都是未成年人,欺凌者受到更多权利保护,而被欺凌者却得不到相应的权利保障,本身就是对未成年人保护的误读。特别是在未成年被欺凌者在被欺凌后得不到保护,而欺凌者却以未成年保护的名义获得了诸多法律或者社会优待,这对未成年被欺凌者就会形成二次伤害。

  (二)社会学习理论

  对于班杜拉及法国社会学家加布里埃尔·塔尔德等坚持社会学习理论的学者而言,其都认为犯罪属于行为人在社会中习得的结果。因此,社会欺凌问题同样是社会学习的结果(当然不排除未成年人内在攻击性的动力因素)。同样,如果国家对校园欺凌缺乏有效的法律、制度予以规制,那么,这对校园欺凌者就是一种积极效果(审美暴力导致的成就感/快感),从而会刺激该校园欺凌者继续实施类似的不良行为,其他学生也会对这种校园欺凌行为进行模仿,从而导致校园欺凌问题的恶性循环。在我国,基于对校园欺凌性质认识不清、定位不准,同时,相关的法律制度或者措施也不具备可操作性,从而造成了校园欺凌管控的缺位状态。可以说,我国关于校园欺凌的规范性法律文件的制定及制度设计在很大程度上是与社会学习理论悖反的。

作者简介

姓名:宋远升 工作单位: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毕雁)
W020180116412817190956.jpg
用户昵称:  (您填写的昵称将出现在评论列表中)  匿名
 验证码 
所有评论仅代表网友意见
最新发表的评论0条,总共0 查看全部评论

回到频道首页
QQ图片20180105134100.jpg
jrtt.jpg
wxgzh.jpg
777.jpg
内文页广告3(手机版).jpg
中国社会科学院概况|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简介|关于我们|法律顾问|广告服务|网站声明|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