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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国教育丛谈】探赜教育范式转变的观念与实践
2020年07月28日 09:0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朱格锋 字号
关键词:生命观教育;语文教学;教育范式;思辨范式

内容摘要:在教学训练中,师生要“钻进去”,把碎片化的知识串起来并实现体系化,赋予其不同的语境和张力,进而又要“跳出来”,挣脱知识体系框架的约束,去营构一种思辨型的分析框架,从而实现由“求知范式”向“思辨范式”的转向。

关键词:生命观教育;语文教学;教育范式;思辨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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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7月8日,针对常州市河滨小学学生缪可馨跳楼事件,作为上级主管部门的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教育局,向社会公布了关于语文教师袁某某的最终调查和处理结果:认定袁某某存在违规违纪行为,并做出党内严重警告、收缴所受款物以及降低岗位等级三项处理。

  鉴于事件突出的悲剧性和避免再次让读者心灵受到次生戕害,就不再对发生于6月4日的事件进行赘述。时至今日,人们尤其是那些孩子尚在读小学的家长,对此事件仍抱持着深深的惋惜、愤怒和质疑:惋惜于一个活泼可爱、能够独立思考且具有无限可能的生命的陨落;愤怒于一个道德失范、业务能力堪忧的教师的拙劣人设;质疑于那个成绩优秀、热爱生活并善于观察的小女孩跳楼背后的吊诡逻辑。循此路径,人们希冀勾勒出事件的纵向路线,开掘出悲剧发生的根由,甚至是索要一个遵循报应论的刑事科责结果。然而,惋惜、愤怒也好,质疑也罢,也只是把该事件仅仅锁定在了孤案特例的论域,终将难以挣脱个案感知的分析框架和就事论事的思维定势。或许,我们更应该从中跳将出来,将其放大并还原为一个开放的公共性社会议题,摘下狭隘的情绪面具,进而以认识论的真伪替代价值论的是非,去探赜显白背后的隐微。

  现有教育体系急需补齐生命观教育这一短板

  如果有谁看过《宇宙与人》或者洞悉宇宙和人的关系,那他一定会惊叹于宇宙之浩瀚、地球之幸运和生命的之神奇。人是大自然孕育出来的生命精灵,是万千世象中的那一抹最耀眼的底色。自从有了人类,世界从单一的自然客体状态进化到了主客纠缠与共生的交互发展过程,人的创造性完成了对给定性的超越,旧貌换新颜,并渐次呈现出越来越丰富的意义。人和社会一体两面,人是社会中的人,社会是所有人连接起来的整体。生命是人的主体样态和构建社会的前提,具有不证自明的正当性和最高位阶的价值刻度。当代文明社会,生命还兼具人性和制度的双重依托,既构成最基本的法律权利,又是一项最严肃的伦理义务,基于此,虽经被害人同意的杀人行为亦不能被免除刑事追责,旨在减少患者痛苦的安乐死也极少获得立法认可。因此,人人都应该敬畏和保卫生命,学校、家庭与社会构成的教育系统,也应当包含对孩子进行严肃的生命观教育。然而,长期以来,我们过分注重对孩子的知识灌输,忽视对孩子的人格教育;在人格教育中,过于强调对孩子的思想道德教育,而轻视人身安全与健康教育;在人身安全与健康教育中,则又过于重视卫生健康与疾病预防和治疗,轻视人身安全尤其是生命教育。此次事件中,教师袁某某批改作文的确有不当之处,但即便假设她有言语上的侮辱和一定的暴力行为,一般情况下也不至于导致孩子径直跳楼的后果。在此,笔者无意为袁某某开脱,更不忍去苛责那个让人心痛的小女孩,只是想据此推展出忽视生命教育的事实性存在。生命只有一次,我们应该教育孩子无比珍视自己的生命,让他们了解生命所具有的寄托亲人情感、延续父辈血脉以及维持人类绵延连续的伦理价值和社会意义,并在他们年龄认知可接受的范围内,通过情景设置和生活体认,让其明白从生到死的巨大区隔,掌握应对危险的行为尺度和在不得已时为了生命安全而承受的损害限度,告诉他们人身安全比财产安全更重要,生命比健康更重要,告诉他们被老师无端指责或者被打骂后可以大哭一场,可以和老师辩解甚至是争吵,可以向家长倾诉,可以求助于学校其他老师,可以让社会公众做出评判,可以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和处理……但绝不可以用牺牲自己生命的极端方式去表达委屈、愤怒和抗争。

  语文教学亟待走出“文字游戏”的误区

  语言和文字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代码与人际交互的信使,正是基于这两大因素,时空才得以被识别和记忆,人类也才有了亘古至今、源远流长的历史叙事,可以说,人类社会就是一本厚厚的打开了的“语文书”。作为一门训练语言和文字的课程,语文科目在现有中小学教学课程体系中的地位可谓举足轻重,始终牢牢把持着中小学主科与核心课程的位置,语文老师担任班主任的占比也一直高居不下,更有“得语文者得天下”的说法,话虽了了,殊为精当。如果说数学是理化等自然科学的底层逻辑架构,那么语文就是史、哲、法、经、艺等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大厦的桩基与底座,而且,即使高度公式化和原理化的自然科学大多时候也不得不从语文那里寻求支撑。更为重要且必须指出的是,语文涉及的内容包罗万象,和日常生活最为贴近,它不仅是建构知识谱系的神器,还给人们为人处世提供一种最基本的指导和训练,并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一个人的思考方式和智性能力,正是通过语文这个窗口,人们初步了解了应如何观察世界、建立价值坐标、解决问题和处理人际关系等等。然而,目前语文更多的是作为一门知识学来定性和安排训练的,忽略了它作为认知世界基本框架的功能。就像《三打白骨精》一样,文字描述惟妙惟肖当然很好,但是语文的训练却不应该把心思完全放在这上面,文字是为理解和认知服务的,学生只要能进行准确的描述,文字之外的逻辑训练、所持立场、审视角度以及得出的结论,才更能呈现出语文教育训练的实际意义和效果。更有甚者,基于应试教育可量化标准的要求,为了应对考试中的客观题部分,语文再次被压缩并降格为文采学,诗词歌赋、修辞手法、起承转合等成为应对考试的必修技艺和常规训练内容,一个标点符号中可以蕴藏着微言大义,写作被格式化为“一引二议三联四结”万能模型,阅读冲着考点而去,四大名著甚至被改编为专门的备考版本……本是一门颇具开放性的博雅课程,在应试指挥棒的作用下,竟被扭曲和矮化为一项专事“文字游戏”的技艺训练。语文当然离不开抒情和审美,但说到底,它还是一门思维和认知的基础训练课程,而不应该仅仅停留在“文字游戏”的浅滩。

  教学训练应从“求知范式”向“思辨范式”转向

  就基础知识教育而言,中国明显走在了世界的前列,从国际上各大考试竞赛上中国学生的优异成绩就可见一斑。究其原因,这恐怕和中国现实教学训练中所整体践行的“求知范式”有关。人多但优质教育资源稀缺的客观现实,决定了升学选拔机制必然是一项以分数见真章的残酷博弈。通过分数纽带,这种机制会层层向下传导,从而形成“小学生考不了高分就很难进重点初中—初中生分数低则进不了重点高中—所在高中不行想进重点大学希望渺茫”的单向度线性逻辑。而分数机制必然导致考核和评价标准的高度细化和量化,评价的结果必须是多少分而不是ABC,否则就无法进行有效区别和筛选了。标准的细化,又决定了教学中突出知识点讲解与掌握、把知识点和考点高度吻合起来的“求知范式”。中国学生从小深受教科书的宰制,教科书本质上是一个松散的汇编式知识体系,但却不是一个彰显个性和富含思辨的思想体系。教师的教学工作,也是在遵循教科书的硬性要求而完成“知识的代际搬迁”这种规定性动作,知识的给定性、教师的权威性以及应试教育分数计算中所秉持的对错二元判准,成功压制了问题意识潜流的泛起,并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多元化的思辨和批判精神。此次缪可馨跳楼事件,从一个侧面可以说是应试教育对一般“求知范式”的严格管控与个体内里独立思想表达诉求之间产生剧烈冲突的结果。按照此种范式训练出来的学生,如果以后从事研究,将花掉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去适应新的工作范式,去降低原有思维的惯性阻滞,去慰平新旧范式之间的鸿沟和对立。

  世界是驳杂、动态、离散和张扬的,知识是有限、静态、线性和谦抑的,企图以知识去精准认识和严密框定世界的尝试注定是徒劳的。求知固然重要,但事实证明,无论是科技进步、制度演替,抑或是思想层面的觉解,都必须在知识地平线上进行研究、思辨、批判和创新,从而实现或大或小的进阶和跃迁。技能的掌握依赖于操作和经验的积累,或许还有灵光一现,而科学的进步则建基于对理据的系统研究基础上。研究体现的是对现实世界和实际问题的理论关怀,真正的研究应是以问题为导向的,这就需要有问题意识、批判精神和思辨能力等方面的教学训练,从而遵循一种“思辨式”的教学范式。其实,“教育的真谛就是把老师所教的都忘了之后剩下的那点东西”,也就是说,教育的目的是塑造一个个具备思辨能力和彰显自己价值的独立人格,而不是要流水线般生产出一批批可以熟练把玩知识的提线木偶。知识的教学训练仅仅是教育的手段和方法,而不是目的。因此,在教学训练中,师生要“钻进去”,把碎片化的知识串起来并实现体系化,赋予其不同的语境和张力,进而又要“跳出来”,挣脱知识体系框架的约束,去营构一种思辨型的分析框架,从而实现由“求知范式”向“思辨范式”的转向。

  (作者单位:江西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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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朱格锋 工作单位:江西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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