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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话题】高校内部治理体系创新的理论与实践
2017年10月31日 10:11 来源:《高校教育管理》 作者:平和光 卢威 姚荣等 字号

内容摘要:党的十九大提出“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而构建科学的高校内部治理体系则是深化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关键。但未来完善和创新高校内部治理体系仍面临诸多问题,例如如何保持高校外部治理体系与内部治理体系之间的平衡,如何分配治理主客体之间的权力(利),如何确保高校用好政府新下放的权力,在监管体系不完善或者监管能力不足的情况下高校会不会重新陷入一放就乱的怪圈,治理综合评价、分类评价、单一评价如何协同等等。

关键词:高校;内部治理;治理体系;学术本位

作者简介: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国家教育事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教育部等五部门关于深化高等教育领域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的若干意见》《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等,皆直接或间接把完善高校内部治理结构、提升高校自我治理能力作为重要的改革任务。党的十九大提出“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而构建科学的高校内部治理体系则是深化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关键。但未来完善和创新高校内部治理体系仍面临诸多问题,例如如何保持高校外部治理体系与内部治理体系之间的平衡,如何分配治理主客体之间的权力(利),如何确保高校用好政府新下放的权力,在监管体系不完善或者监管能力不足的情况下高校会不会重新陷入一放就乱的怪圈,治理综合评价、分类评价、单一评价如何协同等等。围绕上述问题,本期特摘选部分博士(生)的观点以飨读者。

  ——平和光

 

  卢威(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博士):高校内部治理体系革新应遵奉一些共同准则

  今天,“高校”是个宽泛的概念,无论世界一流大学还是大众社区学院均被冠以高校之名。不同类型层次的高校,并不适用统一的内部治理模式。尽管如此,各类高校之间仍共享学术组织的某些元素和特质,我国高校也面临共同的体制制约难题,这也就决定了其内部治理体系革新应遵奉一些共同准则。

  一是学术性准则。如布鲁贝克所说:“既然高深学问需要超出一般的、复杂的甚至是神秘的知识,那么自然只有学者能够深刻地理解它的复杂性。”高校组织活动围绕高深学问展开,决定了学者及其执掌的学术权力应在高校治理中居于主导,专业的行政管理是从学术活动中分化出来的,其合法性在于为教学科研服务。虽然加强以校长为中心的行政权力是近年来西方高等教育变革的重要走向,但对于匮缺学术自治传统的我国高校来说,增进治理的学术性和学者治校的主体性,仍是当务之急。

  二是民主性准则。当然,“就像战争意义太重大,不能完全交给将军们决定一样,高等教育也相当重要,不能完全留给教授们决定。”现代大学应具有民主治理结构,教师、学生和管理者作为学校的成员,均应具有参与治理的权利。学术权力在治理中的中心地位一旦绝对化,不仅可能导致学校缺乏整体行动能力、实施变革比较困难,而且,学术权力本身也可能钳制学术自由。当今我国高校治理仍有必要向教授治校传统复归,但教授治校并不意味着学术权贵做大和学术权力垄断。要不要教授治校其实是一个伪问题,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教授治校才是真问题。

  三是开放性准则。对作为“社会轴心机构”的高校而言,吸纳社会人士参与治理是必然选择。从美国经验看,通过在高校建立实体董事会制度,吸纳社会贤达参与重大事项决策,有效地联结了学校发展和社会需要。我国高校长期面向政府办学,对社会需求反应迟钝,这种状况亟须通过社会参与院校治理加以改变。但需要指出,增进社会参与治理,须以高校复归学术本位为前提。

  姚荣(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讲师,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博士):促进高校内部治理体系变革应基于“组织法”与“学术法”的基本规律和原则进行

  高校内部治理体系变革的关键在于,为学术自由提供组织保障。从宪法释义学的角度而言,高校内部治理结构(“组织法”)变革的目的,是促进与保障学术自由。基于任务决定组织的“组织法”原理以及学术法的“合作原则”,应促进高校内部不同类型权力(权利)组群的沟通、协商与制衡。当前,中国高校内部治理体系变革,总体上受制于外部治理体系变革所赋予或规定的制度空间。随着高等教育领域“放管服”改革的深化,大学自治与自律机制以及大学制度建设的步伐逐渐加快,大学章程与校规的“组织法”功能逐步凸显。当然,这种制度空间还相对有限。中国高校内部治理体系的趋同性,依旧甚于创新性。从长远而言,应基于《高等教育法》的修订,为高校内部治理体系变革提供更为广阔的法律与制度空间。一方面,将公立高校与政府分权纳入法治化的轨道,进而真正使公立高校作为独立自主“办学实体”的地位进一步凸显,避免教育行政规制过度干预高校自主办学。另一方面,在未来法律修订中,进一步规范大学内部不同类型权力的边界,尤其是廓清政治权力与行政权力以及学术权力的关系和边界。例如进一步明确党委常委会与校长办公会以及学术委员会等大学治理机构的权限和职责范畴,避免不同类型权力之间的僭越与错位。对于不同类型治理机构的权限范畴,应坚持权力配置的任务与功能导向。基于“事务的本质”,将不同类型的大学事务(学术抑或非学术),纳入不同类型治理机构的决策范畴。例如博士生招生,属于典型的学术事务,应将其纳入基础学术组织(院系)的决策范畴。实际上,目前我国部分研究型大学推行的博士生招生制度改革,也充分反映了这一改革导向。当特定大学事务,兼具学术与行政双重属性时,应加强不同类型权力(权利)组群的协商对话。

  总而言之,促进高校内部治理体系变革,应基于“组织法”与“学术法”的基本规律和原则进行,最终实现“任务导向型法权配置”。

  实际上,目前西方国家高校内部治理体系呈现出的“管理主义”导向以及我国大学内部治理体系长期存在的“泛行政化”乃至“泛政治化”特征,都是大学内部治理体系缺乏任务导向的体现 ,其成因都可以归结为外部力量的不当或者过度干预。因此,高校内部治理体系变革,如何回归增进与保障学术自由的本质,其关键在于重塑大学外部治理结构。换言之,大学内部治理体系变革的动力基础,在政府而不在大学自身。当学术自由与外部干预、大学自主与国家监督之间无法达成平衡时,大学内部治理体系创新将只能是妄想。

  包水梅(兰州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教授,厦门大学教育学博士):高校内部治理体系创新应坚守学术本位取向

  大学自中世纪形成之初就是一个学术共同体,是围绕着传播知识、探索学问而建立的机构,其根本组织属性体现为学术性。学术性是大学得以产生和长期以来安身立命的基础,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殿堂,直面苍生的人文关怀和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是大学最鲜明的价值符号。因此,现代大学内部治理体系建设和创新应坚守学术本位取向:理论上要明确高校内部治理体系的核心价值是保障实现大学的组织目标,保障大学的组织结构与管理、运行等符合大学固有的学术本位的发展逻辑,促使我国大学回归学术本位;大学内部治理体系建设和创新实践中要遵循学术本位的逻辑,这意味着大学内部治理体系建设要体现大学的精神和基本理念,体现对高深知识探索的价值追求等;大学内部治理体系的设计、建设,要受大学学术本位逻辑的主导;大学内部治理体系的理论研究要以大学的学术性本质为基础。否则,大学内部治理体系的实践与研究将陷入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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