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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萑:质性研究的范式属性辨
2018年12月10日 15:00 来源:《全球教育展望》 作者:宋萑 字号
关键词:质性研究范式属性;数据收集工具;经验思辨;资料归纳;量化标准

内容摘要:质性研究近年来在国内逐渐兴起,但其中存在不少误解、误用,也引发不少的质疑。

关键词:质性研究范式属性;数据收集工具;经验思辨;资料归纳;量化标准

作者简介:

  原题:质性研究的范式属性辨

  作者简介:宋萑,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中心副教授,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北京 100875

  内容提要:质性研究近年来在国内逐渐兴起,但其中存在不少误解、误用,也引发不少的质疑。文章首先梳理质性研究的四种范式属性:脉络性、意义性、诠释性和主体性;进而对有关质性研究的四类误解进行回应,提出质性研究并不只是资料收集工具手段,也并非基于个人经验的思辨,更不是简单的资料归纳,亦不适用于量化评估标准。

  关 键 词:质性研究范式属性 数据收集工具 经验思辨 资料归纳 量化标准

  标题注释: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院资助“质性研究方法教学与实践”教学研究课题。

  在西方研究方法论领域,目前是混合研究在引领第三次方法论运动,[1]而质性研究方法则属于第二次方法论运动的主流,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带动了对量化研究方法的反思。但是从中国大陆研究传统和沿革来看,质性研究仍然算是一种新兴的范式,逐渐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崭露头角,但也引发了不少讨论和质疑。[2]一方面是质性研究本身所带来的范式变革,对于习惯于传统思辨(定性研究)和量化研究范式的研究者而言,这是情有可原的,需要一个逐步理解、思考再到接受的过程;另一方面,国内学界对于质性研究方法规范本身仍存在不同的声音,而一些名为质性研究论文也存在着规范性、科学性的问题,更加混淆了大家对质性研究的理解。因此本文基于对质性研究方法领域的重要文献为基础,期以厘清其中的规范性问题,并对有关质性研究的误解或者存疑进行澄清和回应。

  一、质性研究的范式属性

  有关质性研究属性的讨论一直未曾停止过,关键原因在于质性研究这个“大树”有太多枝杈,[3]因此,不少学者试图从与量化研究的差异角度来思考质性研究的属性,名其为“非量化”(non-quantitative)。哈默斯利(Hammersley)就提出质性研究在以下四个特征上与量化研究不同:使用文字而非数字;关注意义而非行为;从数据中推导出假设;个案研究。但这种简单比较未能厘清质性研究的特质。[4]希尔费曼(Silverman)就此逐条提出不同意见:一是量化研究同样会使用文字,而质性研究也不排斥数字;二是量化研究通过测量工具来了解意义,而质性研究同样在观察中关注人类行为;三是质性研究也逐渐强调从假设中开始探究;四是质性研究能够透过个案研究来形成普适性的推论。[5]

  所以更为可行的方式可能是从质性研究概念内涵本身,及其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基础去辨析其特质。在2011年版的《SAGE质性研究手册》中对质性研究概念做出如下界定:“质性研究是一种将观察者置身于现实世界之中的情境性活动。它由一系列旨在让世界外显化的解释性、物化性实践活动所组成。这些实践活动转换着世界,它们将世界转变成一系列的表征,包括田野笔记、访谈、谈话、照片、记录或自我的备忘录。在这一层面上,质性研究包含着一种对世界的解释性的、自然主义的方式。这意味着质性研究者是在事物的自然背景中来研究它们,并试图根据人们对现象所赋予的意义来理解或来解释现象。”[6]与其他对于质性研究概念的界定比照,[7][8][9]其中有四个关键词尤为重要:脉络性(Context)、意义性(Meaning)、诠释性(Interpretation)和主体性(Subjectivity),而这四个关键词以可作为质性研究范式的四个关键特质。

  首先是脉络性。质性研究强调事物并非孤立存在的,而是置身于现实世界的情境脉络中的,这一情境脉络包括时间、空间、历史、文化、政治、社群、人际等诸多元素,事物是在情境中与其他事物联系之中而具有意义。或者按照韦伯(Weber)的看法,人正是生活在自己所编织的意义网络之上的生物,[10]而人类学家格尔兹(Geertz)则把这种意义网络称之为“文化”。[11]从韦伯的理解社会学看来,社会学就是对社会行动进行解释性理解的科学,在社会行动中,个体在赋予行动以意义的过程中总是将他者行为纳入考虑,换句话说,社会行动就是“行动个体考虑到他人行为,将自己行为指向他人的行为过程,并对行为赋予主观意义”。[12]正是因为社会世界中种种现象的文化承载、个体行动的他者取向,使得社会科学研究者寻找到不同于量化研究的质性研究取向——不是试图将复杂现象简化为若干变量之间的关系,而是基于整体观或历史观去看待社会现象。[13]

  其次是意义性。在质性研究者看来,意义性是与脉络性紧密联系的,任何社会事物是在特定脉络中获得其意义的,离开这一脉络,其意义就会受损、失去,也就无法被理解。例如交通红绿灯如果脱离现代社会、路口场景、民众认可,其所代表的“停止”和“通行”的意义就会失去。在泰勒(Taylor)看来,事物“只有在场域中具有意义,即是说,是在与其他事物意义的关系中具有意义”。[14]而意义本身则正是质性研究试图去探索、理解和解释的对象,质性研究者要透过对社会文化脉络中的诸多人造物、人类行为、社会现象的考察,把握它们背后的意义。早期人类学家都是试图在做这样工作,去考察和理解原始部落人群所创造符号、标志、仪式、制度等背后的意义,而让我们能够理解这些文化中不再存在的现象(诸如:巫术治病、夸富宴等)。或者正如布鲁纳所指出:“虽然意义是‘在心灵里’,但意义的根源和重要性却来自文化,因为它确实是在文化里创制出来的。意义的这种置身在文化事态之中的性质正是它之保证可以商议、可以沟通的道理。”[15]人类文明何以能传承数千年,正是这种意义的公共性或言文化的公共性,也因为这种公共意义的存在,让质性研究得以能获得可供研究的对象。换言之,质性研究的真正对象并非是红绿灯、某一村庄或某一社会现象,而是其背后的意义①。

  再者是诠释性。格尔兹在其《文化的解释》一书中言及人类学写作就是诠释:“要人们关注一个民族志记述的理由,不在于作者能够从遥远地区捕捉原始事实,然后像面具或雕刻那样把它们带回家,而在于他能够从何种程度上澄清这些地方的情况是什么,从而减少出自未知背景的未知行为自然会造成的疑惑——这是一些什么样的人?”[16]质性研究并不是把研究对象的话语、行为、文本原封不动地搬到读者面前,因为这些内容往往是琐碎且缺乏条理、甚至是相互矛盾的,质性研究者需要从中剥茧抽丝,拼凑出一个新的图景、新的故事,提供给读者。邓津等(Denzin & Ryan)借用Bateson的话提出这样一个论断:“所有质性研究者都是哲人——皆认为,从普遍意义上来说所有人类都是为更高级抽象原理所引导的。”[17]研究者则是要去探索“组织社会世界的普遍原则”。[18]虽然,不同质性研究者对“普遍原则”持有不同意见,但对于追求具解释力的理论则基本达成共识,希望能够基于所收集的资料,在归纳、整理、分析中提炼出具有概括性和抽象力的理论,进入对现象的比较“实质性”分析的层面。[19]

  最后是主体性。这一主体性首先是关乎研究者本人的,虽然早期人类学传统强调研究者的旁观和客观描述,但正如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田野日记所展示出来的,研究者作为一个人,其并不能完全客观地去记录事实。后来的人类学及其他社会科学逐渐认可到研究者主体性的存在,并进而强调这一主体性的不可或缺[20]。其次则是对研究对象主体性的尊重。在质性研究者看来,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总是与人相关的,无论何种社会现象、人造物或者社会行动,都是由人(行动者)来赋予意义的,在舒茨(Schultz)的眼中,这个世界本身是包含“多重真实”,即便是当事人自己的话语、行为本身都已然包含着他们对于这个世界的理解,本身就是“被诠释过的事实”[21]。而最后,主体性在质性研究过程中转型为“互为主体性”(inter-subjectivity),即质性研究过程就是研究者主体和研究对象中行动者主体之间的互动建构,研究者是在自身经验世界的参与下通过与行动者(及其经验世界)的对话、协商②,而实现视域的融合以达成理解。[22][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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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宋萑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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