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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国平等:当前学校德育变革的目标导向
2017年09月20日 13:21 来源:《中国教育学刊》 作者:靖国平 涂雨轩 字号

内容摘要:从“知晓的德育”走向“智行的德育”的路径选择在于:培育自律、自觉与自决的道德理性智慧,提升参与、共振与升华的道德价值智慧,彰显担当、履责与善行的道德行动智慧。

关键词:知晓的德育;智行的德育;道德教育;学校德育

作者简介:

    原标题:从“知晓的德育”转向“智行的德育”——当前学校德育变革的目标导向及其路径选择

  作者简介:靖国平,湖北大学教育学院院长,教授,中华文化发展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涂雨轩,湖北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武汉 430062

  内容提要:在现代化、全球化、信息化高度叠加的时代,学校教育长期形成的“知晓的德育”教化模式尽管存在着某种合理性,但遭遇了严峻的挑战,暴露出风险社会的“阿伦特困境”。为此,应朝着“智行的德育”目标转向,分别以智慧型、“当事人”、责任公民道德人格,修正知识型、“局外人”和单体道德人格,培养“善于过有智慧的道德生活的人”。从“知晓的德育”走向“智行的德育”的路径选择在于:培育自律、自觉与自决的道德理性智慧,提升参与、共振与升华的道德价值智慧,彰显担当、履责与善行的道德行动智慧。

  关 键 词:知晓的德育 智行的德育 道德教育 学校德育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二五”规划2013年度教育学一般课题“化知识为智慧:素质教育实践中的转化机制研究”(项目编号:BHA130050)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808(2017)02-0083-06

  不可否认,当前社会公共道德生活陷入严重的困境和危机之中。美国政治理论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在《过去与未来之间》一书中揭示了现代世界普遍存在的一种教育困境:“教育本质上不能放弃权威或传统,但它又必须存在于一个既非权威所建构,又无传统可维系的世界里。”[1]“阿伦特困境”的巨大挑战在于,在“去权威”和“后传统”时代,多年以来人们习以为常的确定、统一、例行的道德生活方式正在瓦解,又何以能够保持或延续社会伦理生活的普遍规则和公共秩序?从学校德育变革来说,我们该如何既与时俱进,拥抱一个开放、多元、差异、个性化的时代,同时又接纳、承续、恪守德性之共识和文明之通规?“知晓的德育”之“告知—认同—执行”的道德教化模式,如何走向“智行的德育”之“澄清—担当—智行”的道德养成模式?

  一、“知晓的德育”存在的合理性及其时代困境

  从人类教育的起源和发展上讲,教育具有告知、示范、模仿等显著特点。不论时代如何发展变化,人类教育活动的告知、示范和模仿都是不可缺少的,否则教育便失去了最基本的支撑和依托。但这并不意味着教育的方式只有告知、示范和模仿,尤其是那些简单、机械、单向的告知、示范和模仿。在21世纪全球化、信息化时代浪潮的不断冲击之下,学校德育如何在变革告知、示范和模仿等方式的基础上,探索更加符合社会发展需要和人的发展规律的教养方式,是一个需要重点研究的课题。

  (一)“知晓的德育”存在的合理性

  所谓“知晓的德育”主要指学校向学生传播并引导他们掌握系统的道德知识,培养其道德认识和道德情感,并采取相应的书面考试进行检测与评价的教育。这种做法是多年以来学校德育的常态和常规。近年来,学校德育研究中出现一股强力批判“知晓的德育”的思潮。学者们认为这种形式的德育,只是将德育课程当作一般学科知识来讲授,注重道德理论学习,要求学生死记硬背,导致学校德育脱离个人德性生活,“德知”与“德行”存在“两张皮”现象。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知晓的德育”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产物,也是人类传承道德文明的重要保障,其存在与发展具有必然性和合理性。

  其一,人类的道德与文明是世代传递、承前启后的。“任何社会都需要对新生一代进行社会文明的规训、教导,以保证新生一代对人类过往文明的认知、认同,从而保障人类文明的薪火相传。”[2]人类所有的知识教育都具有告知性,这种告知及传递只有通过课堂教学才能更加有效地进行。“知晓的德育”注重系统地传递道德知识,引导学生习得这些符号知识,产生相应的道德认知、情感和行为。学校道德知识学习包括来自日常生活实践的直接经验,但主要是人类道德文化遗产中的间接经验。“社会通过传递过程而生存,正和生物的生存一样。这种传递依靠年长者把工作、思考和情感的习惯传达给年轻人”。[3]这些工作、思考和情感的习惯是沿袭种族的传统、结合长者们的实践经验一代又一代传承下来的,是经得起考验的。

  其二,知是行之始,“知德”是“行德”的基础和前提。学习系统的道德知识,形成正确的道德认识和判断,是个人道德形成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大学》开宗明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之道,首先要“明明德”,再通过去伪存真、弃丑扬美,最后止于至善。“明明德”就是要清清楚楚地知道何为善恶,懂得明辨是非及如何做善事、做好人。学校道德教育提倡“知、情、意、行”四位一体,道德知识为首,道德情感、道德意志、道德行动都源于道德知识。人只有掌握正确的道德知识,才能全面地发展道德素养,形成健全的道德人格。

  其三,“知晓的德育”是长期形成的有效德育方式之一。美国教育家杜威指出,学校教育具有“简化、净化、平衡”人类一切文化资源的功能。显然,学校德育对社会上庞杂的、不良的信息进行筛选、过滤和排除,整合成积极向上、适合学生道德发展的知识,是“知晓的德育”的传统优势之一。“教育者以其良好的主观愿望和某种外在目的为出发点,自觉或不自觉地封锁部分真实的信息,而只把自认为‘纯净的’‘安全的’信息灌输给学生,以便确保预期目标的实现。”[4]通过对道德知识和信息的筛选,学校德育能使学生避免受到不良因素的影响,进行较为全面的品德教育和行为训练,帮助他们提高德性认知能力。科学、系统的学校德育遵循学生道德认知发展特点,符合不同年龄阶段学生接受理解能力和品德发展的规律。

  (二)“知晓的德育”遭遇的时代挑战

  进入21世纪以来,人类社会发展更加开放、更加多元、更加迅速、更加冲突化和复杂化。在这种复杂多变的社会格局面前,传统意义上“知晓的德育”受到强烈的冲击,遭遇严峻的挑战。

  其一,“知晓的德育”难以应对社会价值多元化、断裂化的冲击。在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价值多元化现象,导致了社会共同价值的离析和断裂。正如鲁洁教授所言,在社会转型阶段,从精神层面看,“用以解释世界、统整价值的普遍意义系统也就被分解,每个人都成为自己的上帝,每个人都在建立自己的价值系统和意义世界,每个人都再也不需要从某种共认的、终极的、历史的传统和普遍的习俗中去获取价值的资源,所凭借的只是他自己的经验”[5]。这种局面造成人与人之间道德认同感、共通感和信任感的下降,人们主要凭借个人的经验来判断是与非、对与错、善与恶。人们心中的道德标准越来越模糊且难以恒久和笃定。由此导致的道德迷惘不胜枚举:老人摔倒了,扶还是不扶;他人受到不法分子的伤害,帮还是不帮。扶,报纸上报道扶老人反被讹诈的事发生在自己身上怎么办;不扶,如此冷漠似乎违背了道德准则。帮,倘若自己也受到牵连怎么办;不帮,倘若他人因为没有及时得到帮助而受到伤害,自己又会受到良心上的谴责。在“左右为难”的抉择面前,人们常常感到迷惘无措。显然,仅从课堂和书本上学到的道德知识,无法帮助我们在实践中作出明智的道德判断和行动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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