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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中国之行与南高师—东南大学教育学科的发展
2021年01月15日 10:08 来源:《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 作者:冯建军 字号
2021年01月15日 10:08
来源:《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 作者:冯建军
关键词:杜威;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教育学科

内容摘要:

关键词:杜威;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教育学科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冯建军(1969- ),河南南阳人,教育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研究方向:教育基本理论、教育哲学、公民与道德教育。江苏 南京 210097

  内容提要:1919年,杜威的中国之行,不仅是20世纪上半叶中外教育交流史上的一项盛事,而且影响了近代中国教育乃至社会的发展。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南高师)作为杜威来华的邀请方之一,在杜威来华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南高师与东南大学的师生郭秉文、陶行知、陈鹤琴、郑晓沧、汪懋祖、徐养秋、常道直、刘伯明、姜琦、吴俊升等都深受杜威教育哲学影响,在宣传和传播杜威的思想上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杜威的中国之行,以南高师为据点,以杜威的弟子为核心,形成了中国杜威教育学派,改变了中国教育学的发展方向。他们把杜威的思想付诸实践,创办试验学校,引领了近代中国的教育变革。

  关 键 词:杜威;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教育学科

  标题注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重点课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学史”(AOA180016)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G40-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11X(2019)04-0005-09

  2019年是杜威(John Dewey,1859-1952)访华100周年。一百年前,这位被近代中国知识界誉为“美国教育大家”“世界思想领袖”的著名教育家应邀来华讲学,不仅成为20世纪上半叶中外教育交流史上的重要事件,而且其思想对近代中国教育的影响巨大,以至于胡适(1891-1962)预言“在最近的将来几十年中,也未必有别个的西洋学者在中国的影响可以比杜威先生还大的”①。一百年后的今天,历史印证了胡适的预言,杜威成为今天中国教育学者乃至每个中国教师耳熟能详的名字,他的“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从做中学”为中国教师广为熟知。

  在推动杜威访华这件事上,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以下简称“南高师”)发挥了重要的助推作用,南高师也成为传播和实践杜威教育思想的重镇。研究这段历史,一是为了纪念杜威访华一百周年,二是借助这一事件了解南高师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教育学科发展中的贡献。

  一、南高师与杜威的中国之行

  (一)南高师积极推动杜威访华

  1919年2月,杜威偕夫人艾丽丝(Alice Chipman)、女儿露茜(Lucy)利用休假机会到日本游历、讲学。3月,这一消息被杜威在中国的弟子北京大学的胡适、南高师的陶行知(1891-1946)知道后,他们动议“南北统一起来打个公司合办”②以邀请杜威来华。适逢南高师教授郭秉文(1880-1969,后任南高师校长)和北京大学教授陶履恭(又名陶孟和,1889-1960)赴欧考察战后教育,3月14日,他们顺道经过日本时,当面拜访杜威并邀请他到中国讲学。在后来杜威博士致胡适的函中说:“你问我能否在中国讲演,这是很荣誉的事,又可借此遇着一些有趣的人物,我想我可以讲演几次,也许不至于我的游历行程有大妨碍。我想由上海到汉口再到北京,一路有可以耽搁的地方就下来看看。”③杜威原打算五月中旬到中国,住不长的时间,以游历为主,间或做几次演讲,于七八月间返回美国。但当郭秉文、陶履恭教授邀请他到中国讲学时候,他改变了原先游历为主的打算,“郭秉文博士和陶履恭教授前天来看我,他们问我能否在中国住一年,做讲演的事。这个意思很动听,只要能够两边大学的方面商量妥了,我也愿意做。我觉得几个月的旅行实在看不出什么道理。要是能加上一年功夫,也许我能有点观察了。”④。

  杜威愉快接受了其中国弟子来华讲学的邀请后,国内随之启动了杜威来华的接待事宜。1919年4月,蔡元培(1869-1940)致电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巴特勒,敦聘杜威主讲于北京大学一年。最后以五个团体的名义共同邀请杜威来华讲学。这五个团体是:北京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江苏省教育会、浙江省教育会、尚志学会。在邀请杜威来华过程中,南高师是最积极的,郭秉文亲赴日本,陶行知作为南高师的代表联络各方,并亲拟南高师接待杜威的办法数条,请胡适与北大校长蔡元培、江苏省教育会负责人沈恩孚(1864-1949)、蒋梦麟(1886-1964)等磋商。

  1919年4月27日,杜威等一行乘坐“熊野丸”号驶离了日本,于4月30日下午抵达上海。北京大学代表胡适、南高师代表陶行知、江苏省教育会代表蒋梦麟亲自到码头迎接⑤,并接到江苏省教育会招待寓所沧州别墅下榻。

  表面来看,杜威来华,不过是其中国弟子邀请老师游历中国并顺便讲学,但其实背后还有更深刻的用意。“杜威博士来华,正值大学动手革新的时候,但是我们几个人提倡的力量太弱,一点小小的风光还不配照遍全国。这时候杜威博士来了,我们不知借了他多少光,因而照到多少地方。”⑥杜威的中国弟子希望借助于杜威“光芒”,帮助中国“建设新教育”,从而实现教育救国的愿望。

  杜威来华,是一个偶然事件,但杜威来华之后,杜威思想契合了五四时期知识界渴望的“民主”“平等”“科学”“博爱”精神,与五四运动变革社会的要求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杜威抵至中国后的第四天,便爆发了五四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的“民主与科学”符合他通过社会改造建设民主社会的理想。中国的新生势力和一些新事物也引起他很大的兴趣,他想留下细细观察。于是,他改变了行程,两次续假延长在中国的时间。从1919年4月30日到达中国,直到1921年8月2日离开,杜威在中国两年三个月又三天,足迹遍布中国11个省和北京、上海、天津3市,做了200多次讲演,所到之处受到欢迎,所讲内容广为传播。杜威女儿在《杜威传》中这样描述杜威在中国的演讲:“听他讲演的,不仅有学生和教师,而且还有其他知识阶层的代表。这些地方的报纸也充分报道了杜威的讲演活动。在许多情况下,杜威所做的讲演都由一位速记员记录下来,然后发表在一些广泛发行的小册子上”。⑦

  (二)杜威在南高师的演讲

  1919年5月3日和4日,在上海的江苏省教育会会场,杜威先后作了两场《平民主义的教育》演讲,有千余青年冒雨赶来,会场人头攒动,“听者之众,几于无席可容”⑧。首场演讲会由陶行知负责组织,江苏省教育会负责人沈恩孚主持会议,蒋梦麟担任翻译,潘公展(1894-1975)记录,由此杜威开始了中国的演讲之旅。5月5日他应浙江省教育会邀请,去杭州演讲;5月7日在浙江省教育会做了题为《平民教育之真谛》的演讲,郑晓沧(郑宗海,1892-1979)担任翻译。

  在游览杭州后,杜威于5月17日抵达南京。杜威在南高师的演讲主要集中在两个时段:1919年5月18—21日、24—26日,1920年4月9日—5月16日。1920年4月9日—5月16日,杜威在南高师系统讲授三门课程,分别是《教育哲学》,星期五下午,8时至9时;《论理学》,星期四下午,2时至3时;《哲学史》,星期六下午,2时至3时。1920年5月7-8日,杜威受江苏省教育厅邀请,在南高师为省立学校校长、各县教育行政人员做了4次演讲,南高师教员和学生踊跃参加旁听。5月16日在江苏省议会讲演“平民教育之精义”,郭秉文、刘伯明(1887-1923)翻译。杜威在南高师的演讲总计50次(具体讲演情况见表1),占了其在华演讲总数⑨的近1/4。南高师的三大讲演经刘伯明译记,结集由上海泰东图书局1920年11月出版。在这一个半月中,杜威除了演讲外,还在南高师与南京教育界人员开谈话会,通过设题答问的形式回答他们关注的问题,涉及“儿童公育”“男女同校”“军国民主义”“新青年与守旧派共事”“教育救国”等,其真知灼见对南高师师生启发良多。1920年5月17日,杜威结束南京讲演,到江浙一带讲演,南高师选派刘伯明、杨贤江(1895-1931)、郑晓沧等陪同并担任翻译。南高师也由此成为南方联络杜威讲演的总机关。

  表1 杜威在南高师的讲演一览表

  (三)南高师对杜威思想的传播

  在中国,最早将杜威的教育思想介绍给国人的是蔡元培。1912年2月,蔡元培在《新教育意见》中提到实用主义,“此其说创于美洲,而近亦盛行于欧陆”。蔡元培指出:“我国地宝不发,实业界之组织尚幼稚,人民失业者至多,而国甚贫。实利主义之教育固亦当务为急者也”。⑩1913年10月,《教育杂志》第5卷第7号刊登了庄俞(1876-1938)的《采用实用主义》和黄炎培(1878-1965年)的《学校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1916-1918年,《教育杂志》连续刊载介绍杜威教育学说的文章,如1917年第4卷第9号发表署名“天民”的《台威(杜威)氏之教育哲学》《台威(杜威)氏明日之学校》等。1918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友会杂志》第1卷第1期也发表了陶行知的《试验主义之教育方法》。

  在邀请杜威来华期间,1919年3月31日,陶行知在《时报·教育周刊》“世界教育思潮”专版发表《介绍杜威先生的教育学说》。1919年2月,由江苏省教育会联合北大、南高师、暨南学校、中华职业教育社等创办《新教育》。《新教育》由蒋梦麟担当主干,南高师郭秉文、刘伯明、陶行知、朱进被吸收到编辑队伍中。1919年第1卷第1期《新教育》发表陶行知的《试验主义与教育》、刘经庶(即刘伯明)的《试验的论理学》,第2期发表郑宗海(即郑晓沧)的《杜威氏之教育主义》,第3期专门开辟“杜威专号”,刊出杜威的照片和《杜威先生传略》,以及胡适的《杜威哲学的根本观念》《杜威的道德哲学》、蒋梦麟的《杜威之伦理学》(伦理学和道德哲学)和刘经庶(刘伯明)的《杜威之论理学》、朱进的《教育与社会》,把宣传介绍杜威教育思想推向高潮。《新教育》所刊杜威思想的文章,主要作者为陶行知、俞子夷(1886-1970)、蒋梦麟、郑晓沧、胡适、陈鹤琴(1892-1982)、郭秉文,他们多为哥伦比亚大学杜威的弟子,也多为南高师教员。《新教育》成为宣传杜威思想的重要阵地,南高师也成为宣传杜威思想的主力军。1919年12月,南高师少年社会杂志社还创办了《少年社会》,王炽昌任主编。这是一份五四时期的进步刊物,也是南高师宣传杜威思想的主要阵地。其宗旨为以研究、批评、奋斗、创造为信条,强调教育的重要性,主张以教育为改造社会的手段。《少年社会》刊登了杜威在南高师的演讲,以及《本社社员欢迎杜威博士记事》《本社社员与杜威博士的谈话》和吴定良的《杜威论中国人心理的改造》等。可惜,《少年社会》只办了一年就停刊了。

  杜威的讲演所到之处都有人翻译和记录,随后很快整理在报纸发表或者出版。在南高师,郭秉文、陶行知、陈鹤琴、郑晓沧、刘伯明等先后担任杜威讲演的翻译工作,南高师学生郭智方、张念祖、金海观、倪文宙、邰爽秋、施毓祺等笔记。翻译者中除刘伯明外,其他人都是杜威的学生。刘伯明,1915年毕业于美国西北大学,主攻哲学与教育,虽然他不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毕业生,但他是杜威实用主义教育的信徒,他的妻子陈芬资是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硕士毕业。1915年,他回国后被聘为金陵大学国文部主任,教授哲学、哲学史、教育学等。1919年任南高师教授兼训育主任。杜威来华后,他担任了杜威在南高师演讲的主要翻译工作,整理出版了《杜威三大讲演》。此前,1918年7月,刘伯明还翻译了杜威的《思维术》(How We Think),经沈恩孚、郭秉文校对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20年,商务印书馆还出版了由他口译的单行本《杜威教育哲学》。郑晓沧也翻译了杜威的《德默克拉西的真义》《科学与人文之关系》《教育与实业》等多篇演讲。此外,郑晓沧还撰著了《杜威博士治学的精神及其教育学说的影响》《杜威博士教育学说的应用》等文章(11)。1922年10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南高师的学生常道直(1897-1975)编译的杜威的《平民主义与教育》。

  二、杜威在南高师—东大的弟子

  杜威来华,是以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的身份进行学术访问的。当时南高师—东南大学(以下简称“东大”)教员中郭秉文、陶行知、郑晓沧、陈鹤琴、张諤(士一)、汪懋祖(典存)、徐养秋(则陵)、朱斌魁(君毅)、程其保(稚秋)都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毕业生,后来任教于国立中央大学的邰爽秋、黄敬思(仲城)、常道直(导之)、尚仲衣、罗廷光(炳之)、萧孝嵘、萧承慎、沈亦珍等也是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生。他们在留学期间直接和间接都受到杜威思想的影响,也在杜威来华前后传播着杜威的思想,成为中国杜威教育学派南高师的重要成员。

  郭秉文,1911年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修教育学,1912年获硕士学位,1914年获哲学博士学位,是第一个获得教育学博士学位的哥伦比亚大学中国留学生。1915年学成回国,协助校长江谦筹建南高师,受聘为南高师教务主任。1919年9月,任南高师校长。1921年10月,任国立东南大学校长,兼掌两校。在促成杜威访华一事中,郭秉文是南高师方面的主要支持者和推动者之一,南高师学生吴俊升(1901-2000)这样写道:“公(指郭秉文——引者注)为杜氏及门弟子,杜氏赴华讲学,公实促成,而杜氏教育学说之影响于中国教育至钜,公有倡导传播之功。”(12)其实,郭秉文不只传播杜威的思想,而且在担任南高师和东大校长期间,将数百名中国留美学生组成的中国科学社迁来南高师,使之成为南高师、东大师资的主要来源。他以美国为蓝本,对东大进行了一系列教学管理改革:首创大学男女同校,改革教学方法,实行选课制,倡导教授民主治学、学生民主自治,开办暑期学校(13),把杜威的教育思想运用高等教育之中,使东大成为实施杜威实用主义思想的重要阵地(14)。

  陶行知,1915年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教育学,研习杜威和克伯屈的教育哲学、孟禄的教育史。1917年回国,到南高师任教,1919年任南高师教务主任。杜威访华之时,陶行知积极联络,并担任杜威在华讲演的翻译工作。美国学者布朗称“这或许是陶行知同杜威理论最持久的一次直接正式接触”。(15)他强调教育对于社会改造的作用,开展平民教育、乡村教育、国难教育、大众教育、科学教育,主张教育救国。他创办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结合中国农村实情,创造性地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的主张。他把杜威的教育思想运用到乡村教育和社会教育中,是杜威学说坚定的追随者和实践者。费正清评价他是杜威“最具创造力的学生”,“他正视中国的问题,则超越了杜威”(16)。1946年7月25日,陶行知逝世,杜威、克伯屈发唁电评价陶行知:“其功绩,其贡献,对于中国之大众教育,无与伦比,我们必须永远纪念并支持其事业。”(17)12月9日,在美国纽约举行的陶行知追悼会,杜威担任名誉主席,并发表演讲。

  陈鹤琴,1917年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习教育学、心理学。1918年获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硕士学位,同年应郭秉文邀请,到南高师任教,讲授儿童心理学课程。东大成立后,任东大教授和教务主任,并创办南京鼓楼幼稚园,提出“活教育”理论,进行幼儿教育的改革试验。陈鹤琴虽然不是杜威的授业弟子,但他注册旁听杜威的教育哲学课程,并经克伯屈引荐由此信任杜威的实用主义思想。陈鹤琴的“活教育”理论深受杜威教育思想的影响,他把杜威思想在幼稚教育事业中发扬光大。

  郑晓沧,1914年赴美国威斯康辛大学,修教育学,获学士学位。后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教育学,师从杜威,1918年获硕士学位,同年回国,后任南高师教育学教授。杜威访华前夕,为欢迎杜威的到来,郑晓沧翻译和发表了宣传杜威的一系列文章,为宣传杜威造势。杜威到苏杭一带演讲,郑晓沧以学生身份陪侍左右并充当翻译。

  汪懋祖(1891-1949),1916年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专攻教育学,1919年获得硕士学位,1920年回国。1926年任东大教授、教育系主任。他主张“教育源于生活,而改造生活”,并在他后来创办的苏州中学实践。

  徐养秋(1886-1972),1917年留学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获史学硕士学位。1918年,到芝加哥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教育学,1920年获教育学硕士学位,同年回国,任南高师教授兼教育科主任。徐养秋与陶行知、陈鹤琴一起开展教育实验。他在担任东大教育科主任期间,主持创办东大附中,期间与廖世承(1892-1970)等在附中推行“六三三”新学制。

  三、杜威来华对南高师教育学科发展的影响

  杜威的讲演,使“吾国教育界顿开一新纪元”(18)。这一新纪元包括教育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教育理论方面,以杜威的弟子为核心形成了中国杜威教育学派,输入了教育哲学的新学科,开启了教育学科发展的新方向;在实践方面,将杜威的思想应用于高等教育、社会教育和幼稚园教育,进行南高师的教育教学改革,创办南高师附小、附中、鼓楼幼稚园、晓庄乡村师范等中国式“杜威学校”,推进了中国近代教育的现代化进程。

  (一)形成了中国杜威教育学派

  “学派”是由一个人物的核心思想及其追随者和实践者而成的学术流派。《辞海》对“学派”的解释为“一门学问中由于学说师承不同而形成的派别”。这是因师承传授导致门人弟子同治一门学问而可以形成“师承性学派”。杜威来华演讲后,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师承性学派”。学派的代表人物以杜威在华弟子为核心。其中,杜威教育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南高师的郭秉文、陶行知和陈鹤琴是主力军。他们分别将杜威的教育思想在高等教育、社会教育与平民教育、幼稚园教育上得以创造性地继承与发展。

  1919年,正值杜威来华,郭秉文出任南高师校长,后任国立东南大学首任校长,直到1925年离开。在他任南高师和东大校长期间,是他对杜威教育思想实践最彻底的时期。他运用杜威的教育思想改革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教学方法,推行课程改革。在教育管理体制上,设校务会议作为议事机关,实施校长领导下的“三会一体”制(即评议会、教授会、行政委员会)和学生自治会,形成“学者治校、学术自由、学生自治”的民主体制和氛围。在课程改革方面,通过《改良课程案》,决定实行以主辅修制为形式的选科制度,允许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和特长自由选择学习科目或有一定限制地选课。学校开设必修课和选修课,学生修完规定的学分即可毕业。在教育方法方面,改革教授法,倡导教学合一。陶行知教授等提出,南高师应首举改革的旗帜,用“教学法”来代替“教授法”,郭秉文校长极力支持。建立教育专修科,倡导教育学科学化。1918年,南高师设立教育专修科,陶行知为首任教育科主任。教育科筹办之初,陶行知就提出“教育理论应根植于自然科学,并把教育学的成果,广泛地运用到实践中去”。(19)所以,南高师教育科从设立伊始,陶行知就把“科学常识”列为教育科学生的必修课,开展科学教育,办附小、附中,进行教育实验,促进教育科学化。

  如果说胡适是杜威哲学在中国的集大成者,那么陶行知可以说是杜威教育思想在中国的集大成者。陶行知不仅继承和发展了杜威的生活教育理论,提出了自己的生活教育理论,而且把杜威的民主主义教育思想结合中国“五四”时期的社会现实,开展平民教育运动,创办乡村师范,将生活教育理论付诸实践。陶行知教育理论的核心是生活教育。他与杜威一样批判传统教育与生活的脱离,杜威提出“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陶行知将它翻了个跟头,提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颠倒,而是反映了不同的思路、不同的理念。杜威所要解决的是教育与生活脱节、学校与社会分离的问题,提出的方案是为了更好地完善学校教育;而当时中国的现实问题,急需的不是完善学校教育,而是唤醒社会大众的民主意识。因此,陶行知反对把目光限在学校教育改进上,这样做太狭隘。他指出:“教育可以是书本的,与生活隔绝,其力量极小。那全部生活去做教育对象,然后教育的力量才能伟大,方不至于偏狭。”(20)陶行知提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就是要发挥生活的教育作用,把社会办成学校,去教育广大民众,提升他们的文化素养,唤醒他们的民主意识。遵循这一思想,陶行知重视平民教育、社会教育。1923年5月,他与黄炎培(1878-1965)、晏阳初(1890-1990)等发起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还与朱经农(1887-1951)合编《平民千字课本》,通过筹办平民学校、平民读书处、平民问字处推行平民教育。陶行知的“教学做合一”是其生活教育的方法论,这一方法不只是运用于南高师的教学改革中,还体现在他所创办的晓庄乡村师范学校实践中,开展乡村教育。“教学做合一”是对杜威“做中学”的创造性发展。杜威的“做中学”只重视“行”,没有其他。陶行知则从行知互动,“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上阐释知行合一于行,在认识论上不同于杜威的“做中学”。由此可见,陶行知不仅创造性发展了杜威的教育思想,更可贵的是,他结合中国社会的现实将之运用到民主社会建设之中。因此被毛泽东主席誉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

  陈鹤琴1919年哥伦比亚大学硕士毕业后,应郭秉文的邀请,回南高师任教。他不仅在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时与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有接触,而且回国后,与胡适、陶行知等一起秉承杜威的思想开展教育改革和教育实践。1920年春,他参加新教育共进社。1921年,参加中华教育改进社。1923年秋,创办南京鼓楼幼稚园,试验科学化、中国化的幼稚教育。在大量幼儿教育实践中,陈鹤琴吸收了杜威教育思想,提出了“活教育”理论。“活教育”是“中国化”的幼稚教育,教育目的是第一位的。他提出“活教育”目的有三个层次,即“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现代中国人”应具备五个方面的条件:要有健全的身体,要有建设的能力,要有创造的能力,要能够合作,要有服务精神。鉴于传统教育内容与生活的脱离,他提出到大自然、大社会中去寻找“活教材”。“活教材”是指取自大自然、大社会的直接的书,即让儿童在与自然和社会的直接接触中,在亲身观察中获取经验和知识。他把“活教育”的内容具体化为“五指活动”,即健康活动、社会活动、科学活动、艺术活动和文学活动,并在幼儿园推行单元设计教学。陈鹤琴认为,“做”是学生学习的基础,也是“活教育”方法论的出发点。据此,他提出活教育方法论是“做中学,做中教,做中求进步”。陈鹤琴把“生活”“社会”“自然”“经验”“做中学”联系起来,创造性地提出了“活教育”理论,使杜威的实用主义思想在幼稚教育中得以运用,实现了对杜威教育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二)改变了中国教育学科的发展方向

  中国教育学科的开设始于20世纪初期。1902年设立的京师大学堂师范馆最早开设了教育学课程。1904年1月,《奏定学堂章程》具体规定了优级师范学堂的教育学科课程,这标志着教育学类课程在高等师范学校开始设置。这个时期的教育学课程采用的是日本教科书。1901年,中国引进的第一本《教育学》就是王国维(1877-1927)翻译的日本立花铣三郎编著的《教育学》。日本的教育学学习的是德国的教育思想,尤其是康德哲学和赫尔巴特的教育思想。所以,中国教育学发展的第一阶段取道日本学习西方。

  随着杜威的来华,中国教育学开始引进杜威的教育思想,直接学习西方,“海尔巴脱(即赫尔巴特)一派的学说驱逐于校门之外,杜威的教育哲学学说遂却而代之”(21)。杜威的教育理论开始成为中国教育学的主流。杜威在华期间,仅他的教育哲学就讲了四遍,其中在北京讲了16讲,在南高师讲了21讲,在长沙讲了5讲,在北高师教育部讲了一学年,讲义就是他的《民主主义与教育》。郭智方、金海观等南高师的学生整理了杜威的教育哲学讲演,以《杜威教育哲学》为名于1921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22年商务印书馆还出版了杜威讲述、常道直编译的《平民主义与教育》。1928年邹恩泽将该书全文译出,取名为《民本主义与教育》。“平民主义”“民本主义”“民主主义”都是对Democracy的不同译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一本外国教育学著作在中国流传之广和流传时间之久,尚没有另一本著作可以与它匹敌的。”(22)

  杜威来华讲学,使中国教育学的学习对象由德国转变为美国,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成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教育学的主流思想,成为对教育的新认识、新思想,这体现在这一时期出版的教育学教科书中。如王炽昌的《教育学》(中华书局,1922)在其编辑大意中直言,“教育思想于近今有日新之趋势,本书本现代民本主义、试验主义及自动主义而编辑”,内容“大部分取材于杜威、桑代克、密勒三氏之学说”(23)。庄泽宣(1895-1976)的《教育概论》(中华书局,1928)将教育定义为“生长”,谓之“新教育之精神”(24)。孟宪承(1894-1967)的《教育概论》(商务印书馆,1933)也把教育定义为“个人生长或发展的过程,这过程是在社会环境中进行的”(25)。吴俊升和王西征合编的《教育概论》(正中书局,1935)从讲儿童发展开始,体现杜威“儿童中心”的思想。在“教育的意义”“教育的目的”的认识上,把杜威在《民主主义与教育》所反对的一些学说列为传统的学说,把杜威的学说列为现代的有力学说,并力主教育为“继续生长与发展”(26)。

  杜威对中国教育学科最大贡献是开启了教育哲学学科。在杜威之前,中国虽然有教育哲学思想,但没有教育哲学学科。“民国八年(1919年),美国杜威来华讲演,国内一般教育家大受杜威的新刺激,才开始研究教育哲学了。”(27)《民主主义与教育》是杜威在华讲演教育哲学的重要内容,该书的副标题就是“教育哲学导论”。在西方教育哲学发展史上,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对于教育哲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是教育哲学走向成熟的标志。该书1916年出版,杜威1919年就来华讲述此书的内容,实现了中国教育哲学与西方直接接轨,且基本同步。黄济先生评述该书:“这本书在国际上影响很大,在旧中国研究教育哲学的人及其专著,很少不受他的影响。”(28)肖恩承的《教育哲学》根据克伯屈的《教育哲学概略》编写而成,陆人骥的《教育哲学》导言也提到“在每个标题之下,虽然有时列述各家的意义。不过就大体而言,是基于杜氏的立场的。”(29)吴俊升的《教育哲学大纲》是民国教育哲学研究的扛鼎之作,他阐述了在“心灵论与教育”“知识论与教育”“道德哲学与教育”“社会哲学与教育”等主题中不同学派的见解。作者在“自序”中指出:“本书的内容大部分只是各派哲学及其教育含义的分析和评述,著者并没有发表他自己的系统,虽然在批判时也曾凭着个人的见解。”(30)“至于批判的标准,乃是依据各派哲学在教育涵义上的相对的得失,而不是依据任何一派的独断论的。因此种批判而得的结论,便免不了折衷调和的性质。”(31)研读吴俊升的《教育哲学大纲》可以看出,他在对不同学派的折中调和中偏向杜威的实用主义。比如说,在知识论上,他以工具主义折中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在道德哲学上,以试验主义折中快乐主义和康德主义;在社会哲学上,以民主主义折中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吴俊升是专门研究杜威教育思想的学者,他曾以《杜威教育学说》为题获得巴黎大学博士学位。他认为,应该把杜威的学说与“进步主义教育”“新教育”区别开来,杜威的一些追随者和实践者把杜威的观点极端化,而“杜威的教育学说,实是体大思精,面面顾到,并没有丝毫偏颇的地方”(32)。这就是他以杜威的思想“折中”种种学说的缘由。姜琦指出:“自民国八年之后,最初四五年间,他们所研究之教育哲学,或发行单行本,或著述短篇论文,大都不出于杜威一派的教育哲学说之范围”(33)。

  南高师在教育哲学的学科发展中,不仅是杜威南下讲演教育哲学的主要根据地,而且还是国内第一个开设教育哲学的学校。“在高等以上的学校里,首先设置教育哲学科目的,是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嗣后逐渐推及于全国的高等师范学校及大学教育科。”(34)

  (三)创办试验学校,引领近代中国教育发展

  杜威是哲学家,但他把教育看作哲学的试验室,不仅提出教育理论,也通过教育试验检验理论。1896-1903年期间,杜威在芝加哥大学设立大学初等学校(University Primary School),又称为芝加哥大学试验学校,它是芝加哥大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由芝加哥大学哲学、心理和教育系进行指导和管理。这种大学办试验学校的模式,成为教育学科的试验田,在附属试验学校中开展教育试验研究。胡适在《杜威先生与中国》一文提及,杜威先生最注重的是教育的革新,将来各地的“试验学校”渐渐地发生,杜威的教育学说有了试验的机会,那才是杜威哲学开花结子的时候呢(35)。杜威的在华演讲,引发了“中国式”杜威试验学校的产生。

  1.俞子夷与南高师附小的设计教学法试验

  南高师附小筹建于1916年,1917年2月开始招生。附小属南高师教育科领导,为南高师的教育试验田。南高师附小深受杜威思想的影响。1919年6月,杜威参观考察南高师附小,“叹为适合其理想,即发挥其学说以供本校研究”(36)。附小为了纪念杜威,还把当时正在建设的一座低年级校舍命名为“杜威院”(37)。南高师附小创建的初衷就在于“注重教育试验”。1919年秋季,南高师教育科教授俞子夷主持附小工作,任附小主任,带领附小开展设计教学法试验,开创全国进行设计教学法试验的先河。设计教学法是杜威的学生克伯屈依据杜威实用主义思想创建的一种教学方法。设计教学法主张打破学科界限,废除班级授课制,摒弃传统的教科书,强调发挥学生学习主动性。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根据自己的学习兴趣确定学习目的,设计学习内容,通过自行设计及活动,获得有关知识技能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教师的主要任务在于利用环境,激励学生主观能动性,引导决定活动的目的,帮助学生选择在设计中所需要的材料。南京高师附小成为全国“设计教学法”的试验中心。1920年以南高师附小为首的“江苏省立师范学校附小联合会”做出决定,号召各地小学实行设计教学法。1921年第七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提出了《推行小学校设计教学法案》,提议小学推广设计教学法,于是,设计教学法走向全国,在不少地方开展起来(38)。俞子夷在《一个小学十年努力记》中记述了南高师附小从1918年夏至1926年夏所进行的教育试验,包括试验联络教材的教学法、设计教学法、道尔顿制、学级编制法等。

  2.廖世承与南高师附中的新学制试验

  南高附中创办于1917年9月,附中隶属南高师教育科领导,是南高师教育试验基地。教育科教授廖世承兼任附中主任。1919年,廖世承获得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硕士学位,1920年获美国布朗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19年硕士毕业后回国,任南高师教育科教授,主讲教育心理学、中学教育等课程,兼附属中学主任。他主持附中时,力主在全国实行中小学“六三三”新学制,并在附中成功进行新学制的试验。在试验的基础上,廖世承起草这项新学制,1922年9月20日获教育部批准通过,这就是“壬戌学制”(又称“六三三学制”),其框架一直沿用至今。1923年,他组织东大附中十余名教师开展道尔顿制与学科制比较的试验研究,在试验基础上,1925年发布了《东大附中道尔顿制实验报告》,详细比较了道尔顿制与班级教学制的优劣,并得出根据中国具体条件很难实行道尔顿制的结论,在全国教育界引起巨大轰动。南高师附中成为我国中学教育科学化试验的中心,也引领了我国早期教育科学化与实证化的风潮。

  3.陈鹤琴与“中国化”幼儿教育试验

  19世纪80年代,幼稚园由外国传教士引入,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1903年,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把幼儿园定为“蒙养园”,与后传入中国的福禄贝尔、蒙台梭利的儿童教育思想结合,开展儿童本位的自然教育。这样的幼儿园“忽视祖国之习气甚深”,“不切中华民族性,不合中国国情”(39)。陈鹤琴针对当时幼稚教育中存在的“抄袭外人”和“墨守成规,不知改良,以致陈旧腐败不堪闻问了”等弊端,提出了“建筑‘中国化’的幼稚园园舍,改造西洋的玩具使之‘中国化’,创造中国幼稚园的全部活动”(40),在这种背景下,陶行知、陈鹤琴、张宗麟(1899-1976)等南高师的教授发起了“中国化”的幼儿教育运动。1923年春,陈鹤琴在自己寓所成立了第一所以“中国化”教育试验为目的的幼稚园,1925年又在鼓楼正式成立鼓楼幼稚园,同年被定为“东大教育科试验幼稚园”,这是中国最早的幼稚教育试验中心。在幼儿教育实践之后,他创立了“活教育”理论。他把“活教育”的目的定为“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显示了他以改革中华民族为目标的幼儿教育的志向。他吸收杜威的思想,提出了“大自然、大社会”的课程观和“做中学、做中教、做中求进步”的教学观。陈鹤琴在南京鼓楼幼稚园试验成功后,继而在南京市幼稚园及燕子矶、晓庄等乡村幼稚园试验,以后又在上海试验。1929年7月,创建中华儿童教育社,成为当时国内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的儿童教育学术团体。

  正是杜威弟子及其追随者的教育改革试验,使杜威的影响超出了同期来华的英国哲学家罗素(Russell,1872-1970)、德国哲学家杜里舒(Hans Driesch,1867-1941),其影响从学术领域走向社会,成为引导中国社会发展的力量,对近现代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虽然杜威思想在中国经历了风风雨雨,有起有落,但伴随着杜威教育思想而生的实验学校都得以保存,新中国成立后还得到较大的发展,今日已经成为中小学教育的典范。

  (本文写作过程中,南京师范大学教科院任小燕老师和研究生苗双双帮助收集资料,特此感谢。)

  注释:

  ①胡适:《杜威先生与中国》,《东方杂志》1921年第13期,第121页。

  ②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29页。

  ③《杜威博士致胡适教授函》,《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3月28日,附张。

  ④《杜威博士致胡适教授函》,《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3月28日,附张。

  ⑤《美国杜威博士到沪》,《时报》1919年5月1日,第3版。

  ⑥《五团体公饯杜威席上之言论》,《晨报》1921年7月1日。

  ⑦简·杜威:《杜威传》(修订版),单中惠,编译,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41页。

  ⑧周由廑:《约翰·杜威博士教育事业记》,《东方杂志》1919年第6号,第40页。

  ⑨杜威在华演讲的次数,各方给出的数据不一。依据张斌贤、刘云杉主编的《杜威教育思想在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一书所附的《杜威在华讲演目录》,共有219次。

  ⑩蔡元培:《新教育意见》,《教育杂志》1912年第11期,第19页。

  (11)王颖:《20世纪前半期中国杜威教育学派形成的基础》,见张斌贤、刘云杉主编:《杜威教育思想在中国:纪念杜威来华讲学100周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39页。

  (12)吴俊升:《教育与文化论文选集》,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202页。

  (13)朱斐主编:《东南大学校史(第一卷)》(修订版),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43-48页。

  (14)《杜威与中国“洋先生”掀起思想潮》,《新京报》,2019-04-06(B02)。

  (15)[加]许美德等主编:《中外比较教育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94页。

  (16)周洪宇:《陶行知研究在海外》,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397页。

  (17)王颖:《20世纪前半期中国杜威教育学派形成的基础》,见张斌贤、刘云杉主编《杜威教育思想在中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92页。

  (18)《杜威在华演讲集·凡例》,新学社,1919年。参见邹振环《“五四”前后江浙地区的“杜威热”及其与江南文化的关联》,《社会科学研究》2009年第6期,第137页。

  (19)朱斐主编:《东南大学校史(第一卷)》(修订版),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47页。

  (20)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陶行知全集(第二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第199页。

  (21)姜琦:《中国教育哲学的派别及今后教育哲学者应取的态度与观察点》,《厦门大学学报》1930年第1期,第4页。

  (22)陈元晖:《中国教育学史遗稿》,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7页。

  (23)王炽昌:《教育学》,北京:中华书局,1922年,编辑大意。

  (24)庄泽宣:《教育概论》,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5页。

  (25)孟宪承:《教育概论》,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4页。

  (26)吴俊升、王西征:《教育概论》,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75页。

  (27)姜琦:《中国教育哲学的派别及今后教育哲学应取的态度和观察点》,《厦门大学学报》1930年第1期,第3页。

  (28)黄济:《教育哲学通论》,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93页。

  (29)陆人骥:《教育哲学》,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导言。

  (30)吴俊升:《教育哲学大纲》,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1年,自序,第2页。

  (31)吴俊升:《教育哲学大纲》,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1年,自序,第3页。

  (32)吴俊升:《教育与文化论文选集》,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386页。

  (33)姜琦:《中国教育哲学的派别及今后教育哲学应取的态度和观察点》,《厦门大学学报》1930年第1期,第4页

  (34)姜琦:《中国教育哲学的派别及今后教育哲学应取的态度和观察点》,《厦门大学学报》1930年第1期,第4页。

  (35)胡适:《杜威先生与中国》,《东方杂志》1921年第13期,第121页。

  (36)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编:《历史从爱中走来》(校史资料)(2007,未出版),第10页。

  (37)杜威院为南高师附小幼稚园的校舍,1919年10月建,黄炎培题字“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杜威院”,是为纪念杜威南高师讲学和附小进行杜威教育思想试验而命名。

  (38)瞿葆奎、丁证霖:《“设计教学法”在中国》,见瞿葆奎主编:《教育学文集·教学》(上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343、345页。

  (39)张宗麟:《调查江浙幼稚教育后的感想》,见《张宗麟幼儿教育论集》,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第424-429页。

  (40)陈鹤琴:《现今幼稚教育之弊端》,见《陈鹤琴全集》(第2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1-3页。

作者简介

姓名:冯建军 工作单位: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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