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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学术治理的民主商谈何以必要与可能 ——基于商谈伦理之维
2020年11月09日 10:53 来源:《教育发展研究》2019年第11期 作者:陈醒 庞学光 字号
2020年11月09日 10:53
来源:《教育发展研究》2019年第11期 作者:陈醒 庞学光
关键词:高校;学术治理;交往理性;商谈伦理

内容摘要:完善章程建设,确立多元主体民主参与的学术治理模式;规范商谈程序,保障学术治理过程的平等公正;涵育商谈文化,促进学术治理民主商谈实效的提升。

关键词:高校;学术治理;交往理性;商谈伦理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陈醒,天津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庞学光,天津市和平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天津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天津 300350

  内容提要:学术治理是高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理想形态应是以交往理性为基础的民主商谈过程。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思想从道德规范维度涵摄了民主商谈过程的伦理要求与理想目标。高校学术治理的民主商谈应以商谈伦理原则为基础,遵循平等尊重、真诚信任和宽容友善的民主商谈规范,促进理想言语情境的预设、扭曲性话语的消解和冲突性话语的修复。为保障高校学术治理民主商谈的有效实现,应创造和提供如下前提条件:完善章程建设,确立多元主体民主参与的学术治理模式;规范商谈程序,保障学术治理过程的平等公正;涵育商谈文化,促进学术治理民主商谈实效的提升。

  关 键 词:高校;学术治理;交往理性;商谈伦理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三五”规划2018年度教育学青年课题“我国职业教育治理的制度逻辑研究(CJA180258)”的部分成果。

  基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化与引领,“治理(Governance)”被广泛运用于社会生活、政治和教育等领域,学术治理也相应地成为高校内部治理的一项重要议题。高校学术治理意在以一种新型的民主形态,通过多元主体对学术事务的共治谋求高等教育的善治方案。目前,建立以共商、共治为指向的现代学术治理体系,促进高校的内生、内涵式发展,已在学术界达成一定程度的共识。[1]学术治理关乎高校学术本位的维系,其中学术治理目标的一致性与学术治理主体的多元性之间的有机融合是亟须解决的关键问题。当代著名哲学家、社会学家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的商谈伦理(Discourse Ethics)思想倡导符合交往理性的话语平等和自由,对于消除多元主体间的话语霸权、消解冲突性对话、促进商谈共识的有效达成等具有重要的伦理价值和现实意义。因此,将商谈伦理作为一个适切的理论视角探讨现代学术治理体系中的和谐话语权力关系构建,有助于促使高校学术治理向着伦理途径发展,促进学术民主思想与实践的完善。

  一、高校学术治理的理想形态:基于交往理性的民主商谈过程

  “学术治理(Academic governance)”作为“治理”的下位概念,属于教育治理范畴,“是治理理念在学术事务决策及管理中的体现”。[2]众所周知,高校是由多元利益社群组成的兼具科层性与自治性的组织机构,其内部结构庞大而灵活,利益社群繁多而复杂,包括学生群体、学术人群体和所有非学术人群体(主要是指行政人员群体)。[3]而学术事务作为高校内部的公共事务,由于关涉到公共利益的实现,同时鉴于“在任何决策过程中,权力不均匀地散布于决策群体的各个位置,并不为某个参与者所单独占有”,[4]所以在实践中需以集体形式完成学术事务决策,决策主体呈现出多元化特征。其中,学生群体与课程设置和改革、学科专业建设等学术事务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理应获得相应的知情权、决策权和监督权;学术人群体作为承担教学和科研职责的主要力量,在人才培养相关事项、科学研究项目规划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专业判断能力,且与职称评聘、教学科研成果评价等事务有着直接的利益关联;行政人群体则在重大发展规划制定、科研经费分配等方面具有较强的战略眼光和全局意识。以上三者皆有参与学术事务决策与管理的必要性与合理性。鉴于此,笔者将高校学术治理界定为高校场域内部的学生群体、学术人群体和行政人群体依据学术活动规律共同参与学术事务决策、学术规则制定和学术资源配置的过程。学术治理的目的在于通过民主、有效的权力共享方式,完成事关高校集体利益的学术事项,最终促进高校学术使命之实现。在高校内部推崇学术治理理念,对于转变“管理只是少数人所拥有的特权”的传统管理思想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它有利于打破学术管理所固守的“权力、等级、服从和效率”等思维,树立“平等、共享、协商和责任”等价值观念;[5]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促进多元共治结构的形成,将学术事务决策与管理置于更广泛的认同基础之上,实现高校内部各权力主体之间的动态平衡,进而完成高校学术事务决策与管理的现代化转向。

  随着现代社会“分化性”与“非同质性”特征的凸显,传统伦理学的“主体性哲学思维方式”因无法有力回应“多元化”这一根本性事实而陷入危机之中,具体表现为多元价值观和个人主义盛行,导致道德相对主义和特殊主义的泛滥。如此一来,普遍的正义法则受到漠视,公正与真诚的交往关系也就不复可能。在此情况下,为型构多元理性和多元文化社会中的同一性,避免个体成员的相互离散,需要作出适应于新的社会结构特征的理论创新。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应运而生。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旨在为多元社会中的个体探寻通过对话交往而谋求理解的合理进路,以消解个体价值与多元现实之间的激烈冲突。由于其思想与儒家“和”的哲学思想高度契合,因而可以“成为当代中国话语和谐构建的重要资源”。[6]哈贝马斯认为,任何社会理论都与理性问题息息相关,人类所有的实践行为皆受到理性的指导与规约。他根据行为的协调机制将社会行为分为策略行为和交往行为,其中前者受工具理性的支配,由行为者通过非言语行为(如外在强制力等)对行为语境以及行为者之间所施加的影响来获取协调效果;后者则受交往理性的支配,主要通过语言理解的共识力量来协调行为关系。[7]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建构于交往理性基础之上,强调语言这一实质性媒介的行为协调与约束功能,并以交互主体间的话语实践或理性论辩所达成的相互认同与理解为根本旨趣。这在很大程度上摒弃了传统意识哲学思维范式的桎梏,更能从价值层面对社会关系和人类行为作出深层次的分析与指导。

  商谈伦理学对于解决高校内部由学术治理目标的一致性与学术治理主体的多元性引发的冲突和矛盾问题具有值得汲取的理论价值。笔者认为,高校学术治理的理想形态应是以交往理性为准则的民主商谈过程。之所以如此断言,主要在于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从高校学术治理的内在要义来看,治理的关键在于协调而非控制,治理主体之间互动合作的人际关系才是实现有效治理的根本。[8]而发挥交往理性作为一种多维公共理性的约束作用,有助于确立学术治理主体的“间性”互动关系,使学术人与学生、学术人与行政人、行政人与学生以交互主体的方式存在,以建言主体与纳言主体的形式共在。同时,交往理性明确了和谐互动与良性交往关系的实现工具——语言。哈贝马斯认为,交往行为趋向于理解,而理解最主要的途径就是诉诸语言,“在语言理解的媒介中,所谓不可通约的世界的界限被跨越了”。[9]学术事务决策与管理中,语言交流尤其是精神层面的商谈与沟通,能承担起协调多个行为者之间关系的使命,为学术人、行政人和学生三大群体充分、真实、独立地表达学术利益诉求并达成以集体学术利益为导向的交往共识提供可能。这既是民主商谈这一交往形式的本质,也是高校学术治理的应有之义。

  另一方面,从高校学术治理的外在效用来看,治理的目的在于实现学术事务的民主管理和科学决策,而基于交往理性的民主商谈能够促进这一目的的实现。原因在于:其一,将高校学术治理视为复杂的交往行为而非策略行为,更能复归学术治理的民主本质。因为在利益分化与价值多元的现代社会,高校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工具理性极端发展的波及,具体表现为现实学术场域中的学术治理受到行政化倾向的影响,存在着工具主义积弊,“学术治理的最高价值被置换成工具性的价值依赖”。[10]如此,学术治理被简化为标准化、功利化的策略行为,金钱和权力等外在强制力量成为重要杠杆,话语民主畸变为形式民主。而交往理性则能够超越工具理性的藩篱,重塑话语的合作化力量和民主、平等的价值观念,有效避免多元治理主体之间关系的工具趋向的异化现象,消解高校学术治理因过度彰显操作化效益、单向度追求控制等引致的种种困境。其二,商谈能够实现更为广泛的民主参与。正如有的学者所认为的那样,有效、平等的参与是真正民主的标准。[11]在当前学术事务决策中采取的由精英团体一人一票、少数服从多数的投票决策方式只能是最低限度的参与,更能体现民主参与的是商谈,因为凡是具有言谈和行为能力的主体均可参与商谈。也就是说,在关于学术事务的商谈过程中,虽然权威教授、专家和高层行政领导等可能有更加全面、深入的见解,但这并不排斥普通教师、学生和基层行政人员等理性地阐述自己的观点和听取别人的意见,共同参与或影响学术事务决策和管理。其三,具有合作特性的民主商谈,“与其说是一种对话辩论的方式,不如说是一种共同的合作性活动”,[12]它主要通过集中使用知识和共享信息的方式来提高决策的质量。在解决具有高度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学术事务时,商谈能以一种柔性的方式,发现并化解原本易被遗漏的问题或易引发矛盾的可能性,[13]将对立或分歧的可能性降至最低,有效克服决策与管理中的信息匮乏、自说自话和各行其是等弊端,弥补个体的或单方的学术治理主体作为有限的理性存在者的不足,促进合作性行为的形成与发展,提高学术事务决策和管理的科学性。

  二、商谈伦理原则:高校学术治理的民主商谈规范

  哈贝马斯认为,“现在从事交往行动的主体在他们就世界中某种东西彼此进行理解时,自己必须考虑种种效准要求,也必须考虑种种确然性的和规范性的效准要求”。[14]因此,他系统地研究了交往行为与道德伦理的关系,提出了普遍化原则(U原则)和实践话语伦理原则(D原则)这两个相互区别又相互关联的核心原则,从而“为人际间合理共识的达成提供了比较完备的道德商谈规范”。[15]哈贝马斯认为,如果要进行一场理想的商谈就必须在事实上遵循这些原则。其中,U原则指出:“一切旨在满足每个相关者利益的规范,其被普遍遵守所产生的结果与附带效果,均能不经强制而为所有相关者所接受。”[16]U原则确证了存在经过语言论证获取共识的可能性。的确,它仍然强调社会生活的伦理规范基础是一种普遍性,但这里的普遍性却是一种“多元”基础上的“普遍”。D原则规定:“只有一切相关者能以合理商谈的参与者身份赞同某些行为规范时,它才能被宣称是有效的。”[17]D原则主要强调了参与者之间的平等性和无强制性,是对U原则的实施;但只有在U原则所决定的有关参与者彼此承认各方利益,并把规范当作制约其行为准则的情况下,D原则的应用才得以可能。[18]

  按照哈贝马斯的观点,客观的逻辑也确实是:多元参与主体间的民主商谈,必定需要以某种形式承认和遵循一些规范的要求。高校学术治理的民主商谈当然也不能例外。而哈贝马斯基于上述两个核心原则提出的也是他的商谈伦理学极力倡导的“平等尊重”“真诚信任”和“宽容友善”的对话机制,从道德规范维度涵摄了“由利益诉求表达到商谈共识达成”这一完整民主商谈过程的伦理要求与理想目标,恰恰可以作为高校学术治理主体间进行正当、真实和真诚对话并达成学术治理共识的价值导引与行为准则,帮助高校通过比外在强制力更有力量的伦理方式促进现代学术治理体系中的和谐话语权力关系构建。

  (一)平等尊重与理想言语情境的预设

  承认个体在道德地位上的平等性,尊重他们在道德意志上的独立性,是交往活动开展的基本前提。因此,平等尊重应是民主商谈的首要伦理规范,它旨在贯彻和实现交往行为关系的相互性,这种相互性以商谈者的权利平等、机会均等为特点。

  商谈伦理学的核心原则中蕴含着一个“理想的言说情境(Ideale sprechsituation)”,它是对合理的对话环境作出的相应的说明、论证和设计。将其应用于高校学术治理的民主商谈实践中,则可作为彰显平等尊重思想的预设话语交谈规则,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免除商谈中的压制和不平等,为每位学术治理主体利益诉求的合理表达奠定程序性前提。具体而言,主要包括如下内容:其一,凡是具有言谈和行为能力的学术治理主体均有参与商谈的权利。这一规则规定了商谈参与者的范围与能力。在关于高校学术事务的民主商谈中,凡是受到学术事务决策与管理影响的人均可平等拥有表达学术利益诉求的机会。但是他们必须具备一定的交往资质。具体地说,他们除了应有日常沟通所需要的一般交往资质,如语言表达和认知理解能力等之外,还应具备学术交往资质,如基于学术理性的反思力和批判力,以作为平等自由对话的资质担保,弱化其他具有较高地位或声誉的权威者通过优势性话语带来的可能性的束缚与压制。[19]其二,每位学术治理主体拥有同等的权利实施话语表达行为,包括申明和表述自己的立场、建议、疑问、愿望和情感等。例如,在关于学科建设的决议中,代表不同学科利益的学术人可表明各自的需求和偏好,也可在认真倾听与了解他人的主张和观点后作以评价,或可向代表学科整体利益的行政人提出建议;在职称评审或教学科研奖项评定规则的制定或执行中,学术人和行政人也均可对任何主张提出质疑或表示反对。但无论何种话语表达行为都需要学术治理主体充分阐明其理由。其三,每位学术治理主体拥有同等有效的权利实施调整性的话语行为,即进行自我辩护或要求别人作出辩护、作出承诺或拒绝承诺、作出允许或禁止等。之所以应当如此,是因为只有语言行为期待的相互性才能排除某种片面要求的行为义务。[20]其四,每位学术治理主体所具有的上述权利都应得到承认、尊重与高扬,均不能受到商谈内容和商谈外的强制性干扰与阻碍。由上述规则所构成的理想言语情境,作为商谈中已然假定的直觉性预设和规范性内容,深深影响着对话机制的建立与运行。学术人、行政人和学生需以此为准则构建一种伙伴式的平等尊重关系,因为只有遵循平等尊重的商谈伦理规范,公正自由的学术治理价值观才能得以确证,高校学术治理的民主商谈也才能真正得以开展。

  (二)真诚信任与扭曲性话语的消解

  “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真诚即真实无妄的意思,这既是自然的规律,也是为人之根本。人们只有诚于中,才能信于外;有了真诚才会有信任,也才能获取相应的社会资本。真诚信任作为民主商谈的一项基本伦理规范,本质上是对商谈过程中“言词、承诺及口头或书面的陈述可靠性的一种伦理化期望”。[21]在关于学术事务的民主商谈中,学术人、行政人和学生各自有着独立的目标诉求、利益趋向和价值评价依据,他们通常使用“描述事实”和“表达观点”两种不同性质的陈述方式进行对话交流。但无论是通过观察举证对客观事实作出的描述,还是通过推理判断而进行的主观看法的表达,都需要基于真诚信任的伦理原则才能获得合理性对话。否则,再生动的举证、再深刻的看法也必将无助于商谈。

  学术治理主体间的真诚信任,有助于排除基于扭曲性话语的交往(或称之为畸形交往)。哈贝马斯认为,扭曲性话语一方面“背离了常规的语言规则系统”,另一方面“以强制性的重复和刻板形式出现”,阻碍了真正的交往。[22]在高校学术治理的商谈中,可能出现的畸形交往形式包括:其一,“巧辩”,即利用煽动性语言,辅之以一定的逻辑推理,为自身的种种目的进行辩护。例如,在学术事务的商谈中,其中一方通过极具煽动性的语言将观点传达于特定的听众,使之出现情绪性波动,并进而产生情绪化举动以替代本应经过审慎考虑之后的结果。其二,“伪善”,即将自身利益集团的特殊利益隐匿于所传达的虚假语言信息中,“对他人把恶主张为善”,为非公共利益“加上虚伪的形式的规定”,“这种行为不过是欺骗他人的伎俩而已”。[23]例如,在关于稀缺性学术资源分配的商谈中,部分知识精英“以分享学术资源效用为名,将让渡给学术组织和专业群体的‘集体自主权’精致包装成‘个人支配权’”,实质上则是将作为公共产品的学术资源变为私用品。[24]其三,“操控”,即通过权力关系的干涉,或暗箱操控商谈的话语走向,或将商谈结果束之高阁。例如,已经积累一定学术人脉的群体,以同盟的形式运作,暗中形成一致性的话语观点,使商谈结果偏离共同的学术目标和旨趣,转而向本位利益最大化倾斜;再如,由行政力量单方主导的所谓商谈沟通中,行政人往往在话语博弈时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可轻易将协商与决策剥离开来,造成“假协商不如不协商”的形式化商谈现象,[25]这是制约学术治理主体“有效对话”的重要障碍。总之,真诚信任可作为“一个社会复杂性的简化机制”,[26]对学术治理系统内部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加以简化,缓解治理主体在商谈中的疑虑、担忧与戒备心理,使其形成互相认可和承认、再认可和再承认的社会性联系,进而将商谈中的“利己主义者”和“以自我为中心的算计者”转变为“利益共享者”和“责任共担者”。只有如此,才能建立起真正的学术治理共识,取得理想的商谈效果。

  (三)宽容友善与冲突性话语的修复

  宽容的概念源于中世纪晚期基督教会在摆脱宗教偏执、裁决教徒信仰冲突时所遵循的原则,后经西方近代思想启蒙而演变为一个重要的人道主义伦理概念。《大英百科全书》将“宽容”一词界定为,“容许别人有行动和判断的自由,对不同于自己的见解的耐心公正的容忍”。[27]可见,宽容是一个与差异共生的概念,因差异的存在而变得更为必要。[28]商谈伦理学所蕴含的“宽容友善”伦理原则,主要是对商谈活动多元参与主体的一种道德约束,指的是参与主体在对待异己观念或异己行为时有能力干涉却不干涉的道德态度,同时也是参与主体在化解冲突、达成行动共识时所应具备的道德素养。

  对于高校学术治理而言,学术人、行政人和学生等治理主体关于学术事务有着不同的致思取向与价值偏好,他们可能会因学术观点、立场和思维逻辑等方面的趋异表现而难以达成相互理解的学术治理共识。当某个正当性的利益诉求得不到满足时便会引发某种对立或否定的冲突性状态。在商谈中,这样的冲突性状态主要以争辩、异议和抱怨等冲突性话语形式显现,破坏学术治理主体间的友好人际关系,也阻碍商谈活动的正常推进。遵循宽容友善的商谈原则,在一定程度上可使冲突性话语得以修复。不过,宽容虽然作为一个具有普遍价值向度的概念,理应是多元主体间的相互容忍,但不可否认的是,往往由强者或多数派一方掌握宽容的主动权。譬如,一般而言,在科层制特征尤为突出的高校内部,以效率和等级为工作信念的行政人群体多居于学术事务决策与管理的强势地位,学术人群体和学生群体则居于相对弱势地位,这就要求行政人以宽容的心态和友善的方式,多加考虑学术人关于学术事务的理解和判断以及学生的需求和利益。在此,宽容并非强者对弱者的恩惠行为,而是强者有能力干涉却采取不干涉的宽容友善型行为。再如,我国高校在学术事务决策中普遍采用少数服从多数的集体决策形式,多数派虽占据主流地位,但仍应遵循宽容友善的态度,不过于强求对少数派的同化,而是通过交流使他们在追求最佳理性和公意过程中实现自身偏好的内在转换。如此一来,对于少数派而言,即使所持有的价值观念并未占据多数,却仍然能够认同或理解集体决策的意义,因为这并不是多数派的暴力性或策略性后果,而是在参与集体对话的基础上导致的一种深邃的普遍性逻辑,即在承认差异的基础上通过沟通而达成的理解性的学术治理共识。实际上,这里所体现出的是认同差异性和矛盾性基础上的“和而不同”的传统哲学观念,强调的是理解异己的思维方式和异己共生的能力。唯其如此,才能有效避免或修复冲突性话语,促进学术治理主体间的观念共享与和谐对话。

  三、制度化前提:我国高校学术治理民主商谈的实现

  上述以商谈伦理原则为基础的高校学术治理民主商谈规范,立足于学术治理主体间交往关系层面的道德规范调节,为商谈实践中的平等利益诉求表达、无压制性的对话环境构建和理解性的学术治理共识达成等提供了一种理想性的视角。然而,由于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民主商谈规范的普遍约束力的发挥。后现代主义者认为,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流露出明显的“乌托邦”色彩,用话语民主来达成话语共识,确实是一种过于理想的设计,但也并非不切实际、毫无根基的空想。[29]针对这一问题,哈贝马斯坦言,“自由的交往关系和对话,需要制度化”。[30]因此,为促进高校学术治理民主商谈实践的开展与优化,仍需寻求以商谈伦理为基础的制度化前提,从而使商谈能在已预设的理想化条件、至少能在充分接近的方式下得以实现。[31]

  (一)完善章程建设,确立多元主体民主参与的学术治理模式

  如前所述,高校学术治理的理想形态强调学术事务决策的合法性必须建立在民主商谈的基础上,相关利益主体均有平等的权利与机会通过沟通和商谈参与决策过程。那么,在我国的高校学术治理实践中,应基于“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民主管理”的顶层设计,型构党委领导下的“行政人-学术人-学生”三方参与的学术治理模式,以促进学术事务决策与管理的民主化和科学化。然而,当前我国的学术治理体系与理想形态之间尚有一定的距离。教育部于2014年颁布的《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虽然在第四条明确要求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应当“保障教师、科研人员和学生在教学、科研和学术事务管理中充分发挥主体作用”,但在第六条关于“学术委员会一般应当由学校不同学科、专业的教授即具有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的人员组成”的规定,却又似乎难以为型构“行政人-学术人-学生”三方参与的学术治理模式提供政策支持。鉴于此,各高等学校通过完善大学章程以及相关规程,规制现有的学术事务决策与管理过程,并依托校长办公会、学术委员会、教授委员会和教职工代表大会等基础平台开展民主商谈,使多元学术治理主体的利益诉求与管理建议得以汇集和公开表达,是当前具有一定现实可行性的方案。

  譬如,北京大学率先就此做出了有益尝试。该校高度重视学术委员会在学术治理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以教育部颁布的《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和《北京大学章程》为指导,于2015年修订的《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章程》中明确纳入了学生委员(本科生与研究生各1人),形成了“由教授委员、学生委员以及校长与校长委派的委员组成”的校学术委员会定额席位制,并于2018年的重新修订中“恢复院系党委书记作为院系学术委员会的当然成员”。[32]该校将学术委员会作为学术治理的商谈平台,创设了一种自由、理性的商谈氛围,并不断通过对学术委员会章程的修订,改进商谈代表的配额筛选机制,使行政人、学术人和学生在规范层面上成为平等的商谈主体。这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学术委员会作为教授或其他高级职称人员单独行使学术权力的弊端,促进了多元学术治理主体之间正和博弈状态的形成。北京大学的学术治理体系改革实践对于其他高校具有较强的示范引领和借鉴意义。

  此外,对于一些高校而言,学术事务决策与管理方案最终需要经由校长办公会通过方能生效。因而可将校长办公会作为商谈平台,根据学术事务的具体情况,适当扩展商谈主体的范围,邀请教授、普通教职工以及学生代表列席并充分发表意见和建议,以便在一定程度上消除由会议封闭运行、相关学术利益主体失声而导致的弊端。

  (二)规范商谈程序,保障学术治理过程的平等公正

  高校学术治理民主商谈的实现有赖于蕴含商谈伦理原则的规范化商谈程序,以保障学术治理过程的平等公正、公开透明与尊重包容。由于民主商谈是一个涉及商谈议题与语言沟通契合性的展开过程,因而在商谈开展前,科学提炼商谈议题是一个值得深入考量的问题,也是优化商谈的内在要求。在商谈开展中,制定合理的议事规程,保障多元商谈主体观点的充分表达和自由论辩是主要目标。而在商谈开展后,对商谈结果的处理是判断商谈有效性的重要维度,是衡量“真”“假”商谈的重要依据。具体而言,应做到如下方面:

  首先,在商谈议题的选择上,应如哈贝马斯借用乔舒亚·科恩的思想所表示的那样,商谈议题不受限制。[33]在高校学术治理实践中,针对教师评聘、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学科发展规划等方面的重要性学术事务或共同性学术事务都可进行民主商谈,这足以说明商谈内容的广泛性与包容性。在此方面需要加以注意的是,由于对什么是“重要性学术事务”“共同性学术事务”缺少清晰的厘定,无形之中为高校学术治理民主商谈内容的随意性带来较大的空间,也对民主商谈的可落实性和可操作性带来较大的制约,由此可能致使民主商谈流于形式。鉴于高校学术治理主体的多元性,不同主体关于“重要性学术事务”或“共同性学术事务”的理解存在明显差异,学术人认为应进行商谈的重要问题或举措,行政人可能认为并不重要。如何解决这一问题?一方面,应结合高校学术治理实践就何种问题属于需要商谈的“重要性学术事务”“共同性学术事务”予以具体而明晰的规定;另一方面,可以采取有效方式如利用新媒体开设在线讨论平台事先征集商谈议题,并通过科学的分析方法将碎片化、差异化的诉求表达作以筛选和整合。如此既能够及时、准确、全面地感知和识别不同主体的利益诉求和较为重要的公共学术事项,也能够最大限度地提升多元主体的存在感和参与感。除此之外,还应采取适当方式尤其是利用现代网络和数字技术手段进行便捷、迅速的知情通报,准时向商谈代表通报商谈议题及相关信息,以便其进行充分的思考和准备。

  其次,在商谈议事规程的设定上,为避免学术治理实践中的商谈形式化和被动性等问题,应将民主商谈规范制度化,形成明示的、可操作性的具体细则。当然,我们不能理想地假定学术治理的民主商谈总能达成一致性共识,“为了做出决定,必须实行多数决定的规则”。[34]因此在我国高校学术治理实践中仍需动用票决程序,如通过实行“商谈-票决”互补式集体决策制度,提升民主投票和参与的包容性与科学性。也就是说,在投票之前确立一个公共审议程序,而这一过程应该是公开透明的,不应该是在私下开展的个别谈判和对话,其目的在于保障各方观点的充分表达和自由论辩。此外,为避免商谈主体因其各自所具有的不同影响力而造成的不平等现象,既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设置匿名表达程序,也可以让影响力相对较小的基层行政人员、普通教师和学生率先表达意见和建议,这样他们便不会因为与影响力较大的高层行政领导或权威教授意见相左而改变真实初衷,从而尽可能地避免高层行政领导或权威教授垄断学术话语权甚至成为意见领袖的群体极化现象。

  再次,在商谈结果的处理上,应及时对商谈结果进行整理报送和公开。虽然票决过程可以采取匿名方式,但票决结果的统计与公布应遵循公开透明的原则。如借助于网络技术,让商谈结果开放、留痕,从而便于已经被采纳的商谈结果在执行过程中继续接受监督和建议,也便于广大学术治理主体对未被采纳的商谈结果有所知悉和理解。总之,以上方式不仅有助于满足多元主体关于学术事务日益复杂化、精细化的动态治理需求,而且有利于提高学术治理民主商谈的可操作性、针对性和可视化,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商谈的随意性和“黑箱”操作,促进民主商谈质量与效率的优化提升。

  (三)涵育商谈文化,促进学术治理民主商谈实效的提升

  高校学术治理并非强调治理主体在学术事务中的完全一致或利益平均,而是强调治理主体间的持续合作与利益平衡。因此,关于学术事务的民主商谈面临着如何巩固和稳定的问题。易言之,如何使民主商谈的“游戏规则”或“契约”制度化、生活化,使其成为嵌入学术治理中的一种文化习惯,无疑是关涉民主商谈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命题。当学术治理主体坚定地认为应按照商谈规则来运作,并形成“一项合法的学术事务决策应经过充分商谈”的稳固观念时,高校学术治理的民主商谈才能摆脱临时性与应急性等特征,成为一种常态化的交往形式。从理论上讲,这就是形成了一种可观察的民主商谈文化,其在学术事务决策与管理中具有更为持久和有价值的力量。而民主商谈文化习惯的形成及其作用发挥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商谈实效的影响。也就是说,在商谈过程中,学术治理主体充分感受到“自由对话”与“理性论辩”之于学术事务决策与管理的意义与实际效果,尤其是在这一过程中体验到的强烈获得感以及消除“被”文化(即行政主导下的对话异变)之后的平等感有利于激发其更加注重以公共利益为导向的商谈动机,进而真正实现从“要我商谈”到“我要商谈”的转型升级。

  不过,商谈实效的取得也是有条件的。在高校学术治理的民主商谈实践中,有些学术事项虽然在决策之前进行了商谈,却难以做到深度商谈,久而久之就会使民主商谈的权威性受到损害。毫无疑问,在商谈机制既定的条件下,学术治理主体商谈素养的不足应是一个导致商谈不深入和简单化的重要原因。因而,商谈实效的增强还应从学术治理主体商谈素养的提升着手。譬如,教师可以利用商谈式课堂教学分享部分权力给学生,确立平等的师生对话关系,共同完成课程目标、教学内容等事项的安排,由此激发学生对学术事务管理的热情,促进学生商谈素养的提升。商谈素养并不是一种单一的能力或美德,而是一种综合素质,它包括有效的民主商谈对其主体所要求的批判性的思维能力、对背景知识的理解力和体察他人的视角等能力以及“诚实、非暴力、决断力、公民正直以及公民雅量”等美德。[35]学术治理主体不仅应在日常活动中通过逻辑思维能力与论证能力的锻炼增强话语表达的有效性,而且还应通过了解和把握民主商谈的程序与机制形成严格遵守既定规则、有序表达思想和意愿的良好素质和习惯,积极培养理性商谈、认同或妥协的能力,进而使高校学术治理的民主商谈活动趋于秩序化和习惯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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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姓名:陈醒 庞学光 工作单位:天津大学教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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