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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高校的发展或需要二次创业精神 人才问题与西部高等教育发展专题笔谈
2020年10月23日 09:58 来源:《重庆高教研究》2020年第6期 作者:阎光才 字号
2020年10月23日 09:58
来源:《重庆高教研究》2020年第6期 作者:阎光才
关键词:西部高等教育;政策支持;二次创业精神

内容摘要:在一个区域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越来越依赖于科技与人才的当下以及未来,西部高等教育水平高低直接关联到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就此意义而言,改革的重要性不仅仅局限于减小高等教育发展区域间的落差问题,而是一个关涉东西部经济社会共同发展的宏大议题。

关键词:西部高等教育;政策支持;二次创业精神

作者简介:

  主持人语

  振兴中西部,是当今我国的重大战略。近年来,中央出台了一系列举措,以图促进西部的发展,缩小西部与东部的差距。在振兴中西部的大战略中,西部高等教育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议题。西部高等教育的问题,不仅仅是西部的问题,而是整个国家的问题。没有相对均衡的高等教育体系格局,我们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目标就无法实现。

  西部高等教育的发展,人才是核心的问题。本次笔谈邀请了几位专家,集中对西部高等教育中的人才问题进行讨论。五位专家分别从人才流动机制问题、人才使用机制、人才培养机制和人才环境等不同方面各抒己见,为振兴西部高等教育提出了精准的判断和行动的对策,值得细读。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  陈洪捷

 

  对于西部高等教育的发展议题,确实觉得自己没有多少发言权。但应陈洪捷教授之邀,说不妨出出点子,也算是对西部高等教育做点贡献。于友情于义务,都感到实在不好推脱,在此权且谈谈自己的些许理解与认识,因为多来自直观感受,难免会有偏颇。关于西部高等教育的发展,我觉得这里有必要先澄清几个关键性问题。第一,人们为何关心西部高等教育,或者说关心的背后是否有某种带有浓厚价值意味的意向性?第二,西部高等教育发展究竟存在什么困境?第三,关于如何应对的问题。以上几个问题都难免让人觉得大而空泛,也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但是,我认为即便如此,无论关联西部高等教育任何议题的讨论,上述问题都是不能绕开的,因为它们是我们对几乎所有具体问题展开分析的背景与脉络。尽管这些问题都过于宏大,要全面梳理清楚并不容易,但是,如果我们对其缺乏一个理性的总体判断,各种局部性的应对策略与方案都难免带有满足一时之需的应急性质,而不是解决问题的长久之计。

  关于人们为何这么关心西部高等教育现状的原因,我以为很有必要去理清楚该问题提出的语境关联,它需要被纳入一个历史与比较维度上来审视。多少年来,人们对西部高等教育的关心其实主要源于区域之间发展不均衡的格局,特别是相对意义上东西部之间存在的巨大落差。事实上,这种落差即使在改革开放之前也一直存在,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自改革开放以来,抛开外部地理区位与社会环境等因素不谈,由于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总体趋势为国家宏观调控和地方统筹,东西部之间的差异才日益凸显。但这里似乎有必要澄清一种认识,存在差异甚至差异拉大不代表西部高等教育的发展停滞或退步了,更不能简单地认为区域间差异是东西部零和博弈的结果,社会上不乏这种认识,认为东西部间的落差主要是人才流出与流入的盈亏机制所致。真实的情况是东西部高等教育无论在规模还是质量上都取得了长足发展,只是各自发展的速度不同而已。当然,除此之外,还不得不承认,东西部之间的差异,其归因是全方位的,绝大部分问题并非来自高等教育内部,也不可能通过局部或内部调整就能解决。因此,以一种全面、历史与比较的视角来审视这种格局,会避免我们落入一种非理性甚至情绪化的认识误区。

  事实上,区域间高等教育不均衡问题,不仅在历史中始终存在,即使在如今世界各个国家也普遍存在。美国高等教育资源的富集区域主要集中在东海岸和西海岸。以公立大学为主的欧洲大陆,如联邦制的德国各州之间的高等教育发展水平也并非均衡。特别是在法国,自19世纪初的拿破仑统治以来,即使长期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管理和推行均质化,各大区和各省之间也并不平衡,人们对巴黎所拥有的绝对优势一直颇有微词。因此,仅以区域间发展的均衡作为关心西部高等教育的理由,多少有些不切实际和缺乏务实观念,如果以之为宏观决策的理据,则不仅无助于国家高等教育发展整体效率提升,甚至反过来可能影响有质量的公平。因为就国家层面而言,只有各区域拥有均等的发展机会,它才会推动整体资源优化、放大与增值,而资源累积到一定程度,自然会以溢出方式让发展相对缓慢的区域获益。如今各种大学以及学科等排行,往往偏好以区域之间的比例差异来评价各地发展水平,这种横向比较没有多大意义甚至带有一定的危害性。它不仅漠视了处于相对弱势区域的纵向意义上绝对实力的提升,譬如透过一些简单的指标如招生规模、学校资产、教师队伍学历结构、学科结构等,便不难发现西部高校这40年来取得的巨大进步,而且还可能诱导和激发一种不良社会情绪。

  简言之,如果我们将区域间存在的非均衡视为一种常态而不是非常态,会更有利于我们务实地审视西部高等教育发展所面临的困境。这就涉及第二个问题,西部高等教育如今面临什么困境以及如何理解这种困境?我们通常对困境的理解有两个维度:一是客观性的条件限制,主要体现为有形的资源,如区域及社会因素、办学经费、人才队伍、设施设备等;二是带有人为建构性的因素,包括政策、制度与文化等。就区域地理与社会方面的条件而言,绝大多数因素如地方经济实力、文化环境等难以为高校所控制,也的确是约束西部高校发展的现实性条件,但这种约束并非绝对化。因为它仅仅反映了一种常态逻辑,即区位与高等教育发展之间的一种环境依赖关系。但如果考虑到人为建构性的因素,无论历史还是现实中其实都存在一种非常态逻辑,即人的主观意志有时能突破环境条件的限制,以超常方式实现非常态的发展。

  我们不妨放大一下视野。19世纪初的普鲁士各方面的实力无论如何都无法与英国、法国等列强相比,但是在洪堡创办柏林大学之后,普鲁士以及随后德国的高等教育迅速崛起。在英国,18世纪和19世纪初的苏格兰地区各方面都难以与拥有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英格兰相比拟,但在接受新教改革以及启蒙运动的洗礼之后,随着人们对科学的推崇渐成氛围,爱丁堡大学等的自然与社会等世俗学问影响力一度远超过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分权制的美国各州之间经济发展水平更是差异巨大,尽管高等教育实力相互之间差异也极为悬殊,但几乎每个州都至少会拥有一所研究型大学。在我国,且不说抗战时期环境极为恶劣的西南联大,就是改革开放之后曾有那么一段时期,即使处于相对不利的区位环境,有少数中西部大学因为抓住了改革的机遇而迅速崛起。

  因此,尽管我们不否认大学的发展存在客观条件限制,但是物质环境因素并非绝对的。通常,在同样的制度环境中,不同区位高校的外围环境、经济发展水平尤其是人才的收入水平与学术工作条件等这些客观因素由于存在比较优势的确会在其中发挥主导性作用。而如果区位环境不佳,高校内外相关制度环境较之其他区域更缺乏亲和力,则不仅难以吸引人才,甚至会导致人才更大范围的流失。当前我国西部地区部分高校深陷困境的个中缘由,可能便在于此。一方面,因循守旧,无所作为,还沿袭传统的等靠要习性,规规矩矩地过四平八稳的日子,路子越走越窄甚至会面临绝境;另一方面,顺应大趋势和随大流,模仿乃至抄袭东部地区高校的改革模式,也难以实现突破性的发展,因为模仿无法走出比较优势的陷阱。不改革无出路,改革却又步他人后尘,进退失据,动辄得咎,始终无法获得制度与人才的竞争优势,大概反映了绝大多数西部高校的当下境况与生存状态。

  应该说,40多年以来,为缓解东西部高等教育发展的落差,国家也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如各种西部支持项目和西部特惠政策、东部高校对口支援计划等,不可否认,这些措施的确对西部高校的发展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仅靠外部注入的输血方式,如果无法激活内部的生血功能,再多的救济与援助也仅仅是止于维持,让西部高校难以真正取得竞争优势并走出困境。故而,应对这种困境可能的另外一个选项,恐怕便是它能否在继续争取国家与其他区域各种资源支持的同时,又能自主探索一条新路,即以制度优化与文化营造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突破不利区位环境限制以实现超常规的发展。例如,既然注定与东部高校在物质环境上无法形成比较优势,那就必须考虑从体制机制的突破入手,在软环境上塑造自己的优势。基本的物质需求对于真正有抱负的学术人而言固然不可或缺,但它从来都不是第一位的,人们更需要的是学术发展空间、体制对人的尊重以及个体对组织的认同,最为期待的是相对宽松的自由探索环境。因此,如果大多高校都在追随各种排行,以各种苛刻刚性的指标评价对教师予取予求,面对这种整体的不良竞争生态,学校应该转换一种思路,以人和为重,为有追求与有抱负的学者营造稳定的环境与可预期的成长空间,以柔性的制度与文化弥补物质上的不足赢得人心。人们往往忽视高校人才流动中有个重要拉力因素,即口碑。口碑反映了一所高校的用人环境如何,是一种高附加值的市场资源,又是一种可无需宣传和广造舆论的价值吸引,它一旦形成,即使区位不佳,也会对人才形成一种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效果。

  以上仅仅是试举一例,意在表明,在当下我国高等教育的区域分布格局中,西部高校要走出困境,只能寻求以制度之长去弥补物质之短,以人和为本去化解不占地利的劣势。欲实现这种突破,就必须有非常之举措,这就是本文所提到的西部高校的二次创业精神。它需要地方政府审时度势,在推动区域经济社会与高等教育双向互动和力所能及地给予资源支持的同时,能够破解可能比东部地区还要干预过多和管控太死的僵局,让高校获得自主发展的能力与活力。例如,它能否实现制度的突破,通过建立有效的遴选机制,选拔有担当、有智慧、有创业精神和创新意识,且深谙高校办学规律、学术活动逻辑的教育家来办学?它能否打破校长以干部身份的任期制,对有卓越办学能力和成就的高校领导者赋予职业化身份,因而维持高校办学理念、制度与运行的可持续性与发展的稳定性?它是否让高校确立一个符合现代大学理念的各方参与治理结构,无论这种理念是指向创业型大学、研究型大学还是高水平的服务型机构?当然,最为重要的是,对西部高等教育发展而言,国家的资金支持虽然依旧重要,但给政策可能更为显要。目前,政府的各种放权试点往往更倾向于东部发达地区以及少数知名高校,其实,西部地区高等教育更需要政策,因为越是面临发展的困境,越需要有革旧拓新的空间,也有更充沛的内在改革动力。中国40年来无论哪个领域的改革经验都表明,相对于有形资源,往往政策释放的红利更大,给政策会有利于西部高校放开手脚,以创业精神、发挥创造力因地制宜地确立办学方向与办学策略,从而全面释放发展活力。

  最后,略对上述观点做简单概括。第一,就总体而言,改革开放以来西部高等教育依旧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它只是相对于东部地区发展相对迟缓;第二,地理区位及其连带的其他因素,的确是构成了西部高等教育发展的约束性因素,但摆脱目前的困境,缩小与东部地区的差距乃至实现超越,需要在获得更多国家与东部资源支持的同时,采取以制度所长补资源与区位之短的战略;第三,实现突破的关键,在于西部高等教育要有二次创业精神,寻求体制机制的全面变革。如果不寻求非常态逻辑意义上的突破,东西部之间发展的非均衡状态将会更为严重,也更难以打破马太效应的魔咒。在一个区域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越来越依赖于科技与人才的当下以及未来,西部高等教育水平高低直接关联到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就此意义而言,改革的重要性不仅仅局限于减小高等教育发展区域间的落差问题,而是一个关涉东西部经济社会共同发展的宏大议题。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作者简介

姓名:阎光才 工作单位: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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