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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唯分数”的形成机理与破解之道
2020年07月06日 08:37 来源:《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0年第4期 作者:李木洲 曾思鑫 字号
关键词:高考“唯分数”;综合素质评价;多元录取;破解之道

内容摘要:破解高考“唯分数”需要从文化观念、制度变革、利益调整等方面入手,但同时也应看到高考“唯分数”存在与破解的长期性、相对性、阶段性、复杂性、利益性、历史性等特征。

关键词:高考“唯分数”;综合素质评价;多元录取;破解之道

作者简介:

  摘要:如何破解高考“唯分数”是当前我国教育评价改革的重点与难点,其典型表现为“唯分取人”“应试教育”“状元热”等,它存在“形式公平掩盖实质公平”“单一评价替代多元评价”以及导致“片面发展取代全面发展”等负面效应。高考“唯分数”的形成是文化观念、价值认同、制度设计与现实利益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与博弈的结果。文化激励与至公理念是高考“唯分数”形成的价值前提;分数优先与客观可比是高考“唯分数”形成的制度条件;高度竞争与利益理性是高考“唯分数”形成的现实基础。破解高考“唯分数”需要从文化观念、制度变革、利益调整等方面入手,但同时也应看到高考“唯分数”存在与破解的长期性、相对性、阶段性、复杂性、利益性、历史性等特征。

  关键词:高考“唯分数”;综合素质评价;多元录取;破解之道

  作者简介:李木洲(1981—),男,湖北广水人,浙江大学科举学与考试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考试制度及高等教育理论与历史研究;曾思鑫(1995—),女,湖北钟祥人,湖北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理论研究。

  所谓高考“唯分数”是指高校招生以高考分数为主要或唯一依据的录取模式。长期以来,这种“以分取人”的高校考试招生办法,在提高考试效率的同时,有效保障了考试公平,对促进教育发展和社会进步作出了一定的积极贡献[1]。然而,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能力素养要求的变化,尤其是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的到来,高考“唯分数”的问题日益凸显。2018年9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指出:“要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健全立德树人落实机制,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坚决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从根本上解决教育评价指挥棒问题。”[2]当前,在新一轮高考制度综合改革的背景下,破解高考“唯分数”势在必行。

  一、高考“唯分数”的典型表现

  我国是考试制度的发祥地,尤其是自科举创制以降就有“以程文高下定去留”的考试传统,并形成了以分数高低或成绩优劣为评价标准的人才选拔思维定式,其背后的隐喻是维护考试的客观与公平,避免钱、权、势、情等人为因素对考试选拔的不良影响。可见,“唯分数”的现象在我国由来已久。时至今日,高考作为我国大学招生最为重要的渠道,虽然历经数次改革,尤其新一轮高考改革更是对“唯分数”现象采用了诸如“综合素质评价”“选考科目等级赋分”“多元录取”等改革措施,但其“唯分数”的特征并不是短期就可破解的,“唯分取人”“应试教育”及“状元热”等典型现象依然存在,可以说问题在教育,根源在社会。

  (一)唯分取人

  建国以来,我国高校招生录取制度虽几经变革,但“唯分取人”的总体特征没有得到根本改变。早在1958年7月3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就曾批评指出,高考“不是以政治质量为首要条件,结合政治条件和学业成绩择优录取新生,而是单纯按照学科考试成绩高低依次录取”[3](P496)。尽管这一批评受到来自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政治因素的影响,但它却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仅以考试成绩为标准录取新生存在不科学的问题。事实上,我国的高校招生录取制度在设计上一直强调对学生素养的全面考核,正如有研究指出:“德智体(德智体美)全面要求的原则从1950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首次招生开始贯穿至今,恢复高考后定型为‘德智体全面考核,择优录取’,2002年起定型为‘德智体全面考核、综合评价、择优录取’。”[4]然而,在招生实践中,由于“德”和“体”的考核是原则性、达标性的,“智”的考核是通过考试分数精确计量的,而直接体现“智育”结果的“以分取人”,又自然地被认为是最直观、公平与高效的人才选拔方式,因此,它导致“以文化考试为主要考核形式”在某种程度上演变为“唯一考核形式”,即将德智体美劳的全面考核窄化为“唯智”的考核,分数优先、择分录取也自然地成为我国高校招生录取的主要模式。

  (二)应试教育

  应试教育是“一种为考试而进行的教育,考什么教什么,不考的不教,评价上唯分数、唯升学率,因此人格养成、个性发展、社会关怀乃至音体美劳等无法考试的内容被架空虚置,从而背离教育树人、育人的内涵”[5],其实质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对教育评价选拔制度的过度功利性、片面性和短视性的行为与倾向[6]。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1952年统一高考制度的建立,不仅延续了中国的千年统考传统,而且高考“一考定终身”的评价机制也传承了统考分数至上的价值导向,促使或牵引着基础教育围绕高考“指挥棒”开展教育教学,并不断滑向应试教育的深渊。1993年国务院发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指出:“中小学要由‘应试教育’转向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轨道,面向全体学生,全面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文化科学、劳动技能和身体心理素质,促进学生生动活泼地发展。”[7]此后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成为我国各类基础教育政策改革的重要方向。然而,在国家倡导素质教育的背景下,基础教育的应试训练强度与难度、学生的学习压力、超级中学的崛起以及校外培训机构的迅猛发展,都表明中小学的应试教育依然在强势发展[5]。因此,2014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仍明确将“扭转片面应试教育倾向,坚持正确育人导向,深入推进素质教育”作为新一轮高考制度改革的基本原则。可以说,改变应试教育,推动素质教育是我国当前教育改革和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共同目标。

  (三)状元热

  状元又称“状头”,是古代科举殿试一甲第一名的称谓(也存在将殿试一甲二三名称为状元的情况)[8](P81),本早已成为了历史名词。然而,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状元”一词却仍活跃在当今的国家考试,尤其是高考语境之中。它不仅是中国现实考试的文化缩影,代表着人们对考试头名的热切追求,而且还是国人延续千年的考试情结,象征着人们对“天之骄子”的不变追崇。古时状元及第意味着光宗耀祖和功名利禄,今日状元及第意味着各大名校的你争我抢、各路媒体的疯狂追逐乃至地方教育部门及中学的政绩业绩。可以说,高考状元既是高考“唯分数”的直接产物,同时又是高考“唯分数”的重要推手。不过,正如有研究指出,“高考状元”已成为利益相关者的“摇钱树”,整体呈现出一种畸形的“教育政绩”。不管是分数崇拜,还是商业炒作,对教育的发展都极为不利[9]。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就曾指出,要严禁宣传“高考状元”“清北率”以及“高考升学率”。2018年2月,教育部印发的《关于做好2018年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也明确强调要严格落实“十项严禁”纪律,包括严禁初高中学校对学生进行中高考成绩排名、宣传中高考状元和升学率。当前,在国家政策的影响下,虽然“状元热”得到了一定的遏制,但每年高考成绩公布后,“状元”仍会以不同的形式成为社会关注的重要话题。

  二、高考“唯分数”的形成机理

  根据海德的归因理论,高考“唯分数”是复杂的多种因素相互作用、影响与博弈的结果,但其形成不外乎两大类原因:一是文化激励、价值认同与利益驱动等内在原因;二是制度设计、制度环境与资源竞争等外在原因。这些复杂的多种因素在高考“唯分数”的形成过程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发挥着不同的功能,并从不同的侧面或立场共同助推高考“唯分数”的形成与持续存在。

作者简介

姓名:李木洲 曾思鑫 工作单位:浙江大学;湖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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