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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大学治理的模糊性
2020年04月15日 09:34 来源:《重庆高教研究》2020年第4期 作者:刘爱生 字号
关键词:大学治理;模糊性;新管理主义

内容摘要:在新管理主义的背景下,人们往往过于追求大学治理的清晰性和精确性,乃至回避甚至不能容忍大学治理的模糊性,对此我们应予以警惕并力求改变这种趋向。

关键词:大学治理;模糊性;新管理主义

作者简介:

  摘 要:在任何一种治理实践活动中,模糊性都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变量。大学作为一个复杂的组织,无论是在治理结构上还是在治理过程中,都天然地呈现出一定程度的模糊性。这种模糊性在许多方面具有正面效应,有利于提升大学的包容性、增加大学的适应性、维持大学教师的自主性。但是,维系大学治理模糊性的价值的同时又要克服其潜在的负面影响,并非易事。它需要大学教师与行政人员的人际信任、大学领导者的领导力,以及大学内部张弛有度的规章制度。然而在新管理主义的背景下,人们往往过于追求大学治理的清晰性和精确性,乃至回避甚至不能容忍大学治理的模糊性,对此我们应予以警惕并力求改变这种趋向。

  关键词:大学治理;模糊性;新管理主义

  基金项目:教育部重大招标课题“高校内部治理体系创新的理论与实践研究”(16JZD039)

  作者简介:刘爱生,男,江西余干人,浙江师范大学副研究员,斯坦福大学访问学者,高等教育学博士,主要从事大学治理研究。

  随着20世纪80年代新公共管理主义渗入高等教育领域,私营机构的经营理念和管理技术被运用到高校的治理之中。大学在治理中日益强调经济、效率和效能,并建立起一套完善的保障机制以实现对大学的绩效评估、成本控制、审计监控、财务管理以及质量保障[1]。受此大环境影响,当前的大学治理往往追求清晰性,认为大学内部的权力架构或制度安排越清晰,管理过程(包括目标、考核和奖惩等)越精细,大学就越能实现有效治理。在这种认知下,人们往往难以容忍大学治理中的模糊性,认为它是一种组织缺陷,容易导致大学治理走向失效。然而,在任何一种治理实践活动中,无论是国家治理还是公司治理,模糊性都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变量”,对治理实践活动产生深刻的影响[2]。在高教界,大学治理的实践常常被比喻成“牧猫”(herding cats)。所谓“牧猫”,指的是治理那些混乱的、难以控制的组织的一种努力,意味着这是一个非常困难或几乎无法完成的任务,其主要原因是组织缺乏秩序,杂乱无章[3]。从这个意义上讲,探求大学治理中的模糊性乃题中之义,为我们理解大学治理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知识。

  一、模糊性产生的根源

  要理解大学治理的模糊性,有必要先对模糊性产生的根源作一番探讨。“模糊性是事物性态的不确定性”[4],是相对清晰性或精确性而存在的。严格地讲,一切事物都具有某种模糊性,清晰性只不过是摒弃了某种模糊性的一种理想形态。模糊性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其产生的根源大致包含以下3点。

  (一)外部现实的复杂性

  复杂性与模糊性相伴而生。这是因为复杂性意味着因素的多样性、易变性和事物联系的多样性。当一个系统的影响因素越多,彼此间的联系越错综复杂,其间的动态变化越难以把握和精确化。因而,模糊性是一个复杂系统的基本特征之一。对此,詹姆斯·马奇(James March)指出,按照传统的观点,社会是有序的,历史是真实的,因果总是明确的。但是,真正的社会是复杂的、不确定的和模糊的,并不存在于人们所熟悉的解释性框架中。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所表现出的精确性具有一定的欺骗性,即使最理性、最完美地预测未来结果和定义当前情境,也充满了假设和近似[5]。

  (二)人的理性的有限性

  理性主义的观点认为,人的决策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的。在决策过程中,决策者可以收集到与问题相关的所有信息,能够根据这些信息作出最佳决策,并使用合理的方法评估决策实施的效果。但问题是:一方面,人的理性是有限的,有时甚至还会被各种非理性因素(如情感、意志、欲望、信念、本能等)所困扰;另一方面,人类世界根本不存在绝对的理性,只有相对的理性。即便是相对的理性,要实现它,条件也是极其苛刻的,比如充分自由的信息供给、行动者良好的执行达成能力以及环境的稳定性等。韩志明指出,理性是一种稀缺资源,并非唾手可得[6]。随着现代社会日益走向碎片化、多元化和复杂化,理性主义政策的客观基础不断遭到挑战,这也导致大量精心设计的政策方案遭遇重大失败。在此背景下,决策活动不可避免地会打上模糊性的烙印。

  (三)自我偏好与身份的不一致性

  传统的决策理论认为,决策者会根据结果来比较可能的选择,自我能够通过一组偏好体现出来,或根据适当性来比较可能的行动,自我能通过一组身份体现出来。然而事实是,偏好和身份不可能轻易就表现出清晰或一致的特点。就偏好而言,它不一定是稳定的,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这使人们很难预测未来的偏好。尽管决策以偏好为基础,但偏好也经常在选择过程中发生变化。就身份而言,它的模糊性并不仅限于多重身份之间的冲突。身份是由一系列社会和个体期望所定义的,且通过社会经验的增加而获得某种意义,期望和经验可能不确切、不一致、不稳定,从而使得身份具有模糊性。身份与偏好的不一致,使得决策过程很难明确化和精准化,反而充满模糊性。

  二、大学治理模糊性的体现

  大学治理包含治理结构和治理过程,基于此,下文将从结构和过程两方面论述大学治理的模糊性。

  (一)大学治理结构的模糊性

  在大学治理结构中,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组织实体:建立在垂直管理基础上的科层权力结构;建立在学者自治基础上的专业权力结构。如今大学提倡共同治理,在这两种基本的组织实体外,还衍生出一种混合行政人员和大学教师的权力结构,如大学评议会。由于大学不同组织实体在政策来源、变化来源、权威、决策模式和组织目标上不尽相同,大学治理结构的模糊性因此而产生(如图1)。很少有组织会像大学那样,目标不明确,技术不明晰,参与者是流动的。以学术委员会为例,其职责权限涉及学位评定、人员评聘、教学科研、学术道德等。显然,这些事项虽然都属于学术委员会的职责,但很难单纯由学术委员会定夺。如学术不端事件的处理,除了学术委员会之外,常常还涉及学校相关行政部门。如果是学生的学术诚信事件,又涉及学生事务部门。此外,学术委员会的人员构成,在多数情况下除了大学教授外,还包括学校高层领导(他们是当然委员)。个中原因是,学术委员会如果全部由教授构成,很难保证他们在决策时只是基于教师群体利益的考量,而不是出于学校整体利益的考量。学校行政人员的在场则可以起到督促、协调的作用。但无疑,学术权力机构混杂行政人员的局面,会加剧大学治理结构的模糊性。

  此外,当不同组织实体的权力存在重叠或执行政策的过程中存在冲突的时候,治理结构中的模糊性就更明显了[7]。以我国大学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为例,尽管党委书记和大学校长看似有明确的分工与合作,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二者在权力、责任和角色等方面的界限依然较为模糊。此外,很多大学还存在校长同时担任党委副书记的情况,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模糊性。以美国大学共同治理模式为例,表面上它看似厘清了大学教师和行政部门的权力和职责,但实行运行中还是具有很大的模糊性。由于职责和权限范畴缺乏一个清晰的界限,不同利益群体可以轻而易举地把某一事务的决策划入自己的领地。例如,学校的继续教育项目可以说是大学校长的责任,因为校长有责任维持和创造新资源;也可以说是大学教师的责任,因为教师要负责课程的设置和讲授;或者可以说是董事会的职责,因为它是学校与公众需求之间的纽带[8]。

  正是由于大学治理结构的模糊性,大学往往被视为一种松散联结的系统,或被描述成一种有组织的无政府状态。美国著名组织理论家卡尔·维克(Karl Weick)就曾用如下一个经典的比喻阐释大学治理结构的模糊性:“想像一下,在一场打破常规的足球赛中,你可以是裁判、教练、运动员,也可以是观众,但只能选一种角色。足球赛场是圆的,周围随意地摆有好几个球门,只要愿意,人们任何时候都可以参与或退出比赛,任何时候都可以进球,任何时候都可以说‘那是我的球门’,整个比赛在一个有坡度的场地进行,而且,对于这样的比赛,人们觉得合情合理。”[9]

作者简介

姓名:刘爱生 工作单位:浙江师范大学田家炳教育科学研究院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毕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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