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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的范式危机与转变:创新创业的视角
2020年02月10日 09:28 来源:《中国高教研究》2020年第1期 作者:王建华 字号
关键词:研究型大学;范式危机;创新创业型大学;范式转型

内容摘要:从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实践出发,教学型、研究型大学向创新创业型大学的转变将是高等教育变革的大方向。

关键词:研究型大学;范式危机;创新创业型大学;范式转型

作者简介:

  摘要:随着经济-技术范式的变迁,研究型大学面临范式危机。在基于知识的经济和社会里,为强化知识的应用,研究型范式需要向创新创业范式转型。在创新创业生态系统中,创新创业型大学居于“中枢”地位,对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至关重要。虽然当前在不同社会体系中由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不同,创新创业型大学面临不同的境遇。但从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实践出发,教学型、研究型大学向创新创业型大学的转变将是高等教育变革的大方向。

  关键词:研究型大学;范式危机;创新创业型大学;范式转型

  作者简介:王建华,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立德树人协同创新中心教授,江苏南京 210097

  回顾历史,研究型大学的理念与制度设计,主要是围绕着权力和权利,强调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经过两百多年的积淀,“现在的大学所拥有的权力在历史上几乎没有任何组织能望其项背。”基于研究型大学孕育和形成的时代背景以及中世纪大学的传统,这种理念与制度设计具有合理性。事实也证明,分散的权力结构以及特殊的权利赋予,给研究型大学提供了独特的制度空间,保障了大学的繁荣,促进了人类知识的进步。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那些经典的大学理念与制度设计也需要重新审视。在工业社会中,研究型大学是一种内敛的组织,通常以自我为中心,强调制度的独特性以及师生群体对于组织的忠诚,倾向于支持以科学自身为目的的科研项目,培养学科的继承者。但在创业革命和创新驱动发展的新时代,大学作为创新创业生态系统的引领者和关键促进者,更加需要凸显责任和绩效,以“实现创新的动态性自我维持”。创新创业的实现虽然受外部政治、经济、社会、技术与文化等因素的制约,但创新创业型大学的创建绝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副产品,而是其关键驱动力。传统的教学型、研究型大学应该考虑放弃过去的思维方式和发展道路,选择从一个新的角度来思考如何才能更好地发挥大学之于创新驱动发展的作用。从未来反观现实,为适应基于知识和创新经济的后工业社会的需要,创新创业型大学需要以社会为中心,以责任和绩效为标杆,以知识和信息为资源,强化大学的外向性、可融合性以及边界的可渗透性。“未来的大学将取消终身教职、保持与真实世界的更紧密联系、不断调整课程设置,不设立院系,并将工程学与人文科学加以综合(如一门综合了生物学和流行病史的课程)。”在未来基于知识的经济和社会里,我们需要的是负责任的、高绩效的创新创业型大学,而不是拥有特权的、遗世独立的研究型大学。

  一、如何理解研究型大学的范式危机

  历史上,在精英高等教育阶段,大学的象征性资本特别重要,所谓的精英教育主要是指一种身份赋予;但当前在高等教育大众化与普及化阶段,大学的能力建设至关重要。在精英高等教育阶段,上没上过大学是一个重要的身份标识,而在大众化,尤其是普及化背景下,在大学里最终学到了什么才是最为重要的。和其他组织一样,大学的能力也主要受三个因素影响,即资源、流程和价值观。长期以来,大学能力的发挥主要受资源的约束。但现在情况正在发生微妙变化。资源的约束虽然仍旧存在,但流程与价值观对于大学能力的影响越来越显著。在资源投入大体相当的情况下,不同的大学由于其内部的制度安排和核心理念不同,往往可以创造出截然不同的成果。如果一所大学追逐排名,其大部分资源会被导向论文发表和科研奖励;如果一所大学致力于解决国家或行业需求的重大战略问题,其大部分资源则会流向创新创业。我们现在需要思考的是大学产出的什么样成果才是更有价值的成果。

  如就国际论文发表数量而言,中国很多大学在世界上已经名列前茅,但就创新创业能力而言,中国的大学与一些高等教育发达的“小国”相比都存在明显差距。究其根本,中国大学的组织流程和价值观与那些发达国家的大学相比存在“时差”。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当研究型大学在西方飞速发展之时,中国大学基本陷入停滞。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大学通过恢复重建逐渐明确了科研职能,并朝向建设研究型大学努力。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西方发达国家研究型大学开始向创新创业型大学转型。时至今日,通过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在我国研究型大学已经初具雏形,并在高等教育系统中占据显赫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希望那些刚刚凭借大学排名获得世界一流称号的研究型大学转向创新创业,势必遭遇巨大的阻力。这种阻力既有主观上的“不愿意”,也有客观上的“做不到”。所谓“不愿意”涉及大学的核心价值观,所谓“做不到”则涉及大学内部的流程(制度安排)。

  当然,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中“以排名论一流”现象的产生并非研究型范式本身的错,而是对于研究型大学的“误用”。作为一种范式,研究型大学强调科学研究对于大学发展的重要。但随着文献计量学的滥用,科研评价的方法与目的发生了异化。“论文和引用从知识与认可的单位转换为可货币化的简单计量单位,”“期刊影响因子这一指标从遴选期刊的工具转变为评价科研人员及其论文的工具。”最终随着以文献计量为核心的量化评价方法,从大学、学科、实验室到研究者的不断蔓延,研究型大学关于科研的决策系统开始发生偏移。原本应致力于基础科学研究的资源和精力转向了基于发表的象征性学术资本积累。其结果,大学与学科是否一流、学者是否卓越、学术成果是否创新不再取决于实质性的同行评价,而是交给了由评估专家研发的排名系统。各种排行榜以数学意义上的精确计算将全球所有的大学、学科、学者、成果分成了不同的等级,并贴上了具有筛选性质的标签。

  客观而言,我们时代对于大学的评价面临近乎两难的选择:一方面真正科学的评价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另一方面这种不可能完成的工作又是必须要做的。究其原因,无论在哪个领域,只要我们选定一项指标作为测量绩效的标准,那么该指标就会丧失其原本具有的信息价值。出于各种考量,各个利益相关方会千方百计优化与指标相关的数据,从而使该指标以及相关指标体系逐渐丧失揭示整体发展状况的功能。正如古德哈特定律所揭示的:“一旦政府将之前观测到的统计规律用于控制目的,这一规律就失效了。”大学的评价同样如此。无论我们选择什么样的指标来揭示大学的发展,总会遭遇目标替代的风险。因为“数据有一个讨厌的特质,它会帮助我们自圆其说”。对于偏好文献计量的研究型大学评价尤其如此。面对这样的困境,对于科学评价的追求逐渐让位于“犬儒主义”。“我们习惯运用数据和信息来佐证自己想要相信的论点。”当前在高等教育领域为便于全球比较,学术管理者基于市场策略将大学排名纳入了评价系统,甚至以排名代替评价。基于可量化指标而发布的公开排名左右着大学努力的方向。表面上精确、科学,实质上简单、粗暴,甚至错误的评价将研究型大学的发展引向了歧路。其结果,单从统计数据上看,世界范围内与研究型大学相关的指标一直在不断增长,但实质上有价值的创新并不多,无法满足我们时代创新驱动发展的需要。

作者简介

姓名:王建华 工作单位:南京师范大学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毕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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