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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型大学科技创新能力提升的政策变量 ——以美国科技政策为中心的考察
2019年12月23日 15:50 来源:《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9年第2期 作者:王凤玉 寇文淑 字号
关键词:研究型大学;科技创新能力;联邦科技政策;政策变量

内容摘要: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发展与美国联邦政府积极的政策调控密不可分。以美国联邦科技政策的五次重大调整为主线,对美国研究型大学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过程加以系统研究和分析,可为我国创建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提供政策上的反思与借鉴。

关键词:研究型大学;科技创新能力;联邦科技政策;政策变量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王凤玉,沈阳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寇文淑,沈阳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研究生。辽宁 沈阳 110034

  内容提要: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以科技创新能力为主要依托的美国研究型大学群体性崛起,其取代欧洲传统大学成为世界高等教育的中心。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发展与美国联邦政府积极的政策调控密不可分。以美国联邦科技政策的五次重大调整为主线,对美国研究型大学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过程加以系统研究和分析,可为我国创建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提供政策上的反思与借鉴。

  关 键 词:美国 研究型大学 科技创新能力 联邦科技政策 政策变量

  标题注释:全国教育科学规划一般课题“从边缘到中心:美国精英大学群体的崛起(1875-1945)”[BOA140023]。

  中图分类号:G53/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24(2019)02-0081-07

  当今,美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获得了极大成功,特别是研究型大学的实力和影响力得到举世公认。而研究型大学的核心竞争力、科技创新能力及高层次创新型人才培养成就是研究型大学能够立足和博得声名的基础。美国研究型大学肇始于1876年创建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研究型大学群体性崛起,成为世界高等教育的中心。而美国这一成就的获得,研究型大学在其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美国研究型大学之所以在二战后迅速崛起,这其中既包含着研究型大学内部治理体系、内容和规则的持续变革为其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机制,又有政府、社会和议会等组织的政策扶持为其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制度环境。但从国家宏观层面看,主要是美国联邦科技政策导引的结果[1]。自二战后以来,美国联邦政府为捍卫其在科技领域的领先地位,相继制定和颁布了多项科技政策,对推动研究型大学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起到了强有力的助推作用。而这其中有五次大规模的政策调整对美国研究型大学群体性崛起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以美国联邦科技政策的五次大规模调整为中心,考察美国研究型大学科技创新能力提升的发展历程,希望能够从政策变量的角度揭示美国研究型大学骤然崛起、长盛不衰的促因。

  一、《科学:无尽的前沿》:研究型大学科研主体地位的明确

  二战前,美国联邦政府的科研资金大都流入政府实验室或实验站。联邦政府与研究型大学少有交集,也很少向其提供科研经费。而二战的到来却使这一现象得到了极大改变,为美国研究型大学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带来新的契机。1939年9月二战爆发,为在战争中做好充分准备,罗斯福总统(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在布什(Vannevar Bush)等科学人士的提议下成立国防研究委员会(National Defense Research Committee,NDRC),加强对军事武器的研究与开发。在其组织与引领下,美国在二战期间相继完成了原子弹、雷达、无线电引信雷达和固体燃料火箭等项目的研制,对战争的早日结束做出了突出贡献。然而,纵观这些军事项目的研发过程可以发现,项目的核心基地和主要工作均由研究型大学承担(参见表1),研究型大学的参与是这些项目取得成功的关键。

  1944年,伴随着德国军队的节节败退,战争即将结束。面对新形势,以取得战争胜利为目的而形成的联邦政府与研究型大学之间的战时科研合作体制,在战后和平时期该如何发展,成为当时必须应对与解决的首要问题。美国此时迫切需要制定和颁布一部联邦层面的科技政策,以此对政府与大学之间的关系,以及未来国家科研事业的发展方向做出宏观管理和规划。1945年,由万瓦尼尔·布什组织撰写的科学报告《科学:无尽的前沿》(下文简称布什报告),被看作是美国第一部联邦科技政策。它以增强政府对大学科研活动的宏观管理为核心,拉开了美国联邦政府全面资助大学科研活动的序幕。其内容主要包括:一是增强联邦政府对科研活动的协调,加大联邦政府对科研活动的资助;二是明确联邦政府对基础研究的责任,高度重视基础研究的发展;三是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与创新型人才培养的主力,联邦政府应增强对研究型大学的关注力度;四是设立联邦层面的科研管理机构,体现政府对科研的重视与支持。

  报告中,布什关于联邦政府职责和基础研究价值的深刻揭示,以及研究型大学在国家科研体系中主体地位的明确定位,对战后几十年里美国科学技术和研究型大学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产生了重要影响。其具体表现为,一批以资助基础研究活动、推动科研发展为目的的联邦政府科技管理组织相继成立。如,致力于资助医学研究的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NIH)、重点支持国防基础科学研究的原子能委员会(Atomic Energy Commission,AEC),以及以教育和大学科研为支持重点对全国科研发展进行广泛资助的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NSF)等。它们通过拨款或签订合同的方式与大学、研究机构和工业实验室展开合作,自此形成了联邦政府大规模资助大学科研活动的新局面。而研究型大学作为国家科研体系的主力军,成为这些机构的重点合作单位和首要资助对象。如,原子能委员会成立后与美国多所研究型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等)签订了合同,形成了科研合作伙伴关系。据统计,到1950年,该机构共向非营利机构提供科研经费9760万美元,其中8000万美元流入到大学管理的科研实验室[2]。正是由于各科研机构的支持,美国研究型大学在二战中形成的高水平的科研势头得以继续保持,取得了诸多科技成就。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发现了中介子的存在,确认了原子序数高于轴的第97、98和101号元素;普林斯顿大学冯·诺依曼(John von Neumann)教授主持发明了第一台电子计算机;麻省理工学院发明了计算机磁芯记忆材料、微波预警系统等。

作者简介

姓名:王凤玉 寇文淑 工作单位:沈阳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课题:

全国教育科学规划一般课题“从边缘到中心:美国精英大学群体的崛起(1875-1945)”[BOA140023]。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毕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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