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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高校学科结构调整 ——政策变迁的制度逻辑
2019年12月16日 09:32 来源:《中国高教研究》2019年第12期 作者:王战军 张微 字号
关键词:学科;结构调整;政策变迁;制度逻辑

内容摘要:重构学科结构调整政策变迁的制度逻辑,以政策为主线,坚持面向未来、统筹前瞻布局,服务社会需求、促进交叉融合,突出内涵建设、回归制度逻辑实现学科逻辑与应用逻辑的同构共生。

关键词:学科;结构调整;政策变迁;制度逻辑

作者简介:

  摘 要:中国作为后发外生型发展中国家,国家建构与学科结构调整之间存在阶段性关联。学科结构的变迁伴随着社会发展历经院系调整、学科专业目录设置以及知识体系构建三个发展阶段。影响我国学科结构调整政策变迁的深层结构包括同构逻辑下的制度缺失、认知逻辑下的认知局限和积淀逻辑下的路径依赖。重构学科结构调整政策变迁的制度逻辑,以政策为主线,坚持面向未来、统筹前瞻布局,服务社会需求、促进交叉融合,突出内涵建设、回归制度逻辑实现学科逻辑与应用逻辑的同构共生。

  关键词:学科;结构调整;政策变迁;制度逻辑

  作者简介:王战军,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教授,研究生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北京 100081;张微,通讯作者,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081

  一、引言

  学科作为大学建构的核心,是高校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结构是一切事物固有属性的本质概括,体现了事物的内部构造或系统内部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组织方式。学科结构是学科的知识纤维、理论板块、学科体系发展演进而形成的有机构成,是学科内部逻辑的集中体现。同时,不同时期的学科结构又是这一时期时代精神的结构性体现,因此,学科结构的合理与否决定着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的质量和水平,进而对国家建设和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产生影响。从本质上讲,合理的学科结构分类能够促进知识体系的逐步完善,有序的学科结构布局能够增强市场需求适应性。学科结构并不是简单的学科划分,更重要的是对社会需求的直观反应。

  伴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学科结构调整与社会经济关系的日趋复杂,弱化了学科及机构界限的知识生产模式II成为主流。国家工业化驱动下的学科结构调整,表现出极强的外部适切性。正因为如此,有学者认为,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一直受“适应论”思想的支配,强调高等教育发展需与社会发展相匹配,否则高等教育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在此种逻辑的支配下,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多次学科结构调整均呈现出类似的“政经关联”逻辑。本研究试图从政策变迁的角度来探讨学科结构的历史演化,考察学科结构调整政策变迁的制度逻辑,进而提出学科结构调整的理想状态。

  二、新中国学科结构调整政策的变迁轨迹

  学科结构作为社会结构与知识结构交融的产物,与国家建构密不可分。对学科结构的变迁进行历史梳理,有利于反思学科发展的轨迹,探寻学科发展的规律,有助于当代学科结构合理布局的重建。

  (一)应用逻辑推动院系调整(1949—1978年)

  1949年以前,高等学校不设专业,但当时的系、科在专门领域的划分上与后来所用的“专业”有类似的性质。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国家建设逐渐步入正轨,教育也随之走向计划化。为适应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中央政府通过调控财政收入的分配比例,将高等院校人才培养向工科倾斜。全国工学院院长会议上经商讨确立了“合理布置学校网、同类系科归并”等调整原则。1954年,为进一步强化学科建设,特别是加强工科类学科建设,国家编定了《高等学校专业目录分类设置(草案)》。伴随着政策向工科类倾斜,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被取消,财经和政法学科被削减。1947年至1957年文科尤其是财经政法科在校生人数占总数的比值由47.6%下降至9.6%。1963年9月,随着《高等学校通用专业目录》《高等学校绝密和机密专业目录》以及《高等学校理工农医各科研究生专业目录草案》的颁布,开启了我国专业与学科的分开发展的新时期。

  新中国成立后近30年的时间里,由于权力结构、经济水平、社会结构和国际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学科调整的相关政策受到国防战略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双重约束。“应用逻辑”在“国家视角”的驱动下,片面强调把旧中国大学的“博雅教育”转变为服务于国家建设的“专业教育”,忽视了高等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同时,长期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促进工业化发展的过程中,也限制了高等院校的自主性发展,从而出现专业面过窄、专业名称混乱的现象。

  (二)学科逻辑重塑学科目录(1978—2000年)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标志着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新形势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不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市场经济,而是在新科技革命和信息技术带动下的新市场经济。这就要求我国必须进一步调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结构,实现产业结构的全面升级。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学科结构已不能与社会需求相适应,国家对教育资源统包统揽式配置已严重制约了人才培养的发展。学科结构的适当调整既是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变化的客观要求,也是其自身发展的内在需要。

  1978年,教育部发布了《关于做好高等学校专业设置和改造工作的意见》,我国各高校积极探索学科专业的交叉和融合,学科综合趋势渐现雏形。1981年国务院批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标志着我国学科专业目录基本框架的初步形成。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的发布,推动了一批陈旧落后学科和专业的改造,加强了基础学科建设,增设了一批新学科,拓宽了学科的知识面。此后,学科目录先后经过1990年、1997年、2001年、2011年4次调整,学科门类也由10个增加到13个,一级学科由63个增加到110个。(见表1)

  这一时期学科逻辑推动了学科专业目录的设置。然而,这种学科逻辑的制度化过程,受制于“合法性”逻辑的支配,促使学科建设与外部经济发展呈现出“非耦合”的关系。尤其伴随着大学排名的兴起,学科建设综合化成为抢夺办学资源的主要手段。对照2011版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我国39所“985工程”大学均拥有除军事学以外的其他12个学科门类,“大而全的全科大学”既造成了人才培养结构的失衡,也限制了学校的发展,降低了资源使用效率。

作者简介

姓名:王战军 张微 工作单位: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毕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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