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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时代的大学知识生产
2019年11月20日 09:32 来源:《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 作者:劳凯声 字号
关键词:智能时代;大学知识生产;知识创新平台;高校“双一流”建设

内容摘要:大学是储存、传承和创新知识的重要场所,在知识生产方面具有突出的优势。

关键词:智能时代;大学知识生产;知识创新平台;高校“双一流”建设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劳凯声,男,广西北海人,首都师范大学特聘教授,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首席专家。

  关键词:智能时代;大学知识生产;知识创新平台;高校“双一流”建设

  内容提要:大学是储存、传承和创新知识的重要场所,在知识生产方面具有突出的优势。大学知识生产的发展经历了以大师为标志的前知识生产阶段、以学科为标志的创新1.0阶段和以智能化创新平台为标志的创新2.0阶段。智能时代的三个最重要要素——互联网、大数据和云计算推动了智能时代的知识生产,使之具有了协同、跨界、综合、集成的特征。大学知识生产的再造是对传统知识生产所进行的一种创新过程:从培育一流学科向建构以跨学科的知识创新平台过渡,从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向培养能在智能化平台上熟练进行知识生产的创新人才和创新团队过渡,从培养大师向培养能进行大规模知识组织、管理和创新的战略型科学家过渡。

 

  当前,加快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已成为高等教育界最热门的议题之一,中国的高等学校正以学科专业为切入点,统筹推进高等学校的发展。但在这一热潮中,也存在着一股头脑发热的倾向,一些人不去寻找大学存在的问题,而以现有的知识去理解当前大学所存在的问题和面对的挑战,因此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极有可能在实施“双一流”政策时蜂拥而上,出现一定的片面性、盲目性。为此我想从一个大学教师的角度,看看我们身临其境的大学在当代所处的生存状况,特别是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的影响冲击下大学的知识生产面临着怎样的挑战,以及面对这样一些新的大学发展问题,大学的“双一流”政策应如何理解和落实。

  一、大学的知识生产功能

  人类的知识生活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从原始到现代的进化历程,就是一个不断储存、传承和创新知识的过程,就此而言,大学的知识生产一般应具有三大功能:第一是知识储存功能,是指对知识进行分类和管理的过程;第二是知识传承功能,是指一种交流和继承知识成果,取得间接经验的过程;第三是知识创新功能,是指新知识的发现、开发和应用的过程。大学功能的发挥主要就是指大学知识生产的这三个方面。在这三个方面中,大学一直就是最重要的知识储存和传承场所,设有专门的机构和人员从事这项工作,因而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这种优势尤其体现在对知识所具有的配置力(Knowledge Distribution Power)上,这是一种把所储备的知识总量进行有效传送的能力,其功能在于为知识生产及时有效地提供相关的知识信息,保证知识生产得以持续进行。与大学知识生产相关的知识配置包括许多方面,如在大学内部,知识在不同学科领域、不同研究团队以及不同研究项目之间的配置;在大学外部,知识在大学与大学、大学与研究机构、大学与产业界之间的配置;在知识创新过程中,知识在供应者与使用者之间,或者在知识的再利用和知识组合方面的配置等。可以这样说,知识配置的效率是知识生产的一个关键因素,大学通过自身所具有的强大的知识配置力,可以大大提高知识存储和传承的效率并降低知识生产的风险。

  然而知识的储存、传承最终都是为了创新知识。不同国家发展的速度有快有慢、发展的阶段有先有后、发展的水平有高有低,究其原因,创新能力的发挥程度是一个主要因素。创新是一种创造性的实践活动,是人类本着满足社会需求或个人的好奇心而利用已有的认知条件和物质条件,提出有别于常识或常规的新见解、新方法、新因素、新路径,并进而改进原有事物或者创造新事物,获得某种有益效果的行为。对于大学而言,知识创新是一个通过探求和积累新知识,增加知识附加值的过程。如此理解的创新可以是发现、整合、更新知识的过程;可以是揭示事实与现象之间关系,建立某种科学理论的过程;也可以是把科学成果与实际问题相结合,创造和应用新技术和新工艺、开发新产品、提供新服务、采用新经营管理模式的过程。尤其是在今天,大学的优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创新能力的发挥,如何利用大学的创新功能创造持续的竞争优势始终是创建一流大学必须面对的一个挑战。

  二、大学发展的三个阶段

  以知识生产为参照,大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以大师为主导的大学发展,无大师无以为大学,大师成为大学的重要标志。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先生曾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说的就是这个时期的大学。这一阶段的大学内部分布着若干基于共同知识兴趣而形成的学者群体,这些学者群体通常都由若干权威的专业人员即大师作为核心,以师徒制作为连接群体成员的纽带。这是一种相对原始的、个体式的知识生产方式,是一种目的模糊、联系松散、以书斋为其主要场所的知识生产,我把这一阶段的知识生产叫做前知识生产阶段。中国20世纪80年代之前大学的面貌大抵如此。我是1977年恢复高考上的大学,那时的大学里可谓大师聚集,各领风骚。他们学富五车、满腹经纶,让人高山仰止。这些学界翘楚决定着大学的知识生产,对大学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我曾听过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普利高津的报告,去过启功、白寿彝的家,目睹过大师的丰采,领受过大师的威权。等到后来我自己做了教授,这些大师都已退出了大学的历史舞台,大学早已是今非昔比。因此钱学森曾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我的学生也曾问我:“为什么现在的大学里再没有大师了?”

  为什么中国的大学不再有大师的身影?为什么我们的学校培养不出引领风骚的人才?我也曾百思不得其解。现在想来,是因为当初的大学环境和我们今天所处的智能时代的大学环境完全不同。当年的大师们是处于一个以个体生产为主要特征的前知识生产阶段,知识创新的方式方法简单、组织形式落后,创新周期缓慢,在这种条件下,个人可以长时间地发挥权威性的影响,具有极其重要的引领作用,享有极其崇高的学术地位。而今天的大学之所以培养不出大师,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时代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大学的知识生产已经进入了创新1.0甚至创新2.0时代,知识创新的面貌由此被彻底改观。不仅中国的大学如此,外国的大学何尝不是如此,当代学者的学术影响同样远不如昔日大师。试问今日之诺贝尔奖获得者,我们能记住的有几人?为此我们不能不感叹,大师的时代已矣!我这样理解是因为我相信,所谓的大师其实带有时代的特征。在社会发展进程缓慢、知识生产效率低下、接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数比例很小的时代,能站在学术领域峰顶的能有几人?他们是凤毛麟角,理所当然地被奉为大师。为此我给所谓的“大师”下了这样一个定义:当绝大多数人都跪着时,站着的那个人就是大师。如此定义绝无贬义,虽具有片面性,但却揭示了所谓大师的要害,即当人们都站起来的时候,大师的神秘纱幕就被揭开了。今天,教育的普及程度已远超当年的大师时代,人们的学识、眼界、判断、自信都大大提高,因此大学里的学者再也不可能像过去那样,长时间地引领风骚,其影响力多则十余年,少则三五年,如此而已。因此我才敢说,今天的时代已经远离了当初的大师时代了,这就是我下面要说的大学发展的第二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是由以大师为标志的大学发展开始转向以学科、特别是一流学科为标志的大学发展。这样一种不同以往的知识生产模式,我们可以叫做创新1.0,这是一种工业时代的知识生产形态。在这一发展阶段,学科成为知识生产的重要单元。学科并非从来就有,而是在知识积累到一定阶段后人们对知识的一种理性分类。人类生产的知识积累到这个时候,就要根据知识储存、传承的需要和标准,把杂乱无章的知识按照相同、相异、相关等属性划分成不同类别的知识部门即学科。知识以学科为基础的范式化、次序化使以往杂乱无章的知识得以依类分理,以理归属,以此显示不同知识在知识分类框架中的应有位置和相互关系,分门别类的学科体系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有了学科,就犹如学海航程中有了一张路线图,借此不仅可以系统地储存和传承知识,而且可以逻辑地解决各自面对的许多问题,从而促进知识生产的规范性,提高知识生产的效率。

  在这一阶段,大学发展的思路开始从以大师为标志转向以学科为标志,人们普遍认为一所大学如果没有一流的、对社会发展具有重大贡献和影响力的学科,就无以为大学。大学通过建立学科,对日益增长的人类知识实施范式化、定型化的管理,对已储存的知识进行定期的检测并使之合理化,对新知识进行有效的控制并纳入某一学科体系,由此知识的储存、传承都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学科的建立还使大学学术共同体内部的每一个成员都能逻辑地理解和使用本学科所积累的知识和信息,使每一个从事知识生产的学者都能清楚地了解已有什么样的知识和需要什么样的知识,并以学科为基础建立起一个有利于合作共事的组织架构和文化氛围,理性地实现知识的创新。

  但是学科所具有的相对封闭、固化和守旧的性质,也给大学的知识生产带来有害的影响,因为分门别类的知识经过范式化的整理形成一个个的独立学科体系后,就会给自己划定边界,对异己的知识产生一种排斥力,并趋向于一种墨守成规的立场。此外,对于大学而言,学科虽有比较确定的组织结构,但并不是一种行政组织,不应对知识进行功能性的管理和控制。然而在实践中,一些大学把学科等同于一种行政组织,纳入了大学的行政管理系统,因此在知识创新中导致了一系列行政化的弊端,歪曲了学科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这种现象普遍存在于当前大学的管理中,导致了学科应有作用的降低。

  第三个阶段,知识生产由创新1.0向创新2.0转化,这是一个正在发生或即将发生的历史进程。创新2.0是一种基于互联网及人工智能应用的知识生产模式,是以跨学科的创新平台为知识生产单元而进行的智能化创新形态。这种不同以往的知识生产模式推动着以学科为基础的大学知识生产向着跨学科的平台创新模式过渡,这意味着大学光有大师不行了,光有学科也不行了,如何在跨学科的基础上来做知识创新的工作,这是大学知识生产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因此,大学的知识生产必须超越传统的学科定义,以一种智能化的知识创新平台的新思路来组织和管理知识生产。

  作为一种智能时代的知识生产模式,创新2.0赋予了人类知识生活以新的价值和意义,推动着大学的结构从过去的学科内部垂直联系向跨学科的横向联系过渡、从传统的权威型知识创新模式向民主化的众享众创模式过渡、从陈旧的个体生产模式向平台化的知识创新模式过渡,现代大学正一步步地纳入创新2.0的新轨道。

  三、如何描述智能时代

  智能时代正以蓬勃之势发展,但人类对其理解还非常幼稚肤浅,甚至充满焦虑。如马云所说,对于未来而言,我们都还是婴幼儿。通常理解,智能时代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标志。如果说第三次工业革命带来了社会生活的自动化,延伸了人的四肢,解放了人的身体,则基于人工智能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不仅解放了人的大脑,而且带来了整体的社会生活智能化。1993年克林顿就任美国总统后不久,正式推出了“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工程计划,人们将其通俗地称为“信息高速公路”战略。最初我们完全不能想象这是一幅怎样的图景,会产生怎样的效应。但很快“信息高速公路”就发展起来,一个全新的智能时代景象就在我们眼前展开了:海量的信息以文字、图形、图像、声音、文本及二进制代码文件等为形式,在“信息高速公路”上传送,在数据库中存储和还原,构成了一个全新的信息世界。

  基于互联技术和数字技术发展的智能时代有三个最重要的要素,即互联网、大数据和云计算,借此进行分析与决策,延伸人脑功能,实现人的大脑的解放。因此智能时代带来了知识生产的智能化,并据此了解人脑不能了解的现象,解决人脑不能解决的问题。比如进入智能时代后,人们面对海量的数据,已远超自身的能力域限,逼迫人们必须通过一种基于人工智能的强大的计算能力来处理这些海量数据,这是过去完全不能想象的事情。

  为了加深对智能时代的理解,下面我们来讨论一下智能时代的三个最重要的要素。

  第一个要素是“互联网”,这是指一种通过计算机网络的互相连接而形成的互联网络结构,是把全部现有的和将来的、公共的和私人的、政府的和企业的、窄带的和宽带的网络进行综合与集成而形成的一种高速交互网络,是一个覆盖全球而非局部的、单个的网络。互联网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重要载体,通过Web2.0、开放源代码、自由软件、微观装配实验室等新技术在互联网上的应用推动着不同学科、不同领域基于互联网的深度融合。在互联网条件下,社会创新的环境也在不断开放,公共服务更加便捷、普惠和多元,因此可以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实现众享众创。互联网对大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大学的学术生态和学者的生存状态由此正被彻底改观,大学的知识创新功能正被重新定义,一种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和创新要素的大学新形态已初见端倪。对我所从事的学术工作来说,感受最深的就是中国知网。我在20世纪80年代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我的导师要求我每月须向他提交30张卡片,也就是说平均每天要看一本书或者一篇文章,并要整理出内容提要写在卡片上。那时候并没有知网这样的数据库,发表的论文也没有摘要和关键词,因此所有这些信息都须经过自己认真阅读后再去编写,这种手工劳动是非常繁重的。但现在,中国知网数据库的出现把许多工作智能化了,把我们从传统的学术劳动中解放出来,这就彻底改变了知识生产的方式。所以在智能时代,我们必须要知道怎么把人做的工作和互联网、人工智能做的工作区别开来,清楚地认识人在知识生产中的作用在哪儿,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避免低效的甚至无效的学术劳动。

  第二个要素是“大数据”,这是指一种在数据的获取、存储、管理、分析方面远超传统数据库软件工具能力的一种海量数据集合。大数据是智能时代的产物,甚至可以说是智能时代的一个标志,但是大数据的技术意义主要并不在于能掌握多少数据信息,而在于对这些含有意义的数据进行专业化处理的能力,即通过智能化的加工实现数据的增值。因此有人说智能时代的要害其实不是IT(Information Technology),而是DT(Data Technology),即数据科技,就是这个道理。大数据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巨大意义并非意味着它将取代人类对于科学、技术和社会问题的理性思考,大数据对于人类知识生产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利用大数据进行更加精准的分析,以便更全面地探索和了解未知领域,而非代替人类的知识生产。计算机的基本运算取决于所选用的操作及其指令,取决于计算机系统的指令系统,这一切都离不开人类智慧。大学的知识创新如果被湮没在海量数据中,单纯忙碌于数据累积,而丧失了对社会意义的理性思考,那也就丧失了大学的学术要义,这确实是需要警惕的。

  第三个要素是“云计算”。狭义的云计算是指一种网络服务的交付和使用模式,这种模式通过网络供应商提供的IT基础设施来服务知识创新的工作,就像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水电基础设施和服务一样。提供这些IT基础设施和服务的网络被称为“云”,“云”中的资源不仅可以随时获取,而且可以按照用户的需要无限扩展。用户以自己的电脑、手机及其他终端接入“云”,按自己的需求进行运算,按实际的消耗付费。广义的“云计算”突破了狭义的云计算服务模式,用户进入包括网络、服务器、存储、应用软件、服务等在内的可配置的计算资源共享池,就能快速获得云计算服务,这种服务可以是IT的硬件和软件,也可以是任意与互联网相关的其他服务。大学知识生产借助这种全新的云计算提供模式,可以根据网络用户的需求,以可扩展的方式获得实用、便捷的云服务,使知识生产的效率获得几何级数的增长。

  四、智能时代知识生产的新景观

  智能时代的科技成就全面地提升了个人和社会的认知水平,支撑着大众创业、创新,同时也给人类的知识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影响。面对这样一种全新的情景,大学的知识生产将会受到怎样的冲击?面对这一挑战,大学又应作出怎样的应对和改变?

  大致说来,智能时代的知识生产具有如下四个特征:

  第一是协同(Cooperation)。协同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一定条件下的无序叫作混沌,而有序就是协同。可以这样说,协同是人类社会的基本要素,没有协同,人类就不可能生存,生产就不可能发展,社会就不可能前进。但在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协同水平是不同的。智能时代知识生产的协同是以开放、包容、共享为特征的协同创新模式,是以固定宽带网络、新一代移动通信网和下一代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等新型设施为基础构成的智能化创新平台上的协同。大学知识生产的平台化可以大大提升知识生产的协同水平,使知识生产的各环节紧密相连,并促进大学与社会的其他系统全面互联,促进知识生产资源、知识生产能力、知识生产管理、知识市场需求的集聚与对接,从整体上形成不同部门、不同人群、不同技术之间互动互助的发展格局。

  第二是跨界(Crossover)。跨界是一种以跨越传统边界,促成不同部门的开放、共享为特征的知识生产模式。智能时代的跨界旨在打破既有的边界,以虚拟社会与虚拟社会、虚拟社会与实体社会、传统领域与传统领域、传统领域与新兴领域之间的融合创新为突破口,培育知识生产的新生长点、新视野、新境界,实现知识生产的跨越式发展。对于大学而言,跨界则被看成是一种大幅提升公共服务能力的网络化公共服务模式,推动着大学与互联网结合,加速大学创新向不同学科、不同领域渗透交叉,最大程度地汇聚各类要素,以融合促进知识的创新。

  第三是综合(Synthesize)。综合并非是一种增量基础上的知识生产,而是存量基础上的知识创新。综合把对象的各部分、各要素看成是一个多变量的关系,把由此建构起来的关系系统看成是运动的和变化的结构,从运动和变化中来把握这个结构的整体。智能时代的综合以互联技术和数字技术为发展方向,以云计算、物联网、智能系统等技术在知识生产中的应用支撑知识生产向智能化的方向转型,构建开放、共享、协作的知识生产智能化生态。大学知识生产的综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多种学科之间的综合,产生综合性的边缘学科;另一类是学科内部的综合,逻辑地发现和解决自身面对的新问题。借助这两种综合,最终形成知识生产的新生长点。

  第四是集成(Integration)。集成是把原先孤立的一些事物或元素通过某种方式集中在一起,产生联系,从而构成一个有机整体。智能时代的集成是一个智能化的信息和设备处理系统,通过结构化的综合布线系统和计算机网络技术,将各个分离的设备(如个人电脑)、功能和信息等集成到一个相互关联、统一和协调的系统之中,达到资源充分共享,实现集中、高效的知识生产。人工智能使大学知识生产成为集约度极高的创新过程,改变了传统知识生产的孤立、分散状态,使相关事物或元素集中在一起,建立某种联系,并进而构成一个有机整体,产生融合创新的效应。在这种情况下,大学必须解决不同系统之间的互联和互操作性问题,这不仅包括与集成相关的设备、接口、协议、系统平台、应用软件等问题,还包括与知识生产的组织管理和人员配备相关的一切面向集成的问题。

  五、“双一流”政策与大学知识生产的再造

  智能时代正使大学知识生产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其三个方面的功能,即储存、传承和创新知识的功能,已经由过去一直被视作重点的前两个方面,开始向第三个方面即知识的创新过渡。这一变化要求把原先孤立、分散、没有直接隶属关系的大学知识生产通过智能化平台所具有的强大联通能力和计算能力形成目标趋同、知识(专业思想、专业技能、专业技术)互补、运作协调、资源共享的全新知识生产模式。对于大学而言,大学知识生产的再造就是对传统的大学知识生产所施行的一种由封闭走向开放、由分散走向集成的变革,就是基于智能时代的协同、跨界、综合、集成特征所进行的一种创新。大学的这种知识生产再造将会更新知识生产的问题意识和创新意识,推动大学打破学科界限,建造跨学科的智能化知识创新平台,培养一流创新团队,生产一流创新成果。

  从发展趋势看,大学知识生产的再造将会从如下三个方面改变大学的既有面貌,并进而给大学的“双一流”政策提出一系列前所未有的问题:

  第一,大学的发展将从培育一流学科向打造以跨学科的协同创新为标志的知识创新平台过渡。通过互联技术和数字技术的应用,对信息进行运算、加工、存储、传送、还原,大学将很快实现知识生产的平台化。在这一平台上,人们可以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通过联网获得他所需的资源信息,并据此进行知识的创新。知识创新平台为大学知识生产提供了智能化的源动力,以此为组织形式的大学知识生产无论是量还是质都会出现突飞猛进的发展态势,这可能是大学知识生产的一种新景观。

  在创新2.0时代,学科还会存在,对大学的知识生产还会有或大或小的组织作用,但作为智能时代知识生产的一种新的功能组织形式,平台化使不同学科、不同背景、不同立场的学者有可能聚集在一起,通过共同的软件在平台上进行创新活动。知识创新平台一旦形成,不仅可以在新的技术条件下实现储存、传承知识的功能,而且可以跨学科地解决不同领域面对的许多问题,促进知识创新的协同、综合、跨界、集成,使知识生产真正跃上一个全新的水平。

  第二,大学将终结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致力于打造智能时代的人才培养新模式。智能时代已经终结了以往大学中的个体知识生产模式,这一变化推动着个人主导的知识生产开始向在知识创新平台上进行团队式协同创新的知识生产模式转化,这是大学知识创新的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为此大学的人才培养也将会适时应变,着力培养可以在知识创新平台上熟练工作的知识创新人才和创新团队,与此相应,以往以学科为基础的封闭式的人才培养方式将逐步转向,这已成为智能时代大学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

  第三,为不断提高大学知识创新平台的创新能力与创新水平,大学将围绕知识创新平台的跨学科、智能化要求,培养高素质领军人物和专门人才。如前所说,今天的大学知识生产已超越了以往的以大师为标志的知识生产传统模式,但为了更好地体现智能时代知识创新的功能,今天的大学知识生产也需要杰出人才,他们区别于传统大师之处在于,他们不是知识生产的个体劳动者,不是以个人的知识资源为基础,在封闭、固守的学科范围内做知识创新的工作,而是能了解人类知识的发展大势,洞察知识领域中不同部门研究进展的人才。他们深谙智能时代的知识创新模式,懂得并力求体现智能时代知识生产的特征,能以智能化创新平台的形式进行知识生产的组织、动员和生产。这是一类战略型科学家,是智能时代知识生产必不可少的人才。如果说智能时代的知识生产还需要杰出人才,那么应该是这样一类战略型科学家,大学有了这样一批战略型科学家,就能在知识生产的管理创新中发挥强大的组织作用。

  以上是我对当前大学发展和大学知识生产的一点粗浅认识。在我看来,“双一流”政策对改变当前中国高等学校整体实力不强、学科整体水平偏低的现状,提升知识创新的能力和水平,实现大学发展弯道超越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前提必须是认清弯道的状况及所处环境,否则就有可能弯道翻车。

  (本文根据笔者在2018年香山科学会议上的演讲加工整理而成)

作者简介

姓名:劳凯声 工作单位:首都师范大学

职称:特聘教授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刘思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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