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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中国70年看高等教育如何培养科技创新人才 ——王越院士专访
2019年09月17日 16:13 来源:《重庆高教研究》2019年第5期 作者:王越 刘进 马丽娜 王艺蒙 字号
关键词: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本科教育;专业基础

内容摘要:科技创新人才是推动科技事业发展的关键力量。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科技工作者为国家科技事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关键词: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本科教育;专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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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科技创新人才是推动科技事业发展的关键力量。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科技工作者为国家科技事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王越院士认为,科技创新人才培养顺应了时代和国家发展趋势,科技事业发展总体上取得了卓越成绩,但发展中也出现了一些不可避免的问题,必须遵循“反者道之动”的规律,在对过去不断的否定中获得发展。关于新时代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重视本科教育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重中之重,为此王越院士提出以下几条具体措施:(1)落实教授讲课制度,做到教学与科研、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帮助学生打好基础;(2)提高授课质量,教师要对课堂负责;(3)通过严格的考核方式来激励学生学习,选拔优秀人才;(4)建立灵活多样的教师考核机制,调动教师教学积极性。此外,高等教育作为开放复杂的巨系统中的子系统,解决其存在的难题,需要运用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方法,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关键词: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新中国70年;本科教育;专业基础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科技工作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科研创新成果:“两弹一星”、杂交水稻、载人航天工程、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等,我国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科技实力从落后于西方科技强国到逐渐缩小差距进而达到并跑水平,甚至在某些科技研究领域实现领跑。进入21世纪后,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蓄势待发,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移动通信等新一代颠覆性技术不断涌现,加速了全球经济结构和国际竞争格局的变动。科技创新是提升国家综合竞争实力和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我国科技创新要实现从量的积累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向系统能力提升,高质量培养科技创新人才是关键。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强调,“坚持把人才驱动作为本质要求”,“把人才资源开发摆在科技创新最优先的位置”[1]。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开幕式上强调:“全部科技史都证明,谁拥有了一流创新人才、拥有了一流科学家,谁就能在科技创新中占据优势。”[2]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2019年《重庆高教研究》编辑部特别策划“新中国成立70周年第一代教育家学术脸谱”专题,回溯教育家的教育实践,总结教育家的育人思想,向祖国献礼。王越先生作为两院院士、工程教育家、北京理工大学荣誉校长和全国科学大会奖、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获得者,他提出并初步建立了信息对抗系统的理论体系,在国内较早组建“信息对抗技术”专业,培养了大批信息安全通信领域的专业人才,为国防军事力量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可以说,王越院士既是中国高等教育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发展70年的见证者,也是高等教育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的实践者,对高等教育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有深入的认识和独到的思考。  

  一、新中国70年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的基本历程

  刘进:王校长,您好!您是两院院士,工程教育家,您见证了我们国家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转变,您是我国科技创新人才领军人物,教育工作者的杰出代表。我们想请您回顾一下,新中国成立70年来,创新科技人才培养的基本历程是怎样的?  

  王越:我国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历程实际上与科技事业发展密不可分。科技事业发展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大致分为4个时期:新中国成立初期是我国现代科技事业发展的起步期;“文化大革命”时期科研事业受到不利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技事业发展迎来了新的春天;近20多年来,从“科教兴国”到“科技强国”,我国科技创新驱动发展正逐步走上世界领跑之路。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第一推动力,人才是创新主体。  

  我国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的起步是同新中国起步艰难、发展曲折的历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很多先锋人物在新中国科技创新人才培养中起到了关键带头作用。众多优秀的留学学者不惧艰难险阻,放弃国外优越条件,毅然决然归国为祖国的建设和发展贡献自己的一分力量,将从国外学到的先进知识经验传授给中国学生,培养了一大批新兴的科技创新人才,奠定了新中国科技创新发展的基础。新中国科技发展、社会进步与诸多伟大的科学家和教育家们强烈的爱国精神和无私奉献精神分不开。  

  就我个人的成长经历来说,我中小学就读于天津耀华学校,当时爱国人士、伟大教育家赵天麟校长抵抗日本侵略者的奴化教育,并为之付出了生命,这让我为之震撼。抗战时期,别人家偷偷保存的收音机不断为我传来振奋人心的消息,这也为我青年时期的志向确立指明了方向,我决定学习无线电专业报效祖国。1950年7月,我考入了大连大学工学院电讯系,当时的校长屈伯川先生是留学德国的化学工程博士,他在党中央的指示下从延安来到大连,创办了大连大学工学院。为办好教育,他请了王大珩、孟昭英、张大煜,还有我的导师毕德显等10余位优秀学者来校任教,这些专家学者都是一级教授,实力雄厚,成就斐然。王大珩先生后来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并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孟昭英先生曾在燕京大学讲授无线电课程,他是国内最早开设这门课程的学者之一;毕德显先生是著名的电子学家,在他的倡导下,大连大学工学院在全国率先成立电信系,这在国际上也是较早的。  更关键的一点是,当时这些专家教授基本功都特别扎实,对待学生的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教学也特别认真,非常具有敬业精神。毕德显先生于抗日战争期间在美国无线电公司(Radio Corporation of America,RCA)做工程师,研究脉冲和微波通信设备,理论与实践融会贯通,基础知识掌握得十分牢固,这一点在他授课教学上就有所体现。他讲电磁场理论这门课,深入浅出,重点突出,有启发性,而且不畏困难,遇到问题想方设法解决。1954年,学校要开设微波传输技术和微波天线的课程,当时办学条件艰苦,没有现成的教材和成系统的论文,毕教授就在暑假期间自己搜集资料、编写教材,新学期上课就能给我们用,而且质量很高,这对学生的学习很有帮助。这些留学归来的教授为建设祖国、培养人才的奉献精神和教育热情,极大地推动了大连大学工学院乃至新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  

  刘进:大批留学专家学者回国对新中国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功不可没,您认为当时是什么原因吸引他们从海外回来?当时中国本土培养科技人才的能力状况如何?  

  王越:他们都不畏艰苦,选择回国就是因为他们满腔的爱国热情和报效祖国的强烈愿望。当时旧中国属于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处处受压迫。赵天麟校长是哈佛大学法学博士,张大煜先生是德国德累斯顿大学博士,毕德显先生分别获得了燕京大学和加州理工大学的物理学博士学位。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他们放弃各种优厚待遇毅然回国,就是因为国民党腐败、无作为,而新中国成立的消息振奋人心,给人希望,他们希望能各尽所长,用自己的学识才干为祖国建设贡献一分力量。  

  解放之初中国经济落后,工业基础薄弱,专业科技人才缺失,电子信息、无线电等专业的建设发展和国外相比差距很大。留学人才回国效力,为祖国科技发展和人才培养带来曙光,但学科的发展只在理论上做研究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靠仪器设备和工业支撑。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大批科技工作者回国,他们也带回了先进的仪器设备。1947年,毕教授与中国原子能之父赵忠尧合作,借助美国的元器件为祖国设计、制造了一台静电加速器,3年后,这台加速器才辗转运送回国,这为新中国的核物理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我当时就读的大连大学工学院电信系,也有教授从国外带回一套可以做电子管的实验设备,供学生实践操作搞科研,这对新中国的科技教学发展有很大贡献。 

作者简介

姓名:王越 刘进 马丽娜 王艺蒙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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