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李晓飞(1984- )，男，安徽定远人，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从事城市治理研究，E-mail:xf8482@163.com。长沙 410083

　　内容提要：尽管代际传递对高等教育起点公平的影响备受关注，但高等教育代际传递的城乡差异问题尚未得到已有研究的充分挖掘。基于两期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并采用OLS回归分析方法的比较研究发现，在高等教育大众化初期，代际传递对城市居民的影响并不显著，但在农村居民中却呈现出特殊的“反再生产”特征，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农村居民更能培养出“凤凰男”。然而，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推进，相较于农村居民，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城市居民更能熏陶出“学二代”，高等教育起点不平等的再生产路径得以形成。要降低代际传递对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未来的政策设计需要提升农村居民参与高等教育的能力，加大对农村家庭高等教育经费支持力度。同时，进一步增加对农村大学生奖助学金的投入并为其求职提供政策支持，从高等教育过程和结果两个维度来补偿起点不公平。此外，政府应推进“普惠型户籍改革”，尽快实现城乡居民身份平等化。

　　关 键 词：高等教育代际传递 城乡差异 反再生产 凤凰男 学二代

　　标题注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18年度哲学青年课题“基于‘承认’的城市空间正义及实现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8CZX058。

　　中图分类号：G6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610(2019)01-0098-06

　　一、代际传递的城乡差异是高等教育起点公平的重要研究视角

　　肇始于1999年的高校扩招揭开了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序幕。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具有大学专科及以上教育程度的人口约4571万[1]，而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具有大学专科及以上教育程度的人口已超过1.7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2.4%[2]。中国高等教育人口在十五年间以年均约8.3%的速度增长，表明高等教育大众化显著增加了民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当高等教育获得总量的增加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时，其分配是否均等逐渐引发关注，进而推动高等教育公平成为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的重要议题。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价值在教育领域的延伸，是检验社会公平的文化标尺[3]。根据瑞典学者胡森(Torsten Husen)的研究，教育公平可以划分为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三个维度。其中，起点公平即民众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是否均等，对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4]。近年来，随着中国社会结构分化的加剧，代际传递即父辈的教育背景对子女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逐渐成为高等教育起点公平的重要研究视角。

　　二、高等教育代际传递的学术演进与拓展空间

　　在西方学者的研究中，代际传递(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意指代际社会地位的流动，即父辈和子女间在社会地位上的传承及其变化[5]。有国内学者将之称为“家庭地位继承模式”，即家庭的社会经济背景对子女社会地位获得的决定性影响[6]。随着高等教育规模扩张成为一种全球性趋势[7]，代际传递成为理解高等教育不平等的重要视角，并与布尔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相结合[8]，形成了高等教育不平等再生产理论。该理论认为，家庭背景较好的群体通过提供各种优势资源，可以提高子女获得高等教育机会尤其是优质高等教育机会的概率；相反，那些处于社会下层的群体由于无力提供资源支持，往往导致他们的子女在激烈的高等教育机会竞争中被淘汰[9]。因此，高等教育代际传递再生产理论的实质，是父辈的高等教育获得机会不平等在子代中的延续。再生产理论的一个重要推论，就是著名的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最大化维持理论(MMI)，认为高等教育扩张与教育机会分配均等化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只要社会上层群体的高等教育需求尚未饱和，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就会继续维系[10]。随后，有研究者对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最大化维持理论做出了修正，提出了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有效维持理论(EMI)。该理论宣称，即便社会上层群体的高等教育需求已经饱和，不平等仍将以更加有效的方式延续[11]。因为社会上层群体高等教育需求的饱和只能降低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绝对数量的不平等，而相对机会的不平等却不会因此而改变，社会上层群体仍然在含金量更高的优质高等教育机会获得中占据优势，从而得以有效维持高等教育获得机会的不平等[12]。

　　早在2006年，有研究者就曾指出，高校扩招虽然能够降低家庭教育背景对高等教育获得机会的影响，但却提升了家庭阶层背景的影响，减少了农村和城市贫民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13]。然而，也有研究者得出了不同结论，认为父母的教育背景对于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层次和质量仍然具有非常显著的影响[14]，家庭文化资本存量差异是导致高等教育权益非均衡性的重要因素[15]。那么，父辈的教育背景对子女高等教育获得机会的影响到底是持续存在还是有所降低呢？近年来的经验研究大多支持前者。有研究者发现，拥有较多家庭文化资本的民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要远远多于家庭文化资本较少的人，而这对于能否获得大学本科教育机会尤为重要[16]。另有研究者指出，从1978年到2008年，父母是否接受过高等教育对子女高等教育获得机会的影响持续上升[17]。尤其是在获得优质高等教育机会中，城市高学历民众的子女占据明显优势[18]，而农村子女由于在家庭教育资本方面普遍弱于城市子女，因而在层次越高的入学机会竞争中越处于劣势[19]。最近的一些实证研究也发现，父母是否接受过高等教育以及高等教育程度对子女高等教育获得机会与教育程度具有非常显著的影响[20]，来自高等教育家庭的学生更有可能进入教育质量更好的精英院校[21]。

　　尽管已有研究为解读高等教育的代际传递做出了卓越贡献，但仍然可以探寻进一步深化的空间。首先，绝大多数研究都将高等教育阶段与其他教育阶段放在一起，从整体上探讨教育的代际传递问题，对高等教育代际传递的专门性研究并不多；其次，已有研究对高等教育代际传递的城乡差异探究尚不充分。尽管有少量研究注意到了城乡差异问题，但它们或是仅在家庭背景中将城乡身份差异作为一个附带变量(控制变量)，或是基于某一时间节点的静态经验研究[22]，缺乏对高等教育代际传递城乡差异的纵向动态比较分析，而这可能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只有通过纵向动态比较分析，我们才能把握高等教育代际传递城乡差异的演变轨迹。

　　三、高等教育代际传递城乡差异及其演变的实证研究策略

　　本研究使用了2005年和2015年两期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简称CGSS)。这两期数据跨度为十年，均采集了家庭父辈(包括父亲和母亲)受教育情况，适合进行纵向动态比较分析。考虑到可能出现样本由于年龄较小而未能完成最高学历的情况，结合中国各阶段教育年限的实际情况，只保留了年龄在22岁及以上、最高教育程度状态为“最终完成”(CGSS2005)和“毕业”(CGSS2015)的个案。同时，删除了在相关变量上存在缺失值的个案，最终获得的2005年和2015年有效样本分别为8611个和6964个。

　　本研究的因变量为城乡居民的最高教育程度，自变量为父辈的最高教育程度。将大学专科及以上视为接受过高等教育，其他学历则视为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均以虚拟变量方式赋值(“接受过高等教育”=1，“未接受过高等教育”=0)。

　　控制变量为“性别”(“男”=1，“女”=0)、“民族”(“汉族”=1，“少数民族”=0)和“政治面貌”(“中共党员”=1，“非党员”=0)。此外，为把握其他可能对高等教育机会获得产生影响的因素，我们将样本父母的政治面貌(“中共党员”=1，“非党员”=0)和14岁时父母的职业类型(“非农工作”=1，“务农”=0)作为控制变量。

　　由于本研究致力于考察高等教育代际传递的城乡差异，因此，在样本选择和变量设置的基础上，以“户口性质”为依据，通过个案拆分，将两期数据的有效样本拆分为“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两大类别，然后运用OLS回归模型进行分样本异质性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