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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法案对美国公立大学治理的影响
2018年12月12日 13:18 来源:《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作者:刘爱生 字号
关键词:阳光法案;美国公立大学治理;董事会会议;校长遴选

内容摘要:经过几十年的发展,阳光法案日益内化到美国公立大学的治理中,并成为一种制度化的存在。

关键词:阳光法案;美国公立大学治理;董事会会议;校长遴选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刘爱生(1984- ),男,江西余干人,浙江师范大学田家炳教育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斯坦福大学访问学者,教育学博士。浙江 金华 321004

  内容提要:经过几十年的发展,阳光法案日益内化到美国公立大学的治理中,并成为一种制度化的存在。阳光法案对美国公立大学治理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深远的。通过分析它对董事会会议、校长遴选所带来的影响,可以发现:阳光法案普遍受到各方的欢迎,因为它契合了美国人的民主价值观,增加了公众对大学的信任,能有效预防大学潜在的腐败,最大化地维护公共利益;但它也造成美国公立大学自主性的降低和对个人隐私权的侵犯。对此,美国公立大学不断通过主动和被动的方式予以回应和克服,努力在公共问责、大学自治和个人隐私(“三难困境”)之间实现最大程度上的平衡。

  关 键 词:阳光法案 美国公立大学治理 董事会会议 校长遴选

  标题注释: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美国高校惩治和预防腐败的机制研究”(15YJC880041)。

  中图分类号:G6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35(2018)03-0086-09

  相比世界其他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美国公立大学更为公开透明,更多地接受外部监督。这背后一个关键因素是美国州政府在其公立大学中引入了阳光法案。经过几十年的发展,阳光法案已经成为美国公立大学治理中理所当然的一部分,深深地嵌入到高校的日常运行中,并成为一种制度化的存在。[1]1然而,当前我国尚没有学者触及这一重要议题。这一状况显然不利于我们全面理解美国公立大学的治理。鉴于此,下文将着重分析以下问题:(1)阳光法案是如何引入美国公立大学的?(2)阳光法案对美国公立大学治理究竟产生了哪些影响?关于第二个问题,由于维度过多,这里将选取美国大学治理中最为重要、可见度最高的两个方面进行阐述:(1)大学董事会会议;(2)大学校长的遴选。

  一、阳光法案的源起

  “阳光法案”(sunshine laws)又称“信息自由法”,是应用于促使政府机关的信息向民众公开的一个通称,其基本假定是“在一个民主社会,人民有权利知道有关公共政策方面的决定究竟是如何达成的”。[2]实施阳光法案主要有两个目的:(1)确保政府机构的决策过程透明化,预防潜在的腐败;(2)强化对政府官员的问责,促使官员作出合理的决策,最终维护公共利益。

  “信息自由”或者说“信息公开”的理念早在美国建立初期就已浮现。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1743-1826)就呼吁准许公众参加政府的会议,以此作为一种确保政府合适行事的手段。1822年,美国第四任总统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1751-1836)在一封写给友人的信中说道:“一个民选政府如果不能让民众获得信息或无法提供获取信息的手段,那将是闹剧或悲剧的开始,甚或二者皆是。知识(knowledge)将会永远统御无知,一个人想要成为自己的主宰,他必须以知识所赐予的力量武装自己。”[3]一个世纪后,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路易斯·布兰代斯(Louis Brandeis,1856-1941)用一种更为直白的口吻说道:“公开(publicity)被赞美成解决社会与工业弊病的良药。阳光据说是最好的消毒剂,灯光是最有效的警察。”[3]

  尽管信息公开的政治与哲学理念深深植根于美国的历史中,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美国政府的会议都不对外公开。1787年的制宪会议就是一个先例。这个会议是秘密举行的。之所以不公开,是因为与会代表们认为,议程中涉及太多的不同利益与不同情感,调和这些异见极为困难。如果让公众知晓整个辩论的过程,会极大地损害他们的工作效率与效能。在此先例下,美国国会、州立法机构以及其他公共机构都施行闭门会议。尽管后来有人以宪法第一修正案提出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作为依据,认为公众享有对政府信息的“知情权”,但法院通常拒绝这些论断。

  直到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公开政府会议与记录的实践才初现端倪。犹他州(1898年)和佛罗里达州(1905年)是美国最早立法要求公开政府会议与记录的州。不过,在当时的法案下,人们仅能获得有限的政府信息。这种状况在冷战时期迅速发生改观。冷战爆发初期,由于美国国内的新闻自由遭到压制,1950年美国报纸编辑协会(American Society of Newspaper Editors)在公民组织和媒体组织的支持下,在全国掀起一场运动,要求所有州政府的会议与纪录更多地向新闻媒体和普通民众公开。在此运动影响下,1953年新墨西哥州和加州率先颁布了全面公开会议的法案(comprehensive open-meetings laws)。新墨西哥州的法律要求所有公共资助的州政府或地方机构治理委员会的最终决策,都需要在公开会议的场合下制定。加州颁布的《布朗法案》(Brown Act)也包含类似的条款。到1962年,美国有26个州颁布了要求公开会议与记录的法案。[4]

  阳光法案第二波的大范围普及则源于1970年代初“水门事件”(Watergate Scandal)的揭露以及州一层级的明目张胆的违法行为和贪污腐败。1972年的水门事件让美国公众意识到,即便像总统府这样高的政府机构也会存在欺骗、腐败和真相掩盖。1973年德克萨斯州的证券欺诈与腐败丑闻卷入了20多名政府高官,这其中就包括州长、州检察长以及高层的立法官员。这些丑闻严重侵蚀了公众对美国政府机构和领导者的信任。在这一时期,专业的新闻机构、公民倡议组织和一些主张善治的政客,极力拥护公开会议与记录法案,认为它是医治政府腐败的良药。在此背景下,美国余下的所有州都采纳了阳光法案,并激励已经实施的州进一步巩固阳光法案。到1977年,美国所有州的公共机构的会议与记录都被要求向公众开放。随后,联邦政府也颁布了相关的法规。[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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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刘爱生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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