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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非洲国家的教育援助是否具有能源导向?
2018年11月22日 13:53 来源:《复旦教育论坛》 作者:哈巍 卢可伦 康乐 字号
关键词:留学生奖学金;新殖民主义;对非洲的援助;双向固定效应模型

内容摘要:以中国对非援助政策之一——政府奖学金资助为切入点,以官方权威的教育援助数据为因变量,以能源产量数据和作为外生冲击的能源大发现为核心自变量,使用双重差分模型分析来判断中国对非洲的援助是否具有能源导向,进而说明中国的对外援助是否具有新殖民主义性质。

关键词:留学生奖学金;新殖民主义;对非洲的援助;双向固定效应模型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哈巍,男,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卢可伦,通信作者,男,北京大学教育管理与政策系硕士研究生;康乐,男,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经济与管理系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871

  内容提要:为了回应一些西方媒体提出的中国正在对非洲实施新殖民主义行为的批评,本研究以中国对非援助政策之一——政府奖学金资助为切入点,以官方权威的教育援助数据为因变量,以能源产量数据和作为外生冲击的能源大发现为核心自变量,使用双重差分模型分析来判断中国对非洲的援助是否具有能源导向,进而说明中国的对外援助是否具有新殖民主义性质。研究发现,没有证据表明中国政府奖学金名额的分配显著地针对了非洲能源丰富的国家。

  关 键 词:留学生奖学金 新殖民主义 对非洲的援助 能源 双向固定效应模型

  一、研究背景

  在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中非合作交往日益密切,双边教育交流也如火如荼地相继展开。但是一些非议与杂音却不绝于耳。比如:美国CNN批评中国对外教育援助中的孔子学院是新殖民主义性质的[1];泛非领域销量最高的、历史最悠久的《新非洲人》杂志也批评中国的对外教育援助是新殖民主义的文化扩张[2]。事实上,许多国家均曾在教育援助领域受到过这类新殖民主义倾向的批评。比如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就都曾遭遇过此种指责。为此也曾有学者进行过专门的研究讨论。比如:米拉劳(Miralao)认为美国利用各种基金会所支持的学者交换项目、大量的美国图书捐赠活动来不断实现自身的新殖民主义渗透活动。他指出美国之所以进行新殖民主义活动,目的是为形成文化依赖,从而巩固自身在菲律宾的影响力[3]。同样的,艾威瑞特(Everitt)对美国通过耶稣会对伯利兹学校教育的渗透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在伯利兹的宗教组织都倾向于施加自己的政治和社会观点在学生身上,这种在教育上的影响不仅在学生心目中建构起美国的领导形象,甚至还可以影响一国的政治[4]。布雷(Bray)对澳大利亚在南太平洋岛国的教育干预行为进行研究。他认为在新殖民主义干预的过程中,知识主要以“西方的”知识为主,本土知识几乎为零,他们也希望以此来改变当地人的民族心理认同,从而服务于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5]。

  在这些讨论中提到的新殖民主义理论主要来源于恩克鲁玛的《新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最后阶段》一书。根据恩克鲁玛的观点,前殖民地宗主国试图通过实行“新殖民主义”,用经济或货币手段对前殖民地国家施以小恩小惠,从而继续控制前殖民地的经济命脉。它们用从前殖民地国家所掠夺的财富来建设自身的福利国家,从而提高民众对于自己统治的支持[6]。因此按照恩克鲁玛的逻辑,新殖民主义中的依赖与援助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只有通过援助,受援国才会逐渐养成对“宗主国”的依赖,新殖民主义攫取自然资源的目的才能够实现。那么适用于各个前殖民地宗主国的新殖民主义理论是否也适用于中国的对外教育援助呢?由于意见双方均可以在辩论过程中搜罗出许多理由和个例证明中国对非教育援助是抑或不是新殖民主义,但是缺少客观数据的支撑,所以我们需要相应的实证研究才能够得到答案。

  在关于中国对非总体援助的研究中,德雷赫(Drehe)和福克斯(Fuchs)认为能够基于数据得出结论的实证研究数量有限,其中关于教育援助的实证研究则更加稀少。但是我们仍然能够从一些聚焦在中国对非总体援助情况的研究中得到一些启发。受到恩克鲁玛的“新殖民主义者对于控制燃料资源的追求是各个垄断集团之间疯狂竞争的原动力之一”的启发,许多研究均使用能源数据作为解释变量以探究新殖民主义行为[7-8]。曾(Tseng)和克罗格(Krog)通过广义最小二乘法的方法,使用Aiddata数据库中记录的中国对非援助数据进行计算,在控制了GDP总量、国家民主化程度的控制变量后,认为中国的对非援助是能源导向的;同时又使用了半相依模型进一步证明,西方对中东和非洲援助是出于促进政治民主化需要,而中方的援助则是由能源驱动,两者存在截然差异[7]。但是这一研究控制变量过少,容易存在遗漏变量偏误的问题。德雷赫和福克斯根据中国在1956年到2006年的对外援助数据,按援助的阶段性特点分成五个阶段对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在控制了非洲国家与中国的距离、人口数量、政治制度、对待国际问题的态度、台湾问题立场等变量后,结果发现中国对非援助与该国的能源禀赋并无关系,但政治因素会影响到中国的援助分配。然而这一研究也有自身的缺陷:由于官方公布的援助数据处于保密状态,因此所使用的数据大多来源于各个数据库搜集的媒体报道中的中国对非援助数据,这些数据来源的权威性仍然有待验证;同时该研究中所使用的诸如CIA公开报告中的中国援助数据的客观性也需要进一步审视;另外,由于数据的限制,这一研究仅仅停留在对2006年以前的援助数据进行研究,忽略了2006年及以后的多次中非合作论坛所带来的历史性援助产生的影响[8]。戴维斯(Davies)等人的研究认为中国对非援助更加偏好于一些政治和经济体量较小的非洲国家[9]。福斯特(Foster)等人使用World Bank-PPIAF中记录的中国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基础设施投资承诺的数据,发现中国对非洲援助大量的资金都集中在安哥拉、尼日利亚[10]。但是这一研究仍然还停留在描述性统计阶段,对于做出中国对非援助是否是能源导向的因果推断还需要进一步的工作。另外,上述研究均未很好地克服内生性问题,资源和援助之间很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即更多的援助(尤其是援建基础设施)很可能进一步促进了石油和天然气产业的发展,因此需要引入更加外生的变量才能对这一问题进行更加精确的估计。

  因此,本研究通过中国在中非合作论坛当中确立的八项援助政策之一的“政府奖学金”援助的官方权威数据作为切入点,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来估计能源产量和来华留学生政府奖学金数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同时使用非洲各国的石油与天然气田的能源大发现作为非洲国家能源禀赋的外生冲击,进一步检验中国的对外援助与能源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从而解答中国是否在非洲推行所谓的“新殖民主义”。

作者简介

姓名:哈巍 卢可伦 康乐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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