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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校评价的制度分析 ——兼论“双一流”建设高校评价
2018年08月10日 15:40 来源:《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作者:罗燕 字号
关键词:高校评价;社会构建;制度分析

内容摘要:为了更好地服务于我国高校“双一流”建设,本文提出了相应的高校评价改进策略。

关键词:高校评价;社会构建;制度分析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罗燕,江西南昌人,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教育社会学、教育制度分析与改进、定性研究方法。北京 100084

  内容提要:本文考察了我国高校评价制度的产生背景与社会构建机制,指出我国高校评价是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的分化产物。通过分析我国陆续建立以大学科研能力、本科教学、学科发展以及学位点为评价客体的多元高校评价体系的社会构建机制,认为我国现阶段所构建的高校评价在范式上具有管理主义倾向,在指标体系构建上具有对所依存社会情境抽离性与碎片化特征。为了更好地服务于我国高校“双一流”建设,本文提出了相应的高校评价改进策略。

  关 键 词:高校评价 社会构建 制度分析

  中图分类号:G64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519(2017)06-0037-08

  一、我国高校评价产生的制度背景

  高校评价是伴随高等教育发展而产生的,我国高校评价的兴起及其制度化,是我国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到一定阶段后的必然产物。

  我国高等教育扩张既是社会经济和高等教育发展长期趋势的自然结果,又是特定条件下对具体事件和政策的应对反应,更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选择。国内外不少学者认为我国高等教育的扩张始于1999年的扩招政策,甚至认为我国之所以在1999年推出扩招政策,是为了缓解当时国企改革所致的下岗工人给劳动力市场带来的就业压力。①这当然是比较显见的,也有一定道理。但这却没有看到更深层的趋势和原因,实际上,即使没有1999年的扩招,中国高等教育的扩张也是必然的,这是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内在要求的,也是教育和高等教育发展自然演进的结果。其实,在1999年之前,中国高等教育的扩张就已存在了。两次较为显著的扩张分别发生在1986年和1993年,恰是我国改革开放期间两个里程碑式教育改革文件《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和《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发布的时间前后。到1999年我国正式实施高等教育扩招政策时,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相比于1978年的1.55%已实现近6倍的增长,此后继续以每年2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发展着,并于2002年达到16%,正式宣告进入大众化阶段。在此之后我国高等教育的扩张速度并未因此而减缓,2017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2.70%,教育部继之宣布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计划于2020年达到50%,正式进入高等教育普及阶段。由此可以看出,我国的高等教育扩张政策绝非仅仅是权宜之计。若是权宜之计,就不可能持续这么久,规模扩张得这么大。国家高等教育的长期政策取向其实也是确定且不可逆的,一定会顺应历史的大趋势和人民的需要。

  事实上,西方各国高等教育发展到一定阶段都经历了高等教育规模的快速扩张,只是不同国家间路径和方式存在差异。美国自20世纪以来高等教育规模呈现出强劲的扩张势头,虽然受到经济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的短暂冲击,但扩张的力量反而更加强烈。1944年美国通过《退伍军人再适应法》,政府资助退伍军人上大学,由此产生大批第一代大学生,并导致高等教育大众化,1945年美国高校学生167万,到1955年增长到了265万。1958年美国通过《国防教育法》等法案,运用各种奖学金或贷款吸引大批青年进入高等学校,大学生数量由1960年的350万激增到了1980年的1200万。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高等教育扩张的势头才减弱。而在这整个扩张的历史过程中,虽然有偶然的事件和因素,但更有社会和历史的必然规律,而国家的政策也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加速了历史的进程。英国一贯奉行精英高等教育的传统,1963年英国高等教育委员会发布《罗宾斯报告》,在否定高等教育精英模式的“有限智力库论”基础上,提供了英国高等教育扩张必备的社会合法性,英国大学生的数量也由1960年的12万增长为1980年的80万。②和美、英相比,法国高等教育扩张的路径有所不同,它是经由1968年五月暴动为代价而实现的,运动的主旨是反对戴高乐政府高等教育入学考试的精英选拔制度,主张高等教育是人人可以享受的权利。③

  相比之下,虽然我国高等教育的扩张晚了近半个世纪,但它却是同时期世界上以高等教育扩张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唯一的发展中国家。④这与我国主动寻求全球化的大国发展战略是不可分开的。虽然学界关于什么是全球化仍缺乏较为一致的定义,但全球化作为一种不断加深、加宽和加速的世界连接性现象却得到普遍认可。为了在全球竞争中胜出,中国大举兴建并改善基础设施,与此同时中国需要大量廉价且相对优质的劳动力以吸引全球资本。1986年中国提出重返关贸总协定的申请,并随之启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进程。我国的高等教育也在同年实现了第一次跨越式增长。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规模不断扩大,我国启动了高等教育机构分化策略。1995年,我国推出了“211工程”,即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的建设工程,为此各省都积极整合资源打造能跻身榜单的旗舰大学,最终有112所高校入围“211”大学名单。1998年,我国又推出了“985工程”,即要努力建设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211工程”大学中有39所大学分三期入围了“985工程”大学名单。2009年,第一期进入“985”大学名单的9所高校参照美国常春藤联盟和英国罗素大学集团等模式,自发组织成立了我国首个顶尖大学的高校联盟,被称为C9。应该说,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规模急速地扩大,我国高等教育机构之间的差异分化也开始显现,社会学将这一现象称为体系分化。

  虽然社会学研究发现,一个社会体系的规模扩大必然会带来结构和功能上的分化,但是我国高等教育机构体系的分化模式却是与众不同的。如果以世界上影响最深远的美国卡内基大学分类(化)作为参照,我们可以发现卡内基体系的分类(化)标准是以知识为中心的——根据知识生产的广度(学科的数目)和深度(授予学位的层次水平),美国大学被分为博士学位授予大学、硕士学位授予大学、学士学位授予大学、副学士学位授予大学、专门机构和原住民学院几个大类。相比之下,如果分析我国大学的分类可以发现它的划分逻辑是完全不同的——基本上可以划分为世界级大学(C9)、全国旗舰大学(“985”)、全省旗舰大学(“211”)、地方大学以及位于底端的高职高专与民办院校。

  美国大学的卡内基分类,虽然经历了1976年、1987年、1994年、2000年、2005年和2010年的多次修订,且参与分类的美国高等教育机构从1973版的2837所增加到2015版的4665所,但从整体上看美国各类高等教育机构的比例保持着一种相对平衡。例如,各版本中博士学位授予大学所占比例保持在7%左右,硕士学位授予学院和大学所占比例保持在15%左右,学士学位授予学院所占比例保持在18%左右,三大类高校占比保持在40%左右。⑤不过其中有一点变化,即在卡内基分类2015年的版本中,副学士学位授予院校占比下降明显,相比专门机构的占比有较大提升,高达31%。这与我国地方性大学和高职高专,日益追求学科综合化的发展方向很不一致。我国高等教育机构体系的分化虽和规模总体扩张有关,但不可否认国家政策在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引导作用,而且这其中最为关键的影响要素是国家资源的重点投放。数据显示,我国三期“985工程”国家共投入554亿人民币,加上部委和地方政府的配套资金,我国对“985工程”的投入金额高达904.76亿人民币,⑥如果再算上市场资源出于优化配置的规律快速向该类院校聚集,特别是大量的社会捐赠与就业市场的专向投放,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我国高校的分化体系是在中央政府、部委和地方政府、企业和社会力量多方共同打造下产生的一个高等教育机构分层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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