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张惠，女，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博士后研究人员，北京 100875

　　内容提要：作为世界近代高等教育的发源地，欧洲有着悠久的学生流动发展史。随着知识经济时代全球人才争夺战的日趋白热化，跨境学生流动作为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呈现出迅猛发展的态势。面对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国际局势，欧洲实施了革命性的区域高等教育改革，其学生流动呈现出一系列新的发展趋势。本文通过回溯欧洲高等教育领域学生流动的历史发展轨迹，探析其当代发展特点与趋势，得出对我国高等教育领域学生流动的重要启示。

　　关 键 词：欧洲 高等教育 学生流动

　　标题注释：本文系刘宝存教授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政策的国际比较研究”(课题批准号：13JJD88000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学生流动是当今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主要趋势之一。作为世界高等教育的发源地，欧洲有着灿烂而悠久的学生流动史，是当代欧洲高等教育领域学生流动繁荣发展的历史源流。及至欧洲高等教育一体化，特别是博洛尼亚进程开启之后，促进学生流动成为欧洲高等教育改革的重中之重，并在改革实施的十余年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欧洲高等教育领域中的学生流动不仅提升了欧洲的国际吸引力与内部凝聚力，而且还引领着当前国际学生流动的发展趋势。

　　一、欧洲高等教育领域学生流动的历史轨迹

　　欧洲高等教育领域学生流动有着灿烂而悠久的发展史，这为当代欧洲学生流动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中世纪时期——欧洲学生流动的繁荣期。欧洲学生流动是伴随着学生阶层的出现而产生的，最早可追溯到中世纪。1158年，意大利皇帝费列特·巴巴罗萨正式授予学生阶层的特权许可，这些汇集四方的学生组织便是大学的雏形。[1]12世纪后，欧洲学生流动的中心先后落在博洛尼亚大学和巴黎大学，这一时期也称为“学术朝圣时代”。例如，1215年，巴黎大学38％文科硕士来自英格兰。1333～1494年，3，300名德意志同乡会成员参加了巴黎大学文学院的考试，其中1，116人(61％)来自罗马帝国，229人(12％)来自英格兰，79人(4.3％)来自瑞典。[2]由于当时大学数量有限(1300年欧洲共有16所大学)，同时受欧洲留学传统的影响，所以“游学”风气盛行。除此，又因优势学科(博洛尼亚大学的罗马法，巴黎大学的神学、医学)和名师的吸引(巴黎大学的亚培拉，博洛尼亚大学的欧内乌斯)以及欧洲国家赐予“游学”学生的特权(减免关税、通行费、杂税)等原因，[3]使得中世纪欧洲大学的生源具有明显的跨境流动特征，[4]虽其深度和广度与现代相比有较大差距，但当时已初步具备了高等教育跨境流动的性质。

　　民族国家兴起时期——欧洲学生流动的衰弱期。16～18世纪的欧洲大学整体上处于衰退期并逐渐封闭，致使大规模的跨境学生流动相对减少。17世纪欧洲的国际学生比例为10％，到18世纪又再次减少。[5]1517年的宗教改革造成了欧洲宗教的分裂、政治格局分化甚至解体。民族国家的建立也加重了国家间的对立，统治者们认为异国大学是“宗教和政治污染之源”，甚至禁止学生出国求学，以防受到“精神洗礼”。例如，1559年西班牙国王宣布禁止国民跨境求学，波兰(1534年)、葡萄牙(1538年)、法国(1603年、1629年)也颁布了类似的限制性法令。[6]总之，由于欧洲大学数量的增加(从1300年的16所增至1500年的72所)，3/4的学生能够就近接受高等教育。[7]再加之宗教改革、地方限制性政策以及大规模的欧洲战争，特别是1685年《南特敕令》的撤销以及1688年的“九年战争”，使得这一时期学生流动相对减缓。[8]

　　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欧洲学生流动的恢复期。19世纪70年代后，第二次工业革命带动了自然科学的大发展，高等教育作为科技创新的关键支撑受到各国的高度重视，许多国家纷纷派遣学者到科技较先进的国家求学，学生的流动也随之逐渐频繁起来。这一时期欧洲的学生流动中心先后集中在德国、英国和法国。19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初，德国的高等教育迅速发展，希腊、荷兰、比利时等国学生纷纷赴德求学。[9]法国的外国学生在校比例在1900年是6％，1920年是13％；在欧洲经济大萧条之前的1927～1928年间，法国高校的外国学生共1.5万人，在校比例高达20％；1930年为22％。在英国，从1900年到1930年，牛津大学的国际学生占在校学生比例从6％增长到12％。[10]

　　“两战”时期——欧洲学生流动的停滞期。进入20世纪之后，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对整个欧洲学生流动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方面随着欧洲局势的动乱，欧洲国家间的学生流动出现了短暂的停滞期；另一方面，“两战”及战后政治格局的动荡使人们认识到，学生的流动不仅有利于消融国家间对峙，增进认同，而且也有利于政局稳定和国家安全。因此政府更加注重控制和协调学生流动，不再对其放任自流。例如，“一战”后，法国在斯特拉斯堡成立了“国际学生联盟”，德国于1925年成立了“德国学术交流总署”，英国于1934年成立了“英国交流协会”，以期通过协助学生流动促进国家间的交流。[11]因此，受国家意志的主导性影响，这一时期学生流动的政策性地位和组织化程度较之前有了很大提高。

　　冷战时期——欧洲学生流动的自由放任期。20世纪50和60年代，欧洲国家在高等教育领域中的合作相对较少，学生流动主要是由政治因素推动的，大学成了被动的合作者。考虑到高等教育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在1971年“欧洲共同体第一届教育部长会议”上，高等教育的发展首次被正式纳入政策议程。[12]20世纪70年代末兴起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十分强调市场调节，因此政府开始注重与高等教育界的对话，倾听多方利益相关者(学生、雇主及地方政府官员)的声音，尽可能地少干预教育、文化等公共领域。[13]“中层结构弱小”是此时欧洲高等教育的典型特征，即“大学机构自治权威较弱”，又加之整个欧洲处在社会变革的动荡中，因此这一时期的欧洲学生流动是夹裹在政府与高校中间的自由放任状态。

　　欧洲一体化时期——欧洲学生流动的复苏期。20世纪70年代后，在全球跨境学生流动以及欧洲高等教育一体化的推动下，欧洲学生流动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蓬勃发展态势。1960年全世界跨境流动学生共计24.5万人，1980年为110万人，1990年为130万人，2009年增至340万人。[14]与此同时，启动于20世纪50年代的欧洲一体化进程开始蔓延到高等教育领域，用高等教育带动欧洲一体化进程成为欧盟的重要战略规划之一。1971年欧洲6国部长级会议首次提出要在欧洲实现文凭互认，加强高等教育领域的合作交流。此后欧盟相继开启了“伊拉斯谟计划”和“苏格拉底计划”，在促进欧洲内部学生流动的同时又吸引了大批非欧洲国家学生的流入。[15]

　　二、欧洲高等教育领域学生流动的现实走向

　　于1998年开启的博洛尼亚进程，作为欧洲当代高等教育改革中的里程碑，将欧洲学生流动带入了蓬勃发展的新时代。学生流动首次作为一个可量化的目标被提出来——到2020年实现欧洲高等教育区至少20％的大学毕业生拥有出国留学或培训的经历。作为“欧洲高等教育区”建设的核心目标之一，促进“流动性”一直是博洛尼亚进程政策制定及改革实施的重中之重。例如，在《博洛尼亚宣言》制定的10个目标中，其中半数以上的目标主要是为了消除学生流动障碍而制定的，另外4个目标主要通过促进学生流动提升欧洲高等教育的国际吸引力。现阶段的学生流动主要是由欧洲国家以及国际性、区域性的政府间组织发起的，通过定期的部长级会议制定一系列政策得以稳步推进，这与以往历史阶段的学生流动相比，更具组织性和政策性。总体看来，呈现出以下几种新的发展趋势。

　　(一)输入型学生流动的趋势加强

　　所谓输入型学生流动(incoming mobility)，或称内向学生流动(inbound mobility)，指的是由一个国家外部流向内部的学生流动。国际上通常用输入型流动的比率作为衡量一个国家作为学生流动目的国在全球留学市场中的吸引力及竞争力的重要指标。输入型流动的比率是根据该国输入学生的数量占本国学生的总数得出的。来自欧洲学生调查小组的数据显示，1999-2007年间，从世界各地流向欧洲高等教育区的学生数量增加了116％，相比世界范围内的流动学习者数量(60％)超出了56个百分点。欧洲接收的国际学生的数量，从博洛尼亚进程实施之初1999年的82.7万人增至2007年的150.8万人，国际学生占在读学生的比例由4.5％提高到6.9％。[16]其中，法国接收的国际学生数量由1999年的13.1万人分别增至2007年的24.7万人和2012年的27.14万人，国际学生占在读学生的比例由6.5％提高到11.3％和13.5％；德国接收的国际学生数量由1999年的17.81万人增至2007年的22.79万人和2012年的29.71万人，国际学生占在读学生的比例分别由7.9％提高到11.3％和13.1％。[17]可以说，博洛尼亚进程实施后，欧洲在吸引非欧洲国家的学生方面确实成效显著。

　　2010年。全世界有136万国际学生赴欧洲留学，相比博洛尼亚进程之初2000年的96.35万人，增长了42％。[18]根据全球5个大洲学生输入-输出情况(图1)可知，2010年全世界将近半数(46％)的流动学生选择了欧洲，1/4选择了美洲，1/4选择了亚洲和大洋洲，2％选择了非洲。[19]这就是说，从输入学生数量的绝对值来看，欧洲成为了全球最大的生源接收地，越来越多的流动学生选择到欧洲国家求学。

　　图1 全球跨境学生流动的目的地和生源地(2010年)

　　资料来源：Margarida Rodrigues.Determinants and impacts of student mobility:A literature review.Luxembourg:Publications Off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2012: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