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阎光才，男，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教授，博士，上海 200062

　　内容提要：本文分析了欧洲以及我国当下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显现的背景因素，认为就业问题是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必然结果。基于外部劳动力市场需求的类别定位与结构调整，虽然在理论上是成立的，但是在实践中却面临众多困扰，例如学术漂移的问题。就我国高校的结构调整而言，摆脱这一困扰的基本出路可能在于：理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设立详尽的国家学历与职业资格框架，明确应用技术本科院校设置基准，建立政府引导与高校自主选择相结合的机制，全面推动学历与职业资格、不同高校之间的相互沟通和融通。

　　关 键 词：高校 毕业生就业 学术漂移 类型结构

　　标题注释：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科学研究与高等教育深度融合的知识创新体系建设研究”(项目批准号：11JD039)。

　　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近年来越来越成为政府和高校所关注的热点，尤其在政府层面，大学生就业难逐渐被视为一个社会问题而引起政府的警惕。为此，在采取一系列诸如设立就业工程项目，强化就业信息、咨询和指导服务，把就业率等指标纳入高校办学水平评价体系等措施之后，旨在提高大学毕业生可雇佣性的高等教育类型结构调整，再次成为一个为政府所青睐的宏观政策议题。把高校毕业生就业与高等教育类型结构调整两个议题关联起来的逻辑或者背后的预设是：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的根由或者至少说是主因，在于高校人才供给与劳动力市场需求间存在不协调；结构调整的目的在于强化高校办学方向的合理定位，通过开展专业结构调整以及人才培养模式改革，适应外部社会市场需求；类型结构调整以质量评价为控制手段，而在此所谓的质量又很大程度上被赋予了“就业”内涵，即就业率高低以及就业水平成为高等教育质量评价的重要依据。

　　本文尝试在铺陈有关背景的基础上，围绕两个关键问题展开分析：第一，高校人才培养质量与就业水平间究竟存在什么关联？第二，高校人才供给与劳动力市场需求间是否可能存在一种协调状态？理清这两个问题，或许可以对以类型结构调整来解决毕业生就业问题有更为清醒与理智的判断，有关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才有可能避免陷入误区。

　　一、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凸显的背景

　　严格意义上说，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即使对拥有高学历的人而言，失业现象的存在也属于一种常态。所谓不正常，主要表现为失业率超过了所能容忍的极限。在精英化高等教育阶段，无论在西方国家还是中国，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很少会成为人们所关注的一个问题。在国际上，该问题的凸显始于1970年代，柯姆(Barbara M.Kehm)和泰希勒(Ulrich Teichler)认为，1973年发生的引起西方发达国家普遍经济衰退的石油危机，首次让就业问题浮出水面，也让高校第一次感受到来自劳动力市场的压力。然而，这其实仅仅是一个引子和开端，让政府和高校真真切切感受到就业问题严重性的时间点出现在1980年代早期。[1]自此之后压力持续增加，一直延续到今天。在各国高等教育领域，可雇佣性概念(employability)的流行便是高校对这种持续压力的一种反应。

　　即使在经济危机稍稍缓解之后，就业压力依旧存在甚至更为紧张。显然，导致该问题的原因不仅仅来自经济环境的变化，更为重要而且直接的因素可能源自高等教育系统内部变革，其中最为显明的一个变化是高等教育规模的全面扩张。自1960年代起，欧洲各国普遍进入了大众化高等教育阶段，在传统大学招生规模迅速膨胀之后，各国还纷纷创立了一些新的机构，如英国的多科技术学院、法国的技术教育机构(IUTs)、德国的应用技术大学(Fachhochschule)、荷兰的高等职业学校(HBO)、芬兰的应用科学大学(AMKs)、挪威的州立学院等等。相对于传统大学，这些新设机构至少在创立之初具有明显的职业与应用技术导向，且扩张极为迅疾。在经过20年左右的扩张之后，随着大量的毕业生进入劳动力市场，就业形势也就日趋紧张。2000年，《欧洲教育期刊》(European Journal of Education)曾组织专栏文章，对欧洲各国高等教育与就业问题展开专题研究。研究表明，尽管问题严重程度各国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但高校毕业生就业难或就业质量降低几乎成为普遍性的难题，而且严重程度逐年增加。如在法国，到1998年，拥有高等教育文凭的毕业生失业率达到了15.5%。[2]在挪威，就业率从1987年的88%降低到1995年的77%。高等教育规模扩张与经济衰退两股力量交织于一起，导致毕业生就业问题日益严重，也迫使政府以及过去少有就业之虞的高校在为毕业生获得工作机会中扮演越来越活跃的角色。[3]

　　正是出于这一情势，泰希勒等人认为，早在1970年代，高等教育规模扩张所带来的就业紧张让基于人力资本理论、人力需求理论和自由选择理论的传统高等教育发展观备受质疑，过度教育、资质过度和不匹配说一度喧嚣尘上。[4]各国的就业统计数字又表明，相对而言，拥有高等教育学历人群的就业优势远在其他人群之上。故而，到1970年代晚期和1980年代，在认为高等教育大众化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之后，一种较为温和且带有建设性的主流观点逐渐为人们所认可——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的存在有其客观性。在此前提下，解决高等教育与就业之间的关系问题需要注意如下三点：第一，根据毕业生职业生涯发展需求，强化高等教育系统内部的多样性；第二，扩张过程要特别关注高等教育质量与毕业生能力议题；第三，高等教育的人力资源供给需降低重心，指向中等水平的工作岗位。[5]

　　然而，依旧存在一系列令人困惑的根本性问题是：所谓的多样性究竟是源自高校内部知识分化、学术实力和水平差异以及对人才培养目标的自我理解，还是来自外部劳动力市场特别是产业部门的岗位要求？如何理解培养质量和毕业生能力，它是以就业率还是以学生在教育过程中所获得的知识、素养以及各种内隐能力和品质为依据？高等教育人力资源供给重心的下移，其实仅仅是扩大了毕业生的传统职业选择范围，但雇佣者究竟有什么需求却不得而知。上述三个问题其实都关联到一个更为核心的问题，即高校人才培养质量是否可以由用人部门来界定？正是基于这一核心问题，自1980年代以来，在欧洲以及其他国家，各种围绕“可雇佣性”的毕业生以及雇主调查也风生水起。

　　二、可雇佣性与高校人才培养质量

　　关于可雇佣性，比较概括的说法是指“个体找到工作、维持工作并在需要时获得新工作的技巧与能力”[6]。就本质而言，可雇佣性反映的是雇佣者对受雇对象品质和能力的诉求或期求。1990年代以来，西方高等教育领域利用雇主或毕业生调查方式，对可雇佣性做了大量经验研究，并提出了种种可雇佣性框架。然而，雇主的诉求是否就是衡量高等教育质量甚至高校人才培养规格设置的可靠依据？从大量相关的经验研究结果中似乎很难找到一致性的结论。1997年，英国的迪尔英报告(Dearing Report)通过调查表明，雇主最需要的是特别是技术性的专门知识。[7]2000年瑞士联邦大学的调查则认为，毕业生特别需要具备的是个人品质、人际关系、宽泛的知识与视野、解决问题等通用性能力。[8]2001年，英国高等教育基金会的跨国调查结果表明，在英国、欧洲以及日本的雇主回应中，排在前十位的都是如抗压能力、团队协作、口头表达等通用性能力，特定领域的专门知识与理论没有进入前十。[9]

　　在此吊诡的是，如果要实现高等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间的无缝对接，按正常逻辑雇主显然更需要的应该是与岗位相关的专门知识、技术与技能，而不是通用性或内隐性的能力。对于这一结果，我们可以有两个基本推断：第一，高校给学生提供的专业知识和能力足以让他们应付岗位需求；第二，对于雇主而言，满足他们所需要的特殊专业能力高校或许根本无法提供，而是需要在学生入职后通过培训以及工作过程来获得。相对而言，目前更多的经验证据指向的是后者，如在日本，矢野岩本(Masakazu Yano)指出：“通常日本公司并不期望学校为学生提供职业生涯所必需的知识，与工作相关的实践性知识是在公司中获得的，而不是通过学校系统。公司仅期望学校能够为学生提供基础知识而不是专业知识。”[10]英国的哈维(Harvey，L.)等人在与雇主的交流过程中也发现，因为环境变化与企业组织变革异常迅速，雇主对应聘者的理想要求是：能够快速适应工作场所文化，具有良好的人际交流技巧，能够承担责任、融入团队并开展创新性的团队工作，具有综合分析和批判能力。因此，他们希望毕业生能够接受广泛的教育而不是指向具体工作的训练，“特定的知识和技术技艺仅仅被作为一种意外的收获”[11]。

　　上述关于可雇佣性的调查研究结论或许并不具有普遍性，尤其是在各国产业结构与文化存在诸多差异的情形下，但它至少提供了如下相关启示：第一，可雇佣性所要求的各种品质与能力形成并非由高等教育独立承担，它其实贯穿个体教育以及职业生涯的全过程，相对而言，专门性能力的形成更多发生于入职之后；第二，对雇主而言，他们更期望高校承担对学生通用性能力培养的责任。在泰希勒看来，这种通用性能力培养恰恰是高等教育所特有的优势及其本身所具有的功能，“因为高等教育的目的是服务于知识的增长，学生价值、态度和个性的培养，它是为学生从事特定职业提供相关的知识基础”[12]。换言之，如果说可雇佣性包含通用与专门两种能力，高等教育虽然对具体的学生技术能力和技艺培养责无旁贷，但在通用能力方面似乎可以做得更好。

　　西方各国关于雇主调查的结果，也揭示了大学在以外部问责、质量至上为主调的时代所面临的困惑。在人才培养质量几乎等同于除了就业还是就业的语境下，无论传统大学还是新设立的带有明显职业主义取向的机构，似乎对自我发展定位不是更清晰了，而是越来越迷失于杂多、纷繁、流变甚至毫无基本共识的外在诉求之中。尽管实证数据表明了雇主对通用能力的倚重，这也没有给具有该优势的传统大学以定心奇效，更让新设机构无所适从。尤其令人尴尬的是，许多新设机构即使心无旁骛地致力于对接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有关国家的调查结果也表明，这种努力没有让它们获得所应有的就业优势。显然，其中还有更为复杂的深层原因有待厘清。

　　三、学术漂移的内在机制与分类定位困境

　　在欧洲大多国家，传统上的高等教育机构基本上是单一性的大学，带有典型的学术取向和理论偏好。自1960年代以来，各国新设立的多为带有职业与技术取向的公立非大学机构(non-university)。就政府创设的初衷而言，非大学机构与传统大学在办学方向上应该存在根本的区分，传统大学重通识和理论，非大学机构侧重专门化和实践。[13]换言之，相对于传统大学，新设职业取向的高等教育机构更强调与外部劳动力市场间的对接。然而意味深长的是，在就业形势日趋紧张的情状下，无论传统大学还是非大学机构，各自的定位都出现了“漂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