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沈文钦，男，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博士，北京　100871

　　关于《大学的理念》一书，学界历来评价甚高，有人认为该书“迄今为止仍然是有关大学宗旨的最雄辩的阐述”[1]。美国学者雅罗斯拉夫·帕利坎(Jaroslav Pelikan)甚至称其为“有史以来关于大学的最重要的一本书”[2]。尽管纽曼一度对这部作品不甚满意，但在晚年，他也自认《大学的理念》一书是其生平最富“建设性”的五部著作之一。[3]

　　除了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大学的理念》一书还在全世界拥有广泛的读者群。一百多年来，该书不断再版，并被翻译成日文、中文、德文等不同文字。2009年，与爱尔兰天主教大学有承继关系的都柏林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Dublin)推出了该书的最新版本[4]，第二年即重印。

　　今天来看，这本书的重要性主要是基于两个理由。第一，该书是英语世界第一次系统提出并论述“大学理念”的著作。第二，该书系统阐述了博雅教育的理想，并对这一理想给予了最有力的辩护。

　　那么，纽曼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写作此书并系统阐述其博雅教育学说的？纽曼的博雅教育学说，其核心要义为何？与前人的理论相比，纽曼的博雅教育理论有何创新之处，在历史上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

　　一、缘起：语境与文本

　　(一)语境：爱尔兰天主教大学的创办与实践

　　纽曼关于大学理念的系列演讲是为筹建爱尔兰天主教大学而做的。筹建这所大学的主要目的是为爱尔兰的天主教徒提供一个接受高等教育的场所。

　　在爱尔兰，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1592年在都柏林成立了新教教派的三一学院，该学院自从1793年起就已经向天主教徒和其他非国教徒开放，但学校的奖学金和研究员名额仍然只向爱尔兰教会的成员开放。因此，对于天主教徒来说，三一学院并非理想之选。1795年在梅努斯成立的天主教神学院到1840年代之后基本只向神职人员开放，因此它也无法满足爱尔兰的普通天主教徒的教育需求。[5]1845年，英国政府在爱尔兰的贝尔法斯特、科克和戈尔韦这三个城市建立了非教派性的女王学院，这些教育机构同时向天主教教徒和新教教徒开放。爱尔兰天主教教士团的丹尼尔·墨菲等人支持这一政策，但很多爱尔兰天主教领袖人物极力反对。当时爱尔兰天主教的大主教保罗·库伦(Paul Cullen)认为这种混合教育的形式对爱尔兰的天主教徒来说是不可接受的，有人甚至认为女王学院是英国政府试图控制爱尔兰教育的一场阴谋。在英格兰，牛津、剑桥的大门基本上是向天主教教徒关闭的(虽然剑桥偶尔有个别天主教徒)。

　　为了对抗这三所非教派的女王学院，并为英国的天主教教徒提供一个接受大学教育的场所，罗马天主教决定在爱尔兰成立一所天主教的大学。

　　1851年，经过数年筹备，爱尔兰天主教大学的建校工作进入实质性阶段。3月，为新大学选一位校长的问题提上了日程；4月12日，纽曼的朋友罗伯特·惠迪致信库伦①，建议邀请纽曼发表关于大学教育的演讲。不过，他没有提名纽曼当校长，他推荐的人选是亨利·曼宁。[6]保罗·库伦在和纽曼通信、交往之后，对纽曼的才华非常激赏，遂邀请他担任创校校长。纽曼起初不愿担任校长一职，但在朋友劝说下接受了这一邀请。1852年5月10日至6月7日，纽曼在都柏林进行了五次关于大学理念的演讲。此后纽曼曾几次到爱尔兰。1853年11月，纽曼再次到爱尔兰，考察大学所购买并拟作为校址的房产。[7]

　　1854年，纽曼和20位住校学生一起出席了爱尔兰天主教大学的开学典礼，正式就任校长之职。[8]开学典礼办得极为简朴、低调。6月8日，《天主教大学报》(Catholic University Gazette)创刊；11月3日，哲学与文学学院成立。[9]同年夏天，在纽曼的支持下，大学购买了若干房产作为医学院大楼，医学院很快得以成立[10]，并取得相当大的成功。事实上，在天主教大学的各个院系中，医学院的成绩是最突出的。

　　1856年是纽曼在爱尔兰天主教大学办学成绩非常突出的一年。这一年，纽曼花费巨资给医学院配备了一个化学实验室。[11]理学院的筹备也提上日程，纽曼指出，“建立一所优良的理学院是我最重要的目标之一”[12]。他还在这一年提交了筹办工学院的计划书[13]。纽曼认为，爱尔兰天主教大学应当向师生提供礼拜的场所。大学的官方教堂也在这一年正式开放，纽曼亲自参与了教堂的设计，并在教堂做了八次布道。

　　1858年，“为鼓励我们的科学工作、培养我们的教师、加强大学成员的合作并扩大大学的声誉”[14]，大学创办了学术期刊《亚特兰蒂斯：文学与科学记录》(Atlantis: Register of Literature and Science)。《亚特兰蒂斯》第一期的内容分为三个部分：文学、科学研究与科学信息。纽曼亲自为刊物第一期撰写了序言，他指出，创办这份刊物的目的是保存爱尔兰天主教大学成员在“文学与科学研究”方面的成果。大学教师的职业是智性的，因此他们应当“记录脑力劳动所带来的思想或结论……他们甚至应当将向他人传达有价值的思想视为一种社会责任”[15]。显然纽曼在这里认为发表研究成果是教授的职责所在。纽曼将《亚特兰蒂斯》视为新大学最重要的机构之一，其中一个原因在于该刊物“在性质上不是地方的，而是世界性的……它可以提高大学教授的知名度，使其成为对文学和科学界有用之人”[16]。纽曼本人也在该期刊上发表论文，创刊号的第一篇论文即是纽曼的《论本笃会的使命》，他还在第二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论准则》的论文。无论是学院的设置、校舍的建设，还是教学和科研，纽曼所执掌的爱尔兰天主教大学似乎前途一片光明。但与此同时，大学的发展也面临巨大的障碍和危机。由于无法从英国政府获得皇家特许状(Charter)，爱尔兰天主教大学不具有颁发学位的权力，这导致学校无法吸引足够的生源。到1858年，全校的全日制学生大约为150人左右。

　　1854～1857年，纽曼一共聘用了26位教授和讲师，其中包括20位爱尔兰学者、4位英格兰学者和2位欧洲大陆学者，学科涵盖希腊语、拉丁语、现代文学、英语、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物理、化学、医学、解剖学、建筑学等。[17]

　　尽管纽曼在演说中对天主教大学提出了很好的构想，并且为这所大学的发展付出了很多心力，但大学仅仅运转了四年，他就提出了辞职。1858年11月4日，纽曼在大学做了最后一次演讲，当天晚上他就坐船返回英格兰，余生再也没有踏上爱尔兰的土地。[18]纽曼辞职一方面是伯明翰的奥拉托力会需要他投入全副精力；另一方面是由于他在爱尔兰面临诸多困难，无法有效打开局面[19]，最主要的问题是他无法接受保罗·库伦过于保守的教育观点，两人在爱尔兰的共事很不愉快。库伦认为天主教教徒只能在天主教学校接受教育。而纽曼则认为，天主教教徒在非天主教的大学接受教育——即混合教育——是可以接受的，1864～1867年，他还试图在牛津大学建立一个专门的馆舍供天主教教徒在校内学习，因多方阻挠而未果。[20]在写给密友的书信中，纽曼甚至私下同意格拉斯通(William Gladstone)的爱尔兰大学方案——将都柏林的爱尔兰大学并入非教派的机构——是有利的。而库伦不顾一切地反对这一方案。[21]

　　在纽曼辞职之后，爱尔兰天主教大学的发展并不顺利。此后两年，大学基本处于半停顿的状态，直到1861年伍德洛克(Woodlock)被聘为新一任校长才短暂地恢复了生机。1862年，大学在都柏林郊区杜拉姆康德拉(Drumcondra)新购了30英亩土地，拟建一个新的校区。奠基仪式极为隆重，有将近20万人参加。[22]但短暂的复兴后，大学又陷入了长期萎靡不振的状态。1882年，爱尔兰天主教大学并入新建的爱尔兰皇家大学(Royal University of Ireland)。1908年，根据《爱尔兰大学法》，爱尔兰皇家大学被解散，成立了爱尔兰国立大学(National University of Ireland)，该校是一个大学联盟，其下的独立高校都柏林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Dublin)在学术和校址上与爱尔兰天主教大学均有承继关系，故将校史追溯至1854年，并尊纽曼为创校校长。

　　(二)文本：《大学的理念》的成书过程

　　1851年9月16日，纽曼答应了保罗·库伦的演讲邀请，并希望后者提出关于演讲内容的建议。9月20日，库伦在回信中提出了他的建议：

　　我们在爱尔兰需要的是说服人们教育应该是宗教性的。……我建议对整个教育问题进行评论——评论的主题或部分主题也许应包括人们接受教育的益处以及他们应当接受的教育类型……女王学院的教育，或者无宗教的教育，等等。有一个很好的主题是不应当忽略的，即天主教教会及其主教对文学的服务——当然，你最清楚应该选择哪些观点以及如何处理这些观点。[23]

　　1852年5月10日，纽曼现身都柏林最著名的圆形会堂，开始了他的第一次大学演讲，能容纳四百多人的会堂座无虚席、名流荟萃，囊括了几乎所有都柏林的知识界精英。这次演讲非常成功。此后，纽曼又分别在5月17日、5月24日和5月31日发表了三次演讲。5月17日的演讲反响不是很好，但5月31日的演讲取得了和第一次一样的成功，几乎满座。6月7日，纽曼发表了他的第五次演讲，随即返回英国处理法律纠纷。6月26日，法庭宣判纽曼诽谤罪名成立。此后，从6月到12月中旬，纽曼又投入写作，完成了另外五篇演说辞。第五次演讲也是纽曼公开发表的最后一次演讲，另外五篇演讲辞并没有公开演讲过。

　　此后不久，这十篇演说辞首次以《大学教育目的与本质之演说》(Discourses on the Scope and Nature of University Education)为名付梓。该书的扉页标明出版时间是1852年，但真正的面世时间是1853年2月2日。[24]

　　1859年，纽曼再版《大学教育目的与本质之演说》一书。该书正文前的《启事》称：在准备这一系列演讲时，作者备受“焦虑悲伤之困扰”，而且“身体微恙”，加之该书的写作“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因此在已完成的著述中，这是他最不满意的。在1859年的版本中，纽曼对1852年的版本进行了必要的删繁就简和一些修正。[25]

　　与1852年的版本相比，1859年的版本有三个显著的改动。

　　第一，1852年的版本有十讲内容。1859年的版本只有八讲。1852年版《大学教育目的与本质之演说》十讲的标题为：1.导论；2.神学作为知识的一个分支；3.神学对其他知识的关系；4.其他知识和神学的关系；5.普遍知识作为一种哲学；6.自为目的的哲学知识；7.哲学知识与心智获取的关系；8.哲学知识与专业知识的关系；9.哲学知识与宗教的关系；10.教会对哲学的责任。1859年的版本将第一讲和第二讲合并到了一起，并删去了第五次演讲“普遍知识作为一种哲学”(General Knowledge Views as One Philosophy)的内容。根据查尔斯·哈罗德(Charles Frederick Harrold)的猜测，纽曼删去这一讲的原因很可能是该讲对一般知识与神学的关系的阐述不够灵活、全面。[26]在此后所有版本的《大学的理念》一书中，这一讲的内容再也没出现过。[27]因此我们现在通常见到的版本中，一般只有八讲的内容。

　　第二，纽曼对各讲的标题做了修改。在1859年的版本中，原标题中的“哲学知识”(Philosophical Knowledge)均被改为“博雅知识”(liberal knowledge)。虽然在原文中，这两个术语仍交替出现，但这一改动表明纽曼试图更加突出博雅教育的传统。

　　第三，纽曼在语言上做了一些修改，使其更适于读者理解。据统计，该版本对1853年的版本做了八百多处文字修改。[28]

　　在任职校长期间，纽曼又在不同场合发表了许多演讲，1859年出版《大学科目演讲集》(Lectures and Essays on University Subjects)。1873年，他将《大学科目演讲集》和《大学教育目的与本质之演说》两书合订为《大学的理念：定义与阐明》(The Idea of a University Defined and Illustrated)，即我们现在所熟知的《大学的理念》一书。《大学教育目的与本质之演说》与《大学科目演讲集》相互补充，前者是爱尔兰天主教大学正式运转之前的演讲，侧重理论的阐发；后者是纽曼在具体办学过程中对爱尔兰天主教大学师生的演讲，更加注重实际，可视为对上半部分大学之理念的“阐明”。值得注意的是，在1873年的版本中，纽曼再次修改了九次演讲的题目，标题中的liberal一词被去掉了。

　　纽曼生前不断修订此书，到他去世之前一年(1889年)，已修订至第九版。在纽曼死后，此书不断再版，被广为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