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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货币化收益视角下教育培训对农民工市民化水平的效应 ——基于苏州市农民工样本的实证研究
2019年12月10日 10:30 来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9年第2期 作者:崔玉平 吴颖 字号
关键词:教育培训;农民工;市民化;非货币化收益

内容摘要:在新型城镇化建设进程中,教育培训不仅给农民工带来了诸如收入提升的货币收益,也带来了诸如市民化水平提升的非货币化收益。本文基于苏州市农民工问卷调查数据,构建农民工市民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验证了教育培训通过提升农民工市民化水平而创造非货币化收益的积极效应。

关键词:教育培训;农民工;市民化;非货币化收益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崔玉平,苏州大学教育学院,苏州 215123;吴颖,苏州大学教育学院,苏州 215123

  内容提要:在新型城镇化建设进程中,教育培训不仅给农民工带来了诸如收入提升的货币收益,也带来了诸如市民化水平提升的非货币化收益。本文基于苏州市农民工问卷调查数据,构建农民工市民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验证了教育培训通过提升农民工市民化水平而创造非货币化收益的积极效应。研究发现:一、农民工市民化水平可以从市民化意愿、经济生活条件、社会关系融合、政治参与程度四个维度来度量。二、目前苏州市农民工市民化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但在四个维度上存在较大差异。三、学校教育对农民工市民化(不包括政治参与程度)具有显著正效应;而只有受教育程度为高中及以上的农民工,其市民化水平才会随着受教育程度的增加而提升。四,接受过培训对农民工市民化具有显著正效应;培训次数对农民工市民化及各维度均有显著正效应,培训周期和培训效果对农民工市民化(不包括政治参与程度)有显著正效应,且培训效果的正效应最强。

  关 键 词:教育培训 农民工 市民化 非货币化收益

  标题注释:教育部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教育培训和市民化对城市外来务工人员犯罪行为影响的实证研究”(13JJD190003)。

  DOI:10.16382/j.cnki.1000-5560.2019.02.011

  一、问题提出

  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乡二元社会体制一方面推动农村人口流向城镇,另一方面也阻碍在城市工作和生活的农村人口(即“农民工”)转变成为真正的合格市民。一直以来,农民工总体规模不断扩大、数量持续增长,国家统计局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8171万人,比上年增长1.5%,其中外出农民工达16934万人,增长0.4%。着力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已成为政府和有关决策部门的一项重要议题。

  从现实情况来看,农民工群体虽然在空间上由农村进入城市,在职业上由农业转入非农职业,而在制度身份、行为特征、文化认同和情感归属上,他们仍然属于城市人和农村人之间的“两栖人”,并未真正享受与户籍制度相挂钩的那部分城市公共服务,也尚未具备城市合格公民素质。除此之外,当前我国短时间内也不可能给予所有农民工市民身份和待遇;新型城镇化也不再单纯强调土地、户籍等制度和技术层面的城镇化,而是更加关注人的城镇化。因为如果城市农民工缺乏人力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及公民核心素养的培养和积累,将导致其观念和技能严重滞后于现代城市社会发展的需要,即便他们获得了城镇户籍,也不是合格市民,反而有可能成为城市“贫民窟”一员。因而,如果我们能绕开户籍制度障碍从其他方面破题,利用教育和培训提升农民工市民化水平,使其拥有更多的资本积累,具备合格城市人的素养,这将是一条行之有效的促进新型城镇化的途径。因此,验证教育培训对农民工市民化水平的积极效应,分析教育培训为城市农民工带来非货币化收益的机理与途径,就显得十分有意义。

  二、文献回顾

  教育经济学者起初更倾向于讨论教育的经济收益,认为教育投资是一种增加个人货币收入和促进国家经济增长的人力资本投资,通过教育投资可以带来可观的货币收益和可货币化收益,往往忽视了非货币化收益。实质上,教育投资带来的非货币收益,不仅包括可以间接折算为货币价值的可货币化收益,而且包括巨大的非货币化收益。当众多学者从科际整合的视角研究教育的非经济收益与社会价值时,教育培训收益的研究范畴逐渐拓展到教育的非货币化收益上。在教育非货币收益得到认可的同时,研究者们基于不同方面证明了教育间接收益的存在,例如,教育对GDP增长、社会发展、人口迁移、科技创新以及自身地位提升等多方面的经济和非经济的效益(Johnes,et al.,2004)。

  正因为教育对受教育者个人和社会产生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市场化层面的经济价值上,还体现在非市场化层面,对受教育者自身、家庭成员、人际关系、文化传承乃至社会其他方面产生除经济价值以外的影响,而这种影响的价值多半无法或难以直接用市场流通货币来衡量,因此,我们将其统称为“教育的非货币收益(non-monetary benefits of education,简称NMBs)”(Vila,2000)。究其研究起源,最先为国外研究者们所重视,Haveman & Wolfe(1984)首次将教育的非市场效应(non-market effects)分离出来,在考虑了价格指数及通货膨胀因素后,估计教育的市场收益和非市场收益大致相等,并得出了“教育的市场收益实际仅占其全部收益的一半”的研究结论;McMahon(1984)在对全美大学生进行调研后,进一步论证了高等教育非货币收益的重要性,计算得出自由职业者的非货币收益率最高,达19%,管理人员、医生、律师的非货币收益率分别为14%、13%、12%。后来,学者们纷纷从不同方面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Meer,Wielers,1996;McMahon,2006,2010;Vila,2000;Dziechciarz-Duda,Król,2013)。

  教育的非货币收益概念及内涵被引入中国后,国内也有一些学者对其进行了理论和实证研究。在理论研究方面,学界一致认为教育收益应该包括货币收益和非货币收益,其中,非货币收益又可进一步细分为可间接货币化收益和非货币化收益两部分,并迫切呼吁对教育的非货币化收益进行深入研究(李锋亮、雷虹,2007;张秋山、付鸿彦,2011;许长青,2015;费文会,2016)。在实证研究方面,学者们曾尝试从不同方面证明教育非货币化收益的存在,如崔玉平(2010)依据法院提供的犯罪人员统计数据,通过实证分析教育对犯罪程度的负效应,证明了教育投资可以获得非货币化收益;李锋亮、李拉(2011)通过对随自己子女迁移到北京居住的老年人进行调研,结果发现高等教育能够带来显著的非货币化收益和家庭成员的溢出效益。

作者简介

姓名:崔玉平 吴颖 工作单位:苏州大学教育学院

课题:

教育部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教育培训和市民化对城市外来务工人员犯罪行为影响的实证研究”(13JJD19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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