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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秉健 汪国新:社区学习共同体探幽
2017年09月28日 14:00 来源:《教育发展研究》 作者:项秉健 汪国新 字号

内容摘要:社区学习共同体的共同学习,不是学校教育环境中“群”的学习,也不是企业或其他组织机构环境中“群”的学习,而是温暖的生命成长的“群”的学习。

关键词:社区;共同学习;生命性;共同体

作者简介:

    原标题:社区学习共同体探幽

  作者简介:项秉健,上海教育报刊总社 编审(上海 200050);汪国新,杭州市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室 副主任(杭州 310003)

  内容提要:社区学习共同体的共同学习,不是学校教育环境中“群”的学习,也不是企业或其他组织机构环境中“群”的学习,而是温暖的生命成长的“群”的学习。社区学习共同体是富有内生性成长力的生命体,社区是它们的成长生态位。通过对社区学习共同体“根”、“干”和“果”的观察与分析,才能得以窥见其生命性内源、生命性机理及其生命性价值。社区学习共同体并非一种人为的设计,正是借助于生命成长定义的共同学习,社区学习共同体才呈现出蓬勃的生命力。

  关 键 词:社区 共同学习 生命性 共同体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二五”规划2014年度教育学一般课题“社区学习共同体生命价值与成长机理研究”(BKA140033)的部分成果。

  社区学习共同体是“生活在社区中的居民因共同学习而结成的能实现生命成长和建立守望相助关系的群体”。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中,草根式生长的社区学习共同体展现出不可遏制的生命力,成为社区成人教育与学习的重要载体。社区学习共同体带来的平民之乐,与人的“天生的中意、文化的习惯、记忆中的家园”相关,属于人的本质意志;①社区学习共同体的共同学习,是具有生命性价值的共同学习。

  一、不同场域的共同学习

  共同学习广泛发生于人类社会活动的不同场域,如学校、职场、社区;作为一种形态相对稳定的持续性的共同学习,可以从共同学习活动的现状中归类出学校学习共同体、企业学习社团和社区学习共同体。通过三者的比较与分析可以发现什么是影响和制约共同学习的“要害”。

  社区学习共同体与学校的明显差别在于,社区是人的生活的重要载体,与人的日常生活以及休闲、工作具有天然的联系;而学校是人造的教育环境,对应着特殊的教育场地、设施、学龄及学期,在某些方面甚至是刻意地中断了与校外生活、成人世界的联系。学生是个体化的人,因为其学历与学业是个体化的,至于是否成绩合格准予毕业,当然也是其个体化的学习与考试记录决定的,与学校其他学生的学习表现没有任何关系。在实现素质教育基本使命的教育改革进程中,基础教育学界提出“学校学习共同体”理论并推动其创建活动。作为新型的学习与教学的组织形式,学校学习共同体旨在实现对话性的教育生活方式、以学习者为主体共享生活实践的学习方式,以体现从认知成长走向人格发展的教育目标。[1]“学校学习共同体”虽可助益教育改革,却具有天然的局限性:一是它虽然可以改善传统的师生关系,实现某种特定情境的师生平等对话,但难以根本改变师生的角色定位。二是它虽可以通过真实的或仿真的实践活动,实现代际和同辈之间的异质交互,将真实世界中的学习方式带到课堂、带到学校,但难以彻底解构学校世界与真实世界的隔阂。三是它虽可以创造条件让学生有机会置身于社会各行各业的专家、行家的学习文化中,从而对学生起到某种教化作用,但只能够让学生短期地边缘性地参与这些共同实践活动,其作用毕竟是有限的。总之,“学校学习共同体”为教学活动搭建通向生活世界的桥梁,有利于此岸与彼岸的沟通,有利于实现素质教育,但只是教育语境下的改良措施。它无力摆脱渗透社会功利价值的教育择优分等评价体系的制约,充其量只是一种“仿共同体”。“共同体”内的同学,对于彼此间的竞争关系具有非常清醒的认识,他们将会因为一场升学考试而各奔东西;学习的根本意义在于升学入职排序中的领先优势。因此,无论是班级制的形式上的共同学习还是“学习共同体”性质的学习,都无法改变其工具性价值取向。

  与学校相同的是企业也是社会的产物,但作为社会经济动物的企业,处于市场竞争条件下的个体的企业是有寿命的。彼得·圣吉在其代表作《第五项修炼》中敬告各位读者“你将有百分之五十的机会目睹你现在服务的公司关门大吉”。[2]该书所推荐的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务,其重要指向就是延长企业的寿命。其后埃蒂纳·温格等在学习型组织的实战研究中提出,培养实践社团才是企业有效实施知识战略的重点。这里的“实践社团”即“企业学习共同体”。“实践社团是这样一群人,他们有着共同的关注点、同样的问题或者对同一个话题的热情,通过在不断发展的基础上互相影响,加深在这一领域的知识和专业技术”。[3]尽管企业的实践社团有不同的形式,但却具有相同的基本结构。“一个实践社团是三种基本元素的独特组合,即:定义一组问题的知识领域;关心这个领域的人们的社团;以及他们所发展的在这个领域内有效的共同实践”。[4]企业实践社团与社区学习共同体的重要区分集中于三点:第一,企业实践社团是围绕知识开展学习实践活动的;而社区学习共同体是围绕实现人的生命成长开展学习实践活动的。第二,企业实践社团的成员关系形成不具有目的性,真正的目的性体现在增强企业市场竞争力上;社区学习共同体成员之间守望相助关系的形成本身就具有目的性。第三,企业实践社团的吸引力来自满足其成员的事业欲望和创造欲望,但这种事业欲望和创造欲望的满足以及成员间友好协作关系的促进,是以拯救企业效益低迷的努力而出现的。社区学习共同体成员事业欲望和创造欲望的满足,却是建立在人的本质意志上的,即人的“中意”“习惯”“记忆”本性基础上的。企业雇主的目标是要把选择意志②重新锻造为本质意志,要把明显人为的、抽象地设计出来的行为的理性模式“自然化”。

  20世纪30年代,艾尔顿·梅约(Elton Mavo)在霍桑企业进行了实验之后,在工业社会学中建立了“人际关系学派”(human relations school)。梅约发现,任何工作环境的物质因素,甚至是在泰勒的策略中最为明显的物质刺激,都没有精神因素对生产效率的提高和冲突的消除所产生的影响大,雇主与管理者对雇员精神状态的变化的关注、给予雇员的关心、以及对于雇员在企业生产效率贡献上的意义的关注,都可以用来解释这一精神因素。泰勒和梅约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管理形式。总的来说,企业生产与服务的业绩或成效,需要的是雇员被管理,而不是听任他们自身动力的支配,这一假设是毋庸置疑的。梅约主导下的霍桑实验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以蜂群模式(swarms)取代了行军纵队(marching columns)。谁要是想把蜂群作为目标,他应该关注草地的鲜花,而不是注意那个单个蜜蜂飞行的线路。从行军纵队到蜂群,从课堂、学习软件到学分银行,从网购、团购到花样百出的积分制,与电脑游戏从来没有什么本质区别——通过诱惑来实现远程操控。梅约设计的诱惑即他的关于“仿共同体”的建议:“只要雇主能够成功地在雇员中激起‘我们所有的人都在同一条船上’的感觉,能成功地促进他们对公司的忠诚,并使他们铭记个人表现对共同努力的意义……”。因为“在提高工作效率和防止周期性的工业冲突的威胁上,工作的满足和友好的氛围可能比严厉的规则实施和无所不在的监视更有效果,同时从纯粹的保险精算(actuarial)的意义上讲,它们也比它们所取代的训练方法要更有‘经济意义’”。[5]这个建议充满着人情味,但一不小心“经济意义”却道出了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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