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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身教育立法的理论与实践:现状、困境及对策
2017年05月17日 16:37 来源:《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作者:刘波 字号

内容摘要:对近20年我国终身教育立法研究的理论反思与实践考察,发现终身教育在理论方面存在范式尚未形成,学术队伍单薄,过度依赖“理论移植”等问题;在实践中存在整体重视不够,本土特色不彰,经费缺乏刚性约束,责任主体不明等问题。推动我国终身教育立法要加强理论研究,注重国家顶层设计,引导地方政府创新,形成“官校民”多方参与格局。

关键词:终身教育;立法理论;立法实践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刘波,贵阳中医学院,贵州 贵阳 550002 刘波(1983- ),男,湖北郧西人,贵阳中医学院医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博士,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法律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管理、教育法学。

  内容提要:对近20年我国终身教育立法研究的理论反思与实践考察,发现终身教育在理论方面存在范式尚未形成,学术队伍单薄,过度依赖“理论移植”等问题;在实践中存在整体重视不够,本土特色不彰,经费缺乏刚性约束,责任主体不明等问题。推动我国终身教育立法要加强理论研究,注重国家顶层设计,引导地方政府创新,形成“官校民”多方参与格局。

  关 键 词:终身教育 立法理论 立法实践

  基金项目:贵州省2015年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终身教育立法的经济分析研究”(项目编号:15GZQN09)

  中图分类号:G7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290(2016)0023-0017-09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将“构建体系完备的终身教育”作为我国2020年要实现的五大具体战略目标之一,对发展终身教育事业做出新的战略部署。通过立法以明确国家、社会、个人等不同主体的相应权利和义务,是世界各国促进终身教育发展的通例。追根溯源,国家致力于构建终身教育体系的构想肇端于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1995年写入《教育法》第11条“完善终身教育体系”,同年国家教委成人教育司将“《成人教育法》立法论证”纳入年度工作重点,然而历经20多年的呼吁、讨论、调研、提案,一部《终身教育法》“千呼万唤未出来”。本文通过梳理20年来我国终身教育立法的理论和实践,反思我国终身教育立法的理论困境与实践难题,进而探求我国终身教育立法路径。

  一、我国终身教育立法的理论反思与实践审视

  教育是一项实践与理论交融的人类活动,这在终身教育领域更为凸显。终身教育关注人作为独特个体的生存、生活、生命,横贯于人“从摇篮到坟墓”的整个历程,终身教育立法则是从制度层面关切个体生命的成长。终身教育立法的理论探究与实践探索,理应是相辅相成、共融共生的,以生动实践为理论提供源头活水,以扎实理论为实践提供有力支撑,但在具体实践中存在理论供应不足和实践探索不力的弊病。

  (一)我国终身教育立法的理论建构

  1965年,保尔·朗格朗将终身教育作为国际教育年12大主题之一,推荐给成员国[1],终身教育思潮逐渐在世界各国蔓延。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学界对终身教育立法的理论探索日趋升温,对终身教育立法的概念、原则、技术等提出了见仁见智的观点。

  1.终身教育法的名称

  法的名称反映了法律规范权利与义务的重点,是立法工作必须要明晰的要件。学界对终身教育内涵理解的分歧,体现在对这一法律名称的纠结和困扰。目前,学界对终身教育法的名称主要有《终身教育法》《成人教育法》《终身学习法》《继续教育法》四种提法,尽管立意各有侧重,但均指向教育过程的终身性和教育对象的全体性。《成人教育法》《继续教育法》的称谓源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将“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作为重大教育方略,对成人教育特别是成人脱盲教育的重视。《终身学习法》的称谓主要受彼得·圣吉学习型组织理论的影响,至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把“形成全民学习、终生学习的学习型社会”作为今后20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之一,学者提出《终身学习法》更多地倾向于保障公民的学习权,切合当时的政治背景。张竹英从法的名称确定应符合规范化、科学化、合理化要求进行分析,提出宜采用《终身学习法》称谓[2]。学界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绝非仅仅是表面上的称谓之别,实质彰显出对终身教育立法的立意、重点和责任的认知差异。

  2.终身教育法的立法原则

  立法原则体现了创制法律的出发点,是贯彻于整个法律体系的“灵魂”。学者对终身教育立法原则的认识,有的从法律功用出发,提出科学性、方向性、全体性、实用性原则;有的从教育公平出发,提出符合教育发展规律、兼顾公平和效率、统一性与灵活性相结合、与相关法律相协调原则;有的从终身教育法律在法律体系中的结构出发,提出适应性、配套性、可操作性原则。也有论者在对终身教育公益性原则的认识上,产生较大分歧。[3]不同学者所秉持的立场在本质上并不相互抵牾,在逻辑框架和内在上具有一致性,这些从不同视角对终身教育立法架构的辨析,反映了学界对终身教育属性和功能定位的不同认识,为我们从多元视角理解终身教育法提供了有益启示。

  3.终身教育立法的哲学基础

  追问终身教育立法的目的,实质是对终身教育本质的关注。随着人在教育活动中的主体地位的日趋凸显,有学者倾向于将人本哲学作为终身教育的立法基础。李晓媛等认为,充分保证生命存在的尊严、努力保障生存技能获得的权利、最大限度地保证生活目标的完善是终身教育立法的必须哲学根基。[4]王洪才从个性哲学出发,认为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应围绕“心灵解放”这一根本任务出发,使人成为自己的主人,[5]并对人的本质、存在的意义以及获致幸福的方式作了精辟分析。人性的回归与在场,使终身教育立法研究指向人自身,纾解了传统教育观念对人性、人格的遮蔽和疏离。

  4.终身教育立法的技术策略

  运用立法原理阐释终身教育立法该谁做、做什么、怎样做的问题,其宗旨是提高立法效率,这涉及立法技术策略的选择。我国终身教育立法呈现出“雷声大、雨点小”现象,立法技术的不足是造成这一困局的重要原因之一。遵守《立法法》对立法权限、立法程序和立法前期准备工作的规定,是终身教育立法选择技术策略的一般要求。基于学界对终身教育的概念分歧,有论者提出终身教育立法在技术层面应注意以下几点:在总则部分对终身教育法的核心术语做出明确解释,以定纷止争;尽量避免一些宣言式、非规范的、空洞而无操作性的条款;应避免使用不规范的、非法律术语、政策性色彩过浓的语言等。[6]目前,立法技术的探究较为薄弱,表明学界对终身教育立法研究还在聚焦于终身教育立法必要性的探究,提出具体可行的立法技术有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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