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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比较教育研究的“空间转向”
2020年06月28日 08:20 来源:《比较教育研究》2020年6期 作者:陈时见 谭丹 字号
关键词:比较教育研究;空间转向;历史决定论;空间正义

内容摘要:审思比较教育研究中的“空间”观念,重构比较教育研究的空间话语,或许能为其理论和方法论创新寻觅新的生长点。

关键词:比较教育研究;空间转向;历史决定论;空间正义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 陈时见,男,西南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学博士;谭丹,女,西南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研究生。

  时间和空间是事物存在的基本方式,也是人类思维的重要起点。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时间和历史决定论却占据着社会科学理论意识与实践研究的主流位置。空间则被看作是时间的附属,是时间演绎的舞台、容器——“空间在以往被当作是僵死的、刻板的、非辩证的和静止的东西。相反,时间却是丰富的、多产的、有生命力的、辩证的”[1]。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推进、“时空延伸”(time-space distanciation)和“时空压缩”(time-space compression)的新情境为人们带来了全新的时空认知和时空体验,原本被忽视的空间开始被重新重视起来。尤其是在20世纪中期之后,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开始关注空间,并将空间引入社会科学研究框架。空间逐渐成为众多社会科学研究备受瞩目的题域,继而引发了一股被普遍命名为“空间转向”(spatial turn)的学术潮流。“空间转向”重新思考了空间的含义、空间的功能以及空间与时间和场所(place)的关系,被学界称为“20世纪后半叶知识和政治发展中举足轻重的事件之一”[2]。对空间问题的关注和阐述、以空间思维去把握和分析社会现象,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众多社会科学探索前卫理论和方法论的重要标志。但相比其他社会科学,“比较教育学对‘空间转向’的回应还很迟缓”[3]。审思比较教育研究中的“空间”观念,重构比较教育研究的空间话语,或许能为其理论和方法论创新寻觅新的生长点。

  一、社会科学“空间转向”的历史背景

  空间及空间思维重要性的凸显是一个历史过程。要理解这一历史过程,首先需要了解时间、空间和场所关系的演变历史。这是因为,“空间转向”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西方学者们开始注意到现代性对于时间的过分强调,不仅导致空间的长期缺席,而且遮蔽了空间与场所关系的复杂性。通常而言,不同的社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往往拥有不同的时空观念。这些时空观念不仅影响着社会如何被解释,也影响着社会如何被决策和运行。正如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所言,“社会变革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被时空观念及运用这些观念的意识形态的历史所俘获。此外,任何变革社会的项目都必须掌握时空在观念和实践上转变的复杂之处”[4]。由此,如果说在不同的社会生活形式中出现了不同的时间、空间和场所概念,那么不同的时空观念就有可能成为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乃至后现代社会转变的特殊标志。

  在前现代社会,时间、空间和场所是相互联系、彼此关联的。这一时期,时间还是一个松散的概念。尽管当时已经有了时间的计算方式,但人们的生活并没有被精确的时间安排。当时的时间标记(何时)往往与事件发生的地点有关(何处)。如果不讲社会的空间标记就无法分辨一天中的时间。时间和空间被看作具有同样的地位和作用,被认为是“支配万物的神秘而强大的力量”[5]。此外,在前现代社会,全球性流动的强度还很低,社会关系被圈定在一个给定的、有限的、领土边界内的共同体之中。相比外部世界(空间),人们对内部世界(场所)的意义创造有着更大的兴趣和投入。在这种情况下,“空间与场所是重合的”[6]。

  到了现代社会,时间、空间与场所的关系开始发生转变,其中最突出的变化是时间和空间的错位。在空间方面,欧洲旅行者对世界上新大陆的发现和全球地图的绘制为独立于任何特定场所的空间概念奠定了基础。在时间方面,13世纪“小时”的发明、17世纪“分秒制”的发展,以及18世纪钟表的全球推广、时间的线性和标准化表达,带来了人们对时间的全新认知和体验。人们的工作和生活被时间精准地安排着,由此也加速了时间与空间的进一步分离。发展至19世纪,随着工业资本主义的大力发展,历史主义话语兴起,空间彻底成为时间的附属。时间化身为现代性和社会进步的代言人,被认为辩证的、充满了活力;空间则被认为是僵死的、毫无生气的。时间、空间和场所关系的另一个转变表现为空间和场所的二元切割。如果说在前现代社会,空间和场所是重合的,那么到现代社会,空间开始从场所中剥离出来。空间被描述为全球性、全局性、外在的、抽象的、没有地理边界的、未来主义,场所被描述为本土性、局部性、内在的、具体的、有地理边界的、日常生活且有意义。随着一些国际组织的出现,民族国家的主权和自治开始受到侵蚀。当时的主流空间叙事将全球化描述为全球统治和本土反抗的关系,本土(场所)将被消除或至少被削弱,而全球(空间)规则将成为场所(本土)行动的前提。

  20世纪中期后,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和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首先发起了对时间、空间和场所关系的认识论和本体论上的反思。他们拒绝承认时间在空间上的特权,并强调空间、时间和场所在全球化资本主义结构和功能上具有同样重要的地位。福柯在1967年《另类空间》(Des Espaces Autres)的演讲中直呼20世纪是空间的纪元;列斐伏尔在1972年《空间的生产》(The Production of Space)一书中认为传统的空间认识充满了局限性,只看到了空间的自然属性和物质属性——空间作为静态的、封闭的存在,却没有看到空间的社会属性——空间是人有目的的社会实践,充溢着各种意识形态。由此,社会科学界掀起了对空间问题的大讨论。空间不仅被重新引入社会科学的研究框架中,而且成为批判社会的重要工具,直指现代社会的种种弊端,带有浓厚的后现代主义色彩。

  二、社会科学“空间转向”的核心议题

  继福柯提出“另类空间”和列斐伏尔提出“空间生产”后,空间以多种形式出现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大卫·哈维的“时空压缩”、曼纽尔·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的“流动空间”、爱德华·W·索亚(Edward W. Soja)的“第三空间”、多琳·马西(Doreen Massey)的“共时性牢笼”……这些空间研究的核心议题主要是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空间概念的处理,提出空间是一种关系性存在;二是对空间功能的强调,突出空间的生产性和建构性。

  (一)空间的关系概念

  空间,不仅仅是一种物质的存在形式,空间还表征着社会关系,并且依托社会关系展现自身。因此,在列斐伏尔看来,对空间的分析“不是分析空间中的对象,而是空间自身,目的是要揭示嵌在里面的社会关系”[7]。福柯在《另类空间》的演讲中将社会空间描述为一张关系网,“我们对世界的经验更多的是与由点与点的联结以及它们与我们自己的线索交织构成的网络相联系的”[8]。我们生活在一个由位置(sites)关系的形式确定的空间中,但这些位置不是同质的,而是一个异质的、混杂的、幻想的存在。福柯以教堂、剧院、博物馆、集市、墓地、花园等为例,说明这些功能各异、形式不同的位置如何同时性(simulate) 、并列性(juxtaposition)、关联性地存在于同一个世界之中。曼纽尔·卡斯特亦以“网络”隐喻空间关系,将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的空间称为“网络社会”(network society)。所谓网络,是一组相互连接的节点(nodes),节点是曲线与己身的相交之处。网络能够无限拓展——“只要能够在网络中沟通,亦即只要能够分享相同的沟通符码(例如价值或执行的目标),就能整合入新的节点”[9]。在网络社会中,没有任何节点是自在自存的,它总是会因流动(flow)而不断被重新界定,也因流动而持续与其他节点相互关联。多琳·马西认为,如果将空间视为相互关系的产物,那它必然基于多样性并且总是处于建构之中,从来不会结束,也不会封闭——“也许我们可以将空间想象为一种迄今为止的故事的同时共存”[10]。总的来说,空间的概念已经从一种传统静止的、封闭的客观物质意义链条中抽离,被置入异质性、关联性、同时性的社会关系意义链条中。

作者简介

姓名:陈时见 谭丹 工作单位:西南大学教育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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