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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实证研究的意义:比较-历史视域中的实证主义之争
2019年08月08日 10:42 来源:《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8年第3期 作者:曾荣光 罗云 叶菊艳 字号
关键词:实证研究;实证主义;教育研究

内容摘要:二十一世纪初中美教育研究学界掀起不少对研究方法的讨论与行动,然而在有关议论中对实证研究及实证主义的意义的阐释却每欠清晰。就此,文章尝试从比较-历史的视域,回顾过去一个多世纪有关实证主义在社会科学研究(包括教育研究)中的应用及发展,以期归纳实证主义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意义。

关键词:实证研究;实证主义;教育研究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曾荣光,男,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荣休教授,博士;罗云,女,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博士。北京 100872;叶菊艳,女,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教授,博士。北京 100875

  内容提要:二十一世纪初中美教育研究学界掀起不少对研究方法的讨论与行动,然而在有关议论中对实证研究及实证主义的意义的阐释却每欠清晰。就此,文章尝试从比较-历史的视域,回顾过去一个多世纪有关实证主义在社会科学研究(包括教育研究)中的应用及发展,以期归纳实证主义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意义。文章将展示,实证主义在过去百多年演变中经历了三个阶段——十九世纪末的实证主义、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新实证主义、二十世纪后半叶的后实证主义,在各阶段的发展轨迹中,实证主义在社会科学及教育研究领域从来不是主导取向,不断遭遇到其他范式的强力挑战。据此,文章尝试证立,实证主义在教育研究领域并不是理所当然的主导行动纲领,它只是在二十一世纪教育研究的范式战争中一个备受争议的范式。因此,从事教育研究实践与教学的学者不应该只埋首聚焦于实证研究取向,更应具备多元范式的视野与胸襟;更重要的是,在教导年轻学者从事教育研究工作时,培养他们对各种研究范式的敏感性及欣赏态度,而不是盲从于单一的研究取向。

  关 键 词:实证研究 实证主义 教育研究

  中图分类号:G40-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468(2018)03-0104-28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里根政府成立的国家教育卓越委员会发表了名为《危机中的民族》(A Nation at Risk)的报告,美国学校教育的效能备受政界及行政部门的质疑,并掀起连串被称为“标准为本”(standard-based)的教育改革,即一种追求卓越表现且以标准评估及问责监控为手段的学校教育改革;至2000年,有关改革统合成小布什政府实施的“不让一个孩子掉队”(No Child Left Behind)的联邦政府教育改革法案。随着“标准为本”的学校教育改革的落实,美国的教育改革话语转向“证据为本”(evidence-based)教育研究的追求,政界及教育行政部门对教育界的质疑开始转移到教育研究队伍,开始质疑他们的知识基础及研究效能,质问教育研究为何不能像其他科学研究那样提出确实而可靠的定律,并据此交出有效而可行的专业实践建议与方案。就例如物理科学研究之于建造工程专业或生物化学研究之于医学专业。结果美国政界在二十世纪末开始尝试通过立法手段,规定联邦政府资助的教育研究必须展示具备“科学根据”,并把科学根据狭义地界定为以“随机化实验”(randomized experiments)的研究方法为依据的研究方案。这种以政治及行政手段强加于教育研究学界的干预,并把科学研究简化为随机化实验的单一方法,自然引起教育界激烈的回响。为平息学界的批评及反响,美国研究委员会(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下设的行为及社会科学及教育部(Division of Behavioral and Social Sciences and Education)在2000年成立了教育研究的科学原则委员会(Committee on Scientific Principles For Education Research),2001年底发表了名为《教育的科学研究》(Scientific Research in Education)的报告。该报告虽然承认科学研究不能单独以研究方法来判断其科学根据,该委员会主要成员更声称是采用“后实证主义”(postpositivism)作为报告的主要参考视域,但报告未能平息教育研究科学根据的争论,反而掀起了教育研究学界更大规模的争议。其中一个对报告的批评是它在鼓吹“实证主义教条”(positivist dogmas),有论者就警告,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围绕实证主义的“范式战争”会在二十一世纪死灰复燃。

  与美国的情形相似,近些年在我国教育研究学界,也多见对研究方法的讨论与行动,可谓众声喧哗。在种种有关研究方法的行动与言说中,其后清晰可见的,既有对我国教育研究现状的检讨与焦虑——如何研究中国教育问题、如何提升教育研究的质量,更有教育研究者身体力行的努力——推动教育研究规范化并建立起能够与国际接轨的中国教育研究话语体系的尝试。在众多相关讨论的文本中,“实证研究”一词频密出现引起了笔者的注意。在相关文本讨论中,就“实证”一词的英语对照,既有作者采用positive及positivism,亦有作者用empirical及empiricism。另外,在实证研究的实质内容界定上也众说纷纭,关于实证研究所列举的系列研究方法其实混杂着多个不同的研究范式,因此涉及多个教育研究的基础问题,如对教育这一研究对象本体性质的认定、对所成就有关教育知识本质的界定、对应采用与研究对象及探求知识相互适切方法的运用等。

  对照中美在二十一世纪涌现的有关实证研究的学术议论,不其然会追问,实证研究及其所建基的实证主义究竟是范式战争中一个极具争议的研究视域还是理所当然的行动纲领之依据?考察近年就实证研究议论以至行动所衍生的各种文本,亦不难找到一些明显相悖的论点以至值得争论的观点。其中一个根本的议题就是“实证研究”及“实证主义”究竟所指为何?若要明晰这一概念,大抵需要回溯至十九世纪法国学者奥古斯都·孔德(Auguste Comte)。正是孔德提出实证主义(positivsm)及实证哲学(positive philosophy)以来,围绕实证主义作为一种研究取向能否应用到社会科学研究,引发了持续一个多世纪的激烈争议,实证研究所蕴含的意义与所涉及的议题都见之于这些争议。

  因此,本文拟从历史-比较的角度,尝试勾勒和梳理一个多世纪以来各争议所涉及的主要议题(issues)及逻辑,以厘清“实证研究”的复杂内涵。在此需要首先强调的是,以下历史回顾不可能是过往发生事件的全部,只能是选择性建构的一个“叙事”(narrative)①。作为叙事探究,本文选择一系列“重要的事件”(critical events),作时序及叙事性的排列,并参考各事件及人物的社会关系及政经脉络,加以“因果情节化”(causal emplotment)的阐释,以期归纳实证主义取向在社会科学研究过去百多年发展过程中所涌现的争论题旨及争议双方的立论,最后归结出实证主义研究取向在二十一世纪应用于社会科学研究所衍生的意义。

  一、十九世纪实证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争议

  有关实证主义的争议,论者普遍溯源至奥古斯都·孔德有关实证哲学、实证科学(positive sciences)以及实证社会学(positive sociology)的讨论②。理解孔德的实证哲学乃至实证社会学的意义,可从孔德的人类知识“进化论”思想出发。在达尔文的进化论影响下,孔德提出“人类智慧发展的基本定律”,把“人类思想的进展历程”(progressive course of the human mind)(Comte,2001a,p.1)作了阶段进化的划分,即孔德提出“人类智慧发展的基本定律”(fundamental law of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intelligence)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神学或神话、形而上学或抽象的及科学或实证的阶段(Comte,2001a,pp.1-2)。孔德的著述集中在科学实证的知识阶段。在《实证哲学》(The Positive Philosophy,1853)的第一册,孔德集中检视了他称为“实证科学”的五门学科自十六世纪以来的发展与成就,并且依据它们之间“实证性”(positivity)的演进程序,作了层级性排列(hierarchical ordering),分别是: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及生物学。孔德认为,实证科学知识的发展与应用并非只在自然现象以至自然世界适用,必然会延展至社会现象与社会世界,他进而把应用到社会现象的实证科学知识称为第六门“实证科学”——“社会物理学”或“社会学”。据此,孔德声称这种对各门实证科学所作的一种统合性的理论化研究即他倡导的“实证哲学”。事实上,孔德对人类知识演进的阶段划分及其对各门科学的“实证性”程度作层级性排等的做法,明显带有浓厚的达尔文进化主义的色彩。这种单向、直线、层级性的知识发展以至进化模式,能否加之于社会科学及人文科学研究并成就一种“科学的大一统”,可谓是继后一个多世纪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议题之一,即社会科学研究(包括教育研究)可否被大一统于自然科学的研究范式之下?更具体而言,社会科学研究与自然科学的研究范式是否完全一致、完全没有差异?

  除了人类知识演进三阶段及实证科学层级化的理论外,孔德的实证哲学更主要的内容是对实证科学知识的界定,其中最基本的是对实证科学目标的界定。孔德认为实证科学的目标就是寻求现象之间的关系,并力求把它抽象成为具普遍性的定律(Comte,2001a,p.2);其次,透过普遍性定律,实证科学研究可对更多现象提供因果关系的解释(Comte,2001a,pp.2-3)。而成就普遍而绝对的实证知识所需采取的方法就是“实证方法”,孔德指出,实证方法基本上是由“推理与观察”(reasoning and observation)所组成(Comte,2001a,p.2)。更具体来说,就是数学逻辑推理与科学实验观察。根据孔德所归纳的五种实证自然科学,实证方法可更细分成:数学科学所依据的“逻辑推理”、天文学采取的“天文现象观察”、物理及化学所采用的“实验观察”及生物学所应用的“比较观察”(Comte,2001b,pp.529-532)。由此,实证方法这一衍生于自然科学所普遍采用的数学逻辑推论与经验观察(包括实验观察与比较观察),开启了后继实证主义者所倡导的“逻辑经验主义”(logical empiricism)。再者,孔德及其后的实证主义者,如维也纳圈学者,更力主这种建基于数学推理与经验观察的实证方法就是成就科学般真确(scientifically valid)知识的“唯一”途径,这种方法论的一元主义(methodological monism)主张,进一步激化了随后社会科学研究中实证方法与其他研究方法的对立与争议。

作者简介

姓名:曾荣光 罗云 叶菊艳 工作单位: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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