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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与救赎:中国比较教育百年
2018年06月29日 10:19 来源:《全球教育展望》 作者:高原 字号
关键词:比较教育;学术史;时代使命;借鉴;现代性;救赎

内容摘要:近代以来我国比较教育的发展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面临着“救亡图存”“开启民智”以及“改革开放”等不同的时代使命。

关键词:比较教育;学术史;时代使命;借鉴;现代性;救赎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高原,浙江外国语学院教师培训学院讲师。杭州 310012

  内容提要:中国的比较教育有着漫长的过去,但只有短暂的历史。近代以来我国比较教育的发展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面临着“救亡图存”“开启民智”以及“改革开放”等不同的时代使命。新世纪以来,比较教育推动着新中国第八次课程改革的进程,这也是对新的历史时期所面临的新的教育问题的回应。但是我国比较教育对于西方的借鉴并不等同于全盘西化,我国当代教育本土意识的觉醒既源自对现代性问题的自觉反思,又源自对“西方中心”的文化绝对论的批判。作为对教育与文化当中的现代性问题的回应,我国的比较教育应当努力通过扎根传统,实现“现代性的救赎”。

  关 键 词:比较教育 学术史 时代使命 借鉴 现代性 救赎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重点项目“基础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国际比较研究”(课题批准号:WGA160004),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双语教师的文化理解对新疆青少年国家认同的影响研究”(项目批准号:16XMZ051)阶段性研究成果。

  中国的比较教育有着漫长的过去,但只有短暂的历史。虽然说,前学科形态的比较教育经历了很长时间的“旅行者见闻”(travelers' tales)时期,然而直到20世纪初,我国的比较教育才有了学科上的意义。也正是从20个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有学者开始对中国比较教育的百年进程进行了系统的梳理。比如,王承绪先生按照时间段代的框架介绍了从洋务时期到90年代初期的学科发展状况[1];顾明远先生以及王英杰先生则是重点介绍了改革开放30年以来的学科发展与贡献[2][3]。无疑,这些梳理对于我们了解我国比较教育发展的整体脉络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似乎需要在以往所使用的一般意义的史学框架之外,寻找一个更加独特的视角来对这段历史进行深化。正因如此,笔者认为从比较教育所面临的“时代使命”这一视角来梳理我国自近代以来的比较教育的发展历程,能够更好地体现出比较教育的重要性,也能够更好地展现比较教育“为了解决教育问题而进行借鉴”这一更为根本的学科特征,还能够展现我国比较教育长期以来所完成的“借鉴”与“救赎”的宏大使命。

  我们注意到,同法国一样,中国比较教育的兴起也有着具体的时代背景,其目的不仅是为了解决当时的教育问题,同时也是从教育借鉴的角度寻找应对每个时期时代使命的途径。在100多年的时间里,从救亡图存到开启民智,从实现国家的独立再到争取民族的复兴,进而到本世纪初顺利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简称WTO)又标志着我国迈入了全球化的发展新篇章,每一个历史时期都伴随着教育的影子,都表现出国家民族之时代使命对于比较教育的依附,比较教育在每一个重要的时期都承担了“比较借鉴”的应有任务。

  一、救亡图存:“远法德国,近采日本”的比较教育活动(1894-1911)

  19世纪末,中国在甲午海战中惨败而归,这使得清政府在颜面扫尽的同时,也放弃了天朝之国的自我陶醉,决意打开国门对外学习。许多国内的知识分子将日本的迅速崛起归因于该国在教育上向西方学习,他们一方面注意到教育与国家兴亡的关系,另一方面也开始要求在教育上对外借鉴。[4]郑观应就指出:“学校者,人才所由出。人才者,国势所由强。故泰西之强,强于学,非强于人也。”[5]这一时期,除了对于邻国日本的教育借鉴,我国还将目光转向了较为遥远的欧洲大陆,在欧洲各国之中又以德国最为主要。康有为认为,“今各国之学,莫精于德”,并将清末教育的改革方针确定为“远法德国,近采日本”。[6]

  康有为在分析甲午战争胜败缘由时谈到:“近者日本胜我,亦非其将相兵士能胜我也。其国遍设各学,才艺足用,实能胜我也。”[7]1898年,姚锡光应张之洞派遣,赴日本进行教育考察,归国之后著出《东瀛学校举概》一书,为当时国内的军事教育提供了借鉴。经历戊戌变法的失败和“新政”改革成效寥寥,国内局势惨淡、教育弊端凸显。1902年,吴汝纶受命东渡日本考察学务,在他即将离开日本之时,出版了十万余字的《东游丛录》一书。通过对于日本教育的亲历考察和比较借鉴,他就本国的教育改革也直接提出了一些想法。比如针对当时国内师资匮乏的状况,他提出“惟有取我高材生教以西学,数年之闲便可得用。查日本初时,令各藩送士人入大学,谓之贡进生,意也如此。今所开师范学校适与符契”。[8]在强调规范国语教育的必要性时,他指出:“一国之民,不可使语言参差不通,此为国民团体最要之义。日本学校必有国语读本,吾若效之,则有省笔字,不可不仿办矣。”[9]在这一时期,我国对于赴日的教育考察热衷一时,据统计,“1899年到1907间清末出版的教育考察日记就有38篇”[10]。对于日本教育的借鉴,最终促成清政府颁布我国近代第一部学制《壬寅学制》(1902),这部学制就是将日本的《明治学制》作为直接参考的范本。而在此之后,“于1904年颁布的《癸卯学制》,和日本学制也极其相似”[11]。

  正如这一时期的教育改革方针所言,除日本之外,中国教育也深受德国的影响。我国学者瞿保奎先生等人就认为,“清末民初的教育学科体系,无论是内容还是结构,都深受赫尔巴特及其学派的影响。”[12]对于教育学科体系的引入也正是针对此前提到的吴汝纶加强师范教育的建议,急需引入师范学堂的课程内容。巧合的是,赫尔巴特教育思想的引介,最初是以1901年刊行的《教育丛书》为阵地,也是从日本那里转译而来。同时,赫尔巴特的教育思想在由罗振玉和王国维于同年创办的我国首份以翻译和介绍国外教育为首要任务的教育专业期刊《教育世界》当中得到了传播。赫尔巴特对当时我国教育理论的影响表现在教育学学科基础、学科体系、教育目的、教学过程与方法等方面。比如,1901年出版的《师范讲义》中就介绍了从赫尔巴特“四段教学法”经由其弟子发展而来的“五点教学法”;1906年,由廖文功编著的《最新教育学教科书》提到,教育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其辅助学科以心理学和伦理学最为重要。这说明当时国人在编著教材时,受赫尔巴特教育学的影响已经考虑到教育学的科学性和它的学科基础问题。[13]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赫尔巴特教育学与中国教育学科的发展就结下了不解之缘,直至今天,我们仍旧会以一颗朝圣的心对其膜拜。

  通过亲自实践引入德国教育经验,并试图通过德国经验改革中国教育、拯救民族国家的,蔡元培是很好的一例。他曾说道,“救中国必以学……世界学术德最尊……游学非西洋不可,且非德国不可。”[14]蔡元培多少带有“教育救国论”的思想,试图通过向德国学习和借鉴以解决晚清中国救亡图存的问题。他三度留德,并将见闻当中认为可以借鉴的德国教育经验引入国内。留德期间,蔡元培翻译了一部分关于德国教育制度的文本,比如《撒克逊小学(民国学校)制度》及《普鲁士学制》[15]。通过对德国大学的教学和科研过程的亲历考察,他翻译了《德意志大学之特色》一文,并刊载于国内的《教育杂志》1910年第11期上。[16]此作为当时德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学家包尔生(Paulsen)《德国大学与大学学习》一书的绪论部分,该书指出德国大学“为研究科学知识延长,而一方且为教授普及专门知识高等学科之黉舍,此为德国大学之特质……故德国大学之特色,能使研究教授,融合为一”[17]。蔡元培一方面将德国的国民教育制度和大学治校方针引入国内,另一方面,他自身在浸润于德国教育环境的同时也内化了其中的教育理念,并成为他此后改革北京大学的思想基础。

  这一时期,我国的比较教育主要是对于国外教育思想、教育制度进行描述性的介绍,其成就主要表现为朴素形态、萌芽性质的比较教育著作(如黄遵宪的《日本国志》、戴鸿慈的《出使九国日记》)、介绍国外教育的期刊(如《教育世界》连载了《欧美教育观》《英美法三国视学制度考》)、国外教育著作的翻译(如上海译书社翻译出版了日本学者寺田永吉著、白作霖译的三卷本著作《各国学校制度》)。这种“朴素”与“萌芽”的状态与当时时代所面临的具体的问题密切相关,国家与民族之命运危在旦夕,因而教育经验的借鉴方面现出“饥不择食”的现象,以直接的引入为主,为的是尽快使国外的教育经验用于国内“救亡”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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