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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取向的传统文化教育论略
2018年01月22日 10:13 来源:《全球教育展望》 作者:夏正江 字号

内容摘要:对高中生和大学生而言,单向度的教育,即仅仅将传统文化中积极的、优良的一面呈现给学生,刻意回避传统文化中消极、恶劣的一面,不利于学生对传统文化的整体与全貌形成正确的认识,不利于培养学生的文化选择与鉴别力,也不利于传统文化自身的丰富、完善与发展。

关键词:传统文化教育;平衡取向;文化自觉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夏正江,上海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教授。上海 200234

  内容提要:对不同学段的学生进行传统文化教育应有不同的侧重点。文章认为,对年幼儿童(主要是幼儿、小学生和初中生)进行传统文化教育,宜以正面的启蒙教育为主。然而,对高中生和大学生而言,单向度的教育,即仅仅将传统文化中积极的、优良的一面呈现给学生,刻意回避传统文化中消极、恶劣的一面,不利于学生对传统文化的整体与全貌形成正确的认识,不利于培养学生的文化选择与鉴别力,也不利于传统文化自身的丰富、完善与发展。对中高学段的学生实施传统文化教育,宜采用肯定取向与否定取向并重的思路。前者旨在使学生感受、理解和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优长之处,摒弃文化自卑心理,建立文化认同与自信;后者旨在让学生深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幽暗或糟粕之处,进而养成勇于认错、忏悔和反省的心理习惯与态度。二者的共同目标是,形成文化自觉。文章对平衡取向的传统文化教育的内在依据进行了理论的阐释与论证。

  关 键 词:传统文化教育 平衡取向 文化自觉

  2014年3月,教育部颁布了《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这是我国教育发展史上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事件,它标志着中国教育开始向本民族特有的传统文化回归,传统与现代化不再对立和被割裂,教育的民族性开始受到应有的重视,其深远意义自不待言。文件侧重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笔者的体会是,这主要是从目的层面上讲的,即对大中小学生进行传统文化教育,最终目的是要让未来一代感知、理解和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永恒性和普遍性、至今仍深具活力的文化要素,从而充分发挥传统文化积极的育人价值。与此同时,又可以通过教育,延续中华文化命脉,使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与特质代代相传、得到保存和发扬光大。然而,从手段层面上看,如何做才能实现和达到这一目的呢?这里有两种可能的选择。一种方案是,由成人(专家学者或教师)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分析、筛选与鉴别,将传统文化中积极的、合理的部分从整体中剥离出来,然后,再将其纳入学校的相关课程与教学中去,这种思路可以称作是用“积极的传统文化”对学生进行“积极的教育”。另一种方案是,把作为整体的原汁原味的传统文化呈现在学生的面前,在教师的引导下,让学生拿出自己的眼光,去分析和鉴别传统文化的得与失、优与劣、利与弊。

  依笔者之见,前一种方案比较适合年幼儿童,包括幼儿、小学生和初中生,后一种方案比较适合高中生和大学生。理由有四个:(1)年幼儿童对中国传统文化本身所知甚少,要引导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长与短、得与失进行思考,将是十分困难的。倘若一个人没有读过一些最基本的中华人文经典,对中国传统文化(如“国学”所讲的经、史、子、集)根本就不了解,他是没有资格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好与不好发表评论的。(2)年幼儿童还没有系统地学习过中国的历史即“国史”,而“国史”的学习是个体正确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必要的基础。传统文化本身是历史的一部分,它镶嵌于历史的大背景中,是从历史的大背景中孕育出来的,不了解整体就不可能了解局部。(3)要引导学生分辨和鉴别中国传统文化的得与失、利与弊,学生必须具备一定的哲学思辨能力或理性思维能力才行。按皮亚杰的认知发展阶段理论,小学生必须借助具体的表象或形象进行思维,只有到了初中阶段,学生才具备真正的抽象思维能力或逻辑推理能力。但仅仅具备抽象思维、逻辑推理能力,对辨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劣与利弊仍然是不够的,个体还必须具备一定的“后形式思维”(post-formal thinking)能力。“后形式思维”超越一般的逻辑推理,具有鲜明的“情境性”“相对性”与“辩证性”特点。“情境性”是指参照问题所处的特定背景去寻求问题解决的独特方式。“相对性”是指对现实生活中那些复杂的、包含矛盾冲突、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不能用简单的“非此即彼”的二元论思维去解决,只能以灵活的、变通的方式去解决。“辩证性”是指个体能从正反两个方面对同一事物进行审视,同时意识到事物可能的利与弊,能把相互矛盾的思想、情感及经验进行综合,使之在新的、更高的层面上协调一致。一般来讲,初中生是没有“后形式思维”能力,只有高中生、大学生或成人才有能力在这一层次进行思维。(4)年幼儿童是心智发育尚未成熟、正在成长变化中的个体,他们的心理发展具有高度的易感性与可塑性。从某种意义上看,年幼儿童的心灵就像一块白板,周围环境中的任何东西,不论是好的与坏的,都很容易被他们吸收。正因为如此,在儿童成长的早期岁月,成人应当尽可能用这个世界上最美好、最积极、最可爱的东西去吸引、激励和引导他们。否则,周围环境中各种负面的、消极的东西就会乘虚而入,先入为主地占据儿童的心灵,成人以后再想用美好、积极的东西去影响他们就难了。

  对高中生和大学生而言,上述四个理由不再成立。而改用第二个方案,则有明显的好处。这个好处可以用三个“有利于”来概括:即有利于学生正确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与全貌,促进“文化自觉”;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文化选择与鉴别力;也有利于中国传统文化自身的丰富、完善与发展。第一个“有利于”是显而易见的。第二个“有利于”,主要着眼于学生的能力培养。如前所述,在个体生命发展的早期阶段,成人为儿童提供替代性的文化选择与辨识能力,尽管是必要的,但这不是长久之计。正如梁启超在1902年发表的《论政府与人民之权限》一文所讲,人民的进化程度越高,则政府的权限范围愈小。[1]同理,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心智发育(包括智力与德性)的逐渐成熟,成人就应当逐渐放手,给予儿童更多的自由选择权,这个选择权就包括对本国历史与文化、对外来文化价值属性的自主判断与理性选择。这个权利的获得与授予是渐进的、逐步的,有赖于学校对儿童文化选择力与辨别力的培养。而要培养学生的文化选择力与辨别力,就有必要采用平衡取向的传统文化教育,因为这种教育的重点放在“明得失”“辨是非”上,放在思辨能力的培养上。第三个“有利于”,是建立在前两个“有利于”的基础之上的。只有当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与全貌(得与失、利与弊)都有所了解,同时又具备文化选择力与辨别力时,他们才有可能作为社会历史活动的主体,通过“长善救失”“补偏救弊”“返本开新”的方式,去丰富、完善和发展中国的传统文化,创造出无愧于我们的先人、无愧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新文明。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主张,对年幼儿童实施传统文化教育,宜以正面的启蒙教育为主,对高中生和大学生来说,死守“正面教育”的原则是不合适的。比较合理的做法是,将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全貌真实地呈现在学生面前,引导学生秉持客观、科学、礼敬的态度,去分析和思考中国传统文化的得与失、优与劣、利与弊,以此促进“文化自觉”,培养和提升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鉴别力与自主采择能力,以便将来更好地履行传承中华文明、发展和更新中国传统文化、创造新文化的历史责任,这正是本文标题所主张的实施“平衡取向传统文化教育”的根本旨趣之所在。

  一、肯定取向的传统文化教育

  所谓肯定取向的传统文化教育,主要目标有两个。一是要让学生感受、理解和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优长之处,使之内化为个体精神生命的一部分,从而保存本国历史和传统文化中那些光耀夺目、辉煌灿烂、美好而有用的东西,使之代代相传、不断发扬光大。二是要使学生养成尊重本国历史与文化传统的心理习惯与态度,用史学家钱穆的话来讲就是,要让学生对本国历史与文化具有一种“温情”与“敬意”,坚决摒弃那种诅咒、唾弃本国固有文化,蔑视、鄙夷祖先的历史与传统,以劣等民族自居、一切向欧美看齐的文化自卑心理。这也意味着,在打开国门向西方学习时,不能丧失了自我、迷失了本性。

  实施肯定取向的传统文化教育,其实质在于捍卫教育的民族性。所谓教育的民族性,就是用本民族特有的语言、历史与文化对学生进行教育,以培养本民族共同的意识、心理与情感,提升民族的自尊、自信与文化认同,促进民族文化在扬弃的基础上不断更新和发展。1933年,著名学者潘光旦指出:“一切生命的目的在求位育。……教育的唯一目的是在教人得到位育,位的注解是‘安其所’,育的注解是‘遂其生’,安所遂生,是一切生命的大欲。”[2]潘光旦以为,一切生物都有它固有的习性,以及适宜其生存的环境,人类亦然。对教育而言,学生所处的环境有两类,一类是体内环境,另一类是体外环境,包括物质环境(土地、气候和物产)和文化环境(文物、典章和制度)。好的教育要让学生与他所处的环境打成一片,做到二者“相成而不相害”。如果教育让学生脱离了它所生存的固有环境,学生就得不到“位育”。潘光旦把那种引导学生脱离其固有环境的教育,称之为忘本的教育。在他看来,辛亥革命前的旧教育强调“尊孔读经”、唯恐离“经”背“道”,而后来的新教育唯恐不离“经”背“道”,二者都有问题。前者的问题是,“失诸一成不变,不能有新的发展”;后者的问题是,“失诸无所维系,飘忽不定”。[3]

  对丧失民族性、忘本的教育,国学大师钱穆亦有相关论述。1942年,钱穆在论及中等教育改革时强调,中学教育的重心应放在本国历史与文化传统的教育上;一个普通中学生是否达到毕业水准,关键要看他能否独立自主地阅读本国已往的古书或典籍。然而,现实情况却是,当时的中国教育竭力模仿西方,本国的语言文字、文学教育并不受重视。相反,外语教育却大行其道。“二十年来,各大学中学学生之晨夕孜孜披一卷而高声朗诵者,百分之百皆诵英文,绝无一人焉读本国文学者。若有之,其人必为侪偶所腹诽,所目笑,而彼亦将引为奇耻大辱。”[4]其结果是,中学毕业能自己阅读本国古书典籍的青年寥寥无几。对此,钱穆不无哀叹地写道:“独怪以中国之大,乃渐渐有寻不到能读本国文学本国古书之青年之情形。”[5]钱穆一生对中国历史与传统文化教育都极为重视,可谓始终如一、矢志不渝。1974年,已是垂暮之年的他在韩国延世大学发表演讲,再次重申和强调了教育对认识本国传统的重要性。“教育的第一任务,便是要这一国家这一民族里面的每一分子,都来认识他们自己的传统。正像教一个人都要能认识他自己一样。”[6]“今天,我们东方人的教育,第一大错误,是在一意模仿西方,抄袭西方。不知道每一国家每一民族的教育,必该有自己的一套。……但这不是说要我们故步自封,闭关自守。也不是要我们不懂得看重别人,不懂得学别人长处来补自己短处。但此种种应有一限度。切不可为要学别人而遗忘了自己,更不可为要学别人而先破灭了自己。”[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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