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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时代比较教育研究范式的转型
2016年03月23日 14:18 来源:《比较教育研究》 作者:刘宝存 杨尊伟 字号

内容摘要:大数据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工作和思维方式,将引发科学研究范式的转变。

关键词:比较教育;研究范式;大数据;转型路径;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刘宝存,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院长,教授,教育学博士,北京 100875;杨尊伟,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曲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讲师,北京 100875,山东 曲阜 273165 刘宝存,男,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院长,教授,教育学博士; 杨尊伟,男,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曲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讲师。

  内容提要:大数据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工作和思维方式,将引发科学研究范式的转变。在大数据时代,科学研究具有全样本性、注重效率、注重因果和相关的复杂性等特征。传统的比较教育研究范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比较教育研究范式的转型势在必行。中国比较教育研究不仅要深度挖掘现有的教育数据资源,运用多种研究方法收集数据资料,确立清晰的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而且要重视理论创新和对知识的原创性贡献。

  关 键 词:比较教育 研究范式 大数据 转型路径

  中图分类号:G40-05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667(2015)10-0001-05

  随着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大数据正在影响着政治、经济、教育、科技、文化、医疗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为了应对大数据的挑战,各国纷纷将大数据研究提升为国家战略,例如,美国政府在2012年3月29日率先发布了《大数据研究和发展计划》,决定投资2亿多美元开展大数据研究。大数据将改变人们的生活、工作和思维方式,就科学研究来说,大数据将引发科学研究范式的转变。

  一、大数据时代的科学研究范式及其对比较教育研究的挑战

  “范式”(Paradigm)是由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S.Kuhn)于1962年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的一个概念。他认为:“范式有两种意义不同的使用方式。一方面,它代表着一个特定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技术等构成的整体。另一方面,它指谓着那个整体的一种元素,即具体的谜题解答;把它们当作模型和范例,可以取代明确的规则以作为常规科学中其他谜题解答的基础。”[1]在科学研究中,存在着不同的范式,正是这些不同的范式为人们提供研究的视野和参照框架,规约着研究者的信念、规则和技术。范式是多元的,也是历史的、发展的,带有时代的烙印。科学技术的发展过程总是伴随着以新的信念、规则和技术取代另一种信念、规则和技术,即旧范式的崩溃和新范式的崛起,也就是库恩所说的“科学革命的结构”。

  (一)大数据的内涵及其对科学研究范式的影响

  大数据是什么?美国麦肯锡全球研究所是这样描述的:“大数据是指规模超出了典型的数据库软件工具的捕获、存储、管理和分析的能力的数据集。”[2]一般来说,大数据的特点可以概括为4个"V"。(1)数据体量浩大(Volume):与传统数据不同,大数据的总量巨大,可以产生于机器、网络和人的行为。(2)数据类型多样(Variety):类型包括结构化数据、半结构化数据和非结构化数据,且来源多样,给储存、挖掘和分析数据带来了困难。(3)数据生产速度快(Velocity):大数据的快速增长要求快速、持续的实时处理,实时数据帮助研究者和商业做出有价值的决策。(4)数据价值大(Value)但密度低:大数据具有极大的潜在价值,但数据价值的密度较低。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使得科学研究范式发生了变革。美国学者吉姆·格雷(Jim Gray)提出了科学研究的第四范式,即数据密集型科学研究(Data-intensive Science Discovery)。他认为迄今为止科学研究范式包括四个:(1)几千年前科学是经验主义的,主要研究方法是描述自然现象;(2)几百年前科学出现了理论分支,开始利用模型和归纳开展研究;(3)几十年前科学出现了计算分支,开始模拟复杂的现象;(4)今天科学出现了数据爆炸,开始把理论、实验和模拟结合起来。[3]也就是说,科学研究范式经历了经验科学、理论科学、计算科学到数据密集型科学的发展过程。吉姆·格雷这里所谓的范式与库恩的范式并不是同一个概念,他揭示的并不是科学研究的具体范式,而是一个时代科学研究的总体特征。

  (二)大数据时代科学研究的基本特征

  大数据作为科学研究的重要资源和动力,必然对科学研究产生深刻和深远的影响,基于大数据的科学研究也呈现出区别于其他类型科学研究的一些特征。

  第一,科学研究的全样本性。在大数据时代,科学研究数据的数量和规模快速增长,类型多样。以往的科学研究数据来源于样本,抽样的数量和代表性会影响研究结果的质量。大数据不受样本选择的影响,科学研究可以处理和某个现象相关的所有数据,发现数据背后的规律性和建构意义。

  第二,科学研究注重研究的效率,而不是研究的精确度。大数据时代,由于数据规模比较大,科学研究可以允许些许的不精确性和误差,追求的是科学研究的混杂性。“我们掌握的数据库越来越全面,它不再只包括我们手头现象的一点点可怜的数据,而是包括了与这些现象相关的大量甚至全部数据。我们不再需要那么多担心某个数据点对整套分析的不利影响。我们要做的就是要接受这么纷繁的数据并从中受益,而不是以高昂的代价消除所有的不确定性”。[4]

  第三,科学研究中相关和因果的复杂性。传统科学研究主要通过逻辑推理来揭示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大数据时代,科学研究不再仅仅探求难以捉摸的因果关系,主要通过统计分析海量数据中的相关性来寻找事物发展中的规律性。正如有学者指出:“大数据研究不同于传统的逻辑推理研究,而是对数量巨大的数据做统计性的搜索、比较、聚类、分类等分析归纳,因此继承了统计科学的一些特点。统计学关注数据的相关性或称关联性,所谓‘相关性’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变量的取值之间存在某种规律性。”[5]大数据时代的科学研究模式可以通过相关研究作因果关系解释,这种研究不同于传统研究中的描述性和叙事性解释。

  (三)大数据时代对我国比较教育研究范式的挑战

  在大数据时代,我国比较教育研究范式面临两大挑战。一是如何确立科学的研究范式。按照库恩的范式理论,我国的比较教育研究范式还处于一种比较朴素的发展阶段,还没有形成严格的范式,对此本文将在后面对比较教育研究范式存在的问题进行详细的分析。为此,我国比较教育研究范式需要“补课”,做到按照一定的范式开展研究,实现研究的“科学化”、“规范化”。二是适应大数据时代的要求,加强大数据的采集、处理和分析,提高研究的效率和意义建构水平。这两个挑战交织在一起,无疑对我国的比较教育研究者在研究范式方面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二、大数据时代我国传统比较教育研究范式存在的问题

  毋庸置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比较教育研究得到快速发展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为宏观教育决策、教育学科建设、教育改革实践做出了必不可少的贡献。但是,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和科学研究范式的发展,使传统比较教育研究范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我们必须认真反思我国比较教育研究范式存在的问题。

  (一)过分倚重文献研究法,研究方法单一

  英国著名比较教育学家埃德蒙·金(Edmund James King)认为,比较教育研究的理想方法就是长期生活在客文化之中,以客文化的角度研究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教育。长期以来,由于受经费、研究者自身条件等因素的影响,我国比较教育工作者却不得不主要使用文献研究法开展研究。文献研究法是一种古老而又富有生命力的科学研究方法,主要通过搜集、鉴别、整理和分析文献形成对研究对象的科学认识,具有适应性强、方便易行、省时省钱、效率高等特征。不能否认,在比较教育学科恢复发展的初级阶段,在亟须了解和借鉴国外教育理论、制度、政策、经验,同时经费条件有限的情况下,文献研究法是一种比较可行的研究方法,即使在今后也是不可或缺的。但是,文献研究法相对而言是一种比较被动的研究方法,也有一些缺点,如有些文献资料很难获得,既有文献往往难以系统、完全地反映研究对象的全貌;有些文献的价值难以判断,甚至出现文献与事实脱节等。在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今天,在信息化和大数据时代,单一的文献研究法已经不能满足比较教育研究的需要,采用各种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方法开展教育的比较研究,实现研究方法的多样化已经成为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

  (二)重描述和思辨性研究,基于证据的研究严重不足

  早在20世纪90年代,凯利(Gail P.Kelly)和阿尔特巴赫(Philip G.Altbach)就指出:“比较教育学直到现在仍然是这样一个领域,主要注重教育和发展的问题、教育规划、单一国家条件下的学校教育的结果,以及注重对教育制度与问题的一系列描述性分析和讨论。”[6]时至今日,凯利和阿尔特巴赫20年前所批评的这种现象在我国比较教育研究中仍然非常突出。长期以来,我国比较教育研究主要从宏观上对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教育理论、制度、政策进行描述性研究,对其经验教训和启示进行思辨性分析,而基于证据的研究(Evidence-based Research)不足,特别是基于大规模调查研究和大型数据库的研究比较少。近年来,欧美发达国家都大力倡导基于证据的研究,强调研究应该建立在通过分析、测量、观察和其他研究方法可以证实的客观事实之上,“最大限度地消除研究者基于个人主观偏见、价值立场和政治倾向等的自我诠释,回归到以量化和数据分析为主要方式的客观性解释”。[7]在大数据时代,科学研究不但把“数据”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而且强调全样本性,通过统计分析海量数据中的相关性寻找事物发展中的规律。描述性和思辨性研究是必要的,但是远远不够的,在基于证据的研究的时代显得方法上偏“软”,证据不够充分,结论不太客观。同时,与国际社会在研究范式上的这种差异,也使我国的比较教育研究成果很难得到国际同行的承认,难以与国际同行在同一个话语体系中对话。

  (三)缺少明确的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科学性较低

  按照库恩的观点,有无范式以及是否在范式的指导下开展研究活动,是区分科学与非科学的标准。他认为在常规科学时期,范式不但赋予该科学共同体内的科学家以相同的科学信念,而且为之提供相同的观察视角、分析思路、技术方法来审视研究对象。范式规范着研究活动和解释工作,范式不同,不但会导致研究思路与方法的不同,也会导致对研究发现的解释不同,最终导致结论的差异。如果一个科学家在一定的范式框架下从事研究活动,他的研究活动就是科学的。反之,如果一个科学家不按照一定的范式框架开展研究活动,他的研究活动就不是科学的,就不再是科学探究活动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国的比较教育研究主要是基于文献的描述性研究,不仅方法单一,而且缺少明确的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没有按照一定的范式开展研究,给人一种不太“科学”的感觉。近年来,一些学位论文特别是博士论文开始尝试用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管理学、政治学、组织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理论和分析框架来研究和分析问题,但在一般的课题研究和期刊论文中很少使用明确的理论和分析框架。虽然顾明远教授、王长纯教授等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和分析框架,但我国比较教育研究主要还是借鉴西方的理论和分析框架来研究和分析问题,离形成自己的比较成熟的研究范式还有一段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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