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名校效应”尽管饱受诟病，只要用人单位的观念和思路依旧，大量“苗红而根不正”的应聘者被各种“难以言表”的理由拒绝的事件就还会不断重演。只有当用人单位低下高傲的头颅，真正将“实用、好用、耐用”的选人用人原则落实在人事工作中，以“出身”论优劣的遴选方式才可能慢慢退出招聘舞台。

　　2013年，一度引起热议的“陈达现象”是当下许多研究生求职面临的共同尴尬。本科毕业于山东某二本高校的陈达，并没有因为头顶“清华博士”的光环而顺利就业，连续七个月的奔波，一直深陷屡战屡败的泥淖中，根本原因便是其本科并非出身名校。

　　中国已经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相比，大学的录取率大幅度上升，可是求学者进入“985”、“211”之类的名校依然困难重重。由于研究生就业时屡屡遭遇“名校效应”带来的歧视，大量非名校毕业的硕士生和博士生失去了同场竞技的平台和机遇，这就倒逼学生高考时必须挤过名校的独木桥，以免终身被贴上素质差、水平低的标签。从这个意义上说，近些年的高考压力丝毫不亚于录取率极低的几十年前。

　　“名校效应”是一种典型的固化思维。不仅颇具吸引力的单位和优质岗位将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专门留给“血统高贵”、本硕博均出身名校的研究生，随着就业难度增大和学历高消费日益明显，时下许多待遇一般的行业和一些“老少边穷”地区招聘研究生时，也祭出了严查“出身”的大旗。如果本科出身非名校，就算“清华博士”陈达这样硕士、博士毕业于名校也难入其法眼。于是，本科常常成为决定毕业生命运的拐点。大量二三流院校的本科毕业生经过艰苦努力，好不容易成为名校的硕士、博士，最后却因本科阶段的“阿喀琉斯之踵”而倒在了招聘会上。用人单位如此一刀切，显然是“一杆子打翻一船人”，而非用辩证和发展的眼光去看待人的成才过程。如同一棵名贵果树所结的果实不可能都是优良果子一样，虽然名校本科生是从激烈的高考中脱颖而出，总体水平较高、发展潜力较大，但并不意味着他们无一例外都出类拔萃。非名校生中依然有人不甘屈服于命运，通过刻苦努力去弥补高考时的差距和遗憾，并有机会与其他名校本科生一道，在名师的悉心指点下，在名校的熔炉中历经数年锻造，获得硕士、博士学位，同样具备了降龙伏虎的本领。他们希望在职场上去检验自身的能力，却因非“名门望族”屡屡被“撞腰”，无法通过用人单位带有鲜明歧视性的“安检系统”。

　　许多用人单位能够为“名校效应”找到一千条、一万条理由，但最冠冕堂皇的理由是：在信息不对称、应聘者众多的情况下，用最简单的“出身名校”作为“信息筛选符号”可以抬高准入门槛、节约招聘成本、最大限度限制低素质毕业生进入。然而，这是一条貌似最合理、事实上却漏洞百出的托辞。因为这种“相马术”是先入为主的，判断优劣高下靠的是“按图索骥”，具有极强的主观性，即使伯乐、九方皋在世，如若忽略内在的“筋骨”，只凭目测也不一定能相中“宝马良驹”，倒是常犯“牝牡骊黄”的谬误。用人单位对客观公正的“赛马术”弃之不用，仅凭是否“名校血统”就盖棺定论，无法由表及里、透过现象看本质，违反了用人选人的常规法则。

　　“名校效应”是“一考定终身”的旧调重弹，高等教育虽然进入大众化阶段，表面上考大学变得容易了，其实高考的压力反而变得更加沉重。为了能够进入名校，许多考生放弃了读二本、三本的机会，甚至放弃了非“985”、“211”的一本高校，复读再复读、补习再补习，“考霸”、“考爷”层出不穷，不入名校誓不罢休。大量考生将精力用于冲刺高考的重复学习和应试阶段，对他们本人来说是无谓消耗黄金时间和大好青春，同时也挤占了其他应届考生的学习资源和高考机会。

　　“名校效应”尽管饱受诟病，只要用人单位的观念和思路依旧，大量“苗红而根不正”的应聘者被各种“难以言表”的理由拒绝的事件就还会不断重演。只有当用人单位低下高傲的头颅，真正将“实用、好用、耐用”的选人用人原则落实在人事工作中，以“出身”论优劣的遴选方式才可能慢慢退出招聘舞台。

　　（作者系嘉应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