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孟宪实，1962年生，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博士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讲师

　　【内容提要】所谓唐朝前期的河北军事问题，在以往的研究中也可以概括为河北地区的府兵问题。该问题不仅涉及对河北地区的府兵制理解，还涉及唐朝。军事制度的发展演变，是研究唐代军事制度不能回避的一个课题。陈寅恪、唐长孺等多位先生都提出过自己的看法，但是直到今天并没有得出一致的答案。研究者多从府兵制角度看待这个问题，本文认为这正是问题的症结所在。本文从唐代军事制度演变的视角观察河北府兵问题，在新资料的支持下，特别是由于不再局限于府兵制度的考虑，提出一个新的解释。

　　【关 键 词】府兵制度/河北地区/团结兵/军镇

　　唐初河北府兵问题，在20世纪中叶，曾经吸引了包括陈寅恪先生在内的中外研究唐代历史的学者的高度注意。后来的研究者，多有参与讨论，但意见纷呈，并未最终得出一致的答案。

　　河北府兵问题，主要来自史料的记载不清。《玉海》卷一三八《兵制》引苏冕《会要》：“关内置府二百六十一，精兵士二十六万，举关中之众以临四方。又置折冲府二百八十，通给旧府六百三十三。河东道府额亚于关中。河北之地，人多壮勇，故不置府。其诸道亦置。”（注：《玉海》卷一三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文渊阁四库类书丛刊，第638页。）同书引李繁《邺侯家传》：“玄宗时，奚、契丹两蕃强盛，数寇河北诸州，不置府兵番上，以备两蕃。诸道共六百三十府。上府管兵千二百，次千，下八百，通计约六十八万。”（注：《玉海》卷一三八，第642页。）由此，就引导出两个问题，一是河北到底有没有军府，一是如何看待玄宗时期河北军事的变化。

　　谷霁光先生讨论这个问题比较早。他曾经认为早在高宗永徽时就已经有了卢龙府，但直到武则天时“仍然不见设置府兵的事情”，最后他的结论得出：“河北道增置兵府，确是开元间的事”（注：《安史乱前之河北道》，载《燕京学报》第19期，1935年。现收录在《谷霁光史学文集》第4卷，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80-191页。）。后来，他的相关论文，多是这个观点的强调（注：《西魏北周和隋唐的府兵》，原载《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第五卷第一期，1937年4月，现收录在《谷霁光史学文集》第1卷，第368-401页。《唐折冲府考校补》，原刊《禹贡半月刊》第三卷第四期，1937年，现收录在《谷霁光史学文集》第1卷，第297-349页。）。可是，史料没有这样明确的信息，于是他就认为记录有错误，“不置府兵番上，以备两蕃”，是“又置府兵番上，以备两蕃”。至于“番上”的意思，他说实际上与“番代”可以互用，不必非理解为赴中央担任警卫不可，依照他的意思这句话应该是“又置府兵番代，以备两蕃”了。

　　谷霁光的研究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河北府兵于是成了府兵制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菊池英夫《关于唐代府兵制度的一个疑问》，在详细讨论有关史料的基础上，认为所谓“又置”就是在原有基础上的增置。然后讨论兵府数字的几种记录，证明唐朝折冲府的变化就是增加，各地的增加之后，正好有河北的数额，从而推测是在玄宗时期完成了河北的兵府数额的增加。（注：菊池英夫：《对唐代府兵制的一个疑问》，《史渊》五八，1953年，第95-115页。）

　　陈寅恪先生是主张关陇本位论的，认为“故今日所存之史料中，河北道兵府之设置，其时代在玄宗以前，武后以后”，同时又认为“《邺侯家传》以之下属玄宗之世，时代未免差错”（注：陈寅恪：《论唐代之蕃将与府兵》，《中山大学学报》1957年第1期。又收入《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64-276页。 ）。对于史料，陈寅恪是有选择地同意。对于谷霁光的改字，表达的是委婉的不同意。但是，他坚持的是河北在武则天以前未设府兵的观点。

　　岑仲勉先生并不同意谷霁光的玄宗为防御奚、契丹而增加河北道兵府的观点，而他也有改换史料的举动。他把“故不置府”改成“故又置府”，也是“不”与“又”的置换。对于《邺侯家传》中的那句“玄宗时，奚、契丹两蕃强盛，数寇河北诸州，不置府兵番上，以备两蕃”，他解释道：“只说玄宗时的情形，且其意是说，河北如果多置兵府，其人就须到京师番上，会弄成当地空虚，兵源缺乏，故不于河北置府。”（注：岑仲勉：《府兵制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0页。）他认为河北有府兵，与谷霁光、陈寅恪观点形成对立。

　　唐长孺先生对《邺侯家传》中的这段话做了如下理解：“按本文意义甚晦，似亦以河北不置府。然河北在唐初如苏冕之说，本不置府，何以书于玄宗时？且既不置府矣，又何以云备两蕃也？疑当云‘诸州置府兵，不番上，以备两蕃’。诸书言番上皆指宿卫而言，镇戍曰番代，不曰番上。此云玄宗时于河北置府兵，但不番上宿卫，专备奚、契丹耳。”（注：唐长孺：《唐书兵志笺正》，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0页。）唐长孺先生没有改动一个字，但句子作了变动，当然他的意思还是明确的，即在河北置有府兵，但这些府兵并不番上。

　　张国刚先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认为唐代西北、东北和江南的折冲府的主要任务不是上番宿卫而是地方服役，对于河北“不置府兵番上”的问题，他批评岑仲勉和谷霁光的观点牵强，改字之举尤其无据。“实际上，我们只须把《邺侯家传》这句话中的‘番上’连上读作‘玄宗时，奚、契丹两蕃强盛，数寇河北，诸州不置府兵番上，以备两蕃’，就完全可以理解。很明显‘不置府兵番上’的目的就是‘以备两蕃’。这说明河北地区的军府至少在一个时期是不上番宿卫而在当地守备的。”（注：张国刚：《唐代府兵渊源与番役》，《历史研究》1990年第4期。收入《唐代政治制度研究论集》，文津出版社1994年版，第1-27页。）这个观点与唐长孺先生的看法是很接近的，在河北不是没有府兵，只是河北的府兵特殊，地方防御太重要，所以没有番上的任务。

　　毛汉光先生利用石刻史料讨论这个问题，从中发现了贞观时期的河北府兵资料，因此否定了河北从来不置府兵的看法。那么，如何理解《玉海》的记录呢，毛先生指出“玄宗时为了防御奚、契丹两个强盛边族，置府兵以备之，但置于河北的这些军府（指河北北端军府）专职御寇，不必赴京师番上”（注：毛汉光：《唐代军卫与军府之关系》，中正大学学报，第五卷，第一期，1994年，第119页。）。这个理解，与唐长孺、张国刚先生的理解很接近。

　　如上所述，中日学者关于河北府兵问题的争论，主要是为了解释李繁《邺侯家传》的这个记载：“玄宗时，奚、契丹两蕃强盛，数寇河北诸州，不置府兵番上，以备两蕃。”苏冕《唐会要》的“河北之地，人多壮勇，故不置府”，已经被史料证实是没有根据的片段之言，现在只有《邺侯家传》的说法还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