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赵涤贤，1936年生，西南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在王安石变法研究中，以往人们总是认为：变法的最终目标“远未达到”，因为它没有改变“以社稷为忧”和“惧于夷狄”的局面，所以“失败”了〔1〕；或者认为：将兵法“未见实效”， 保甲训练“实效甚微”，“宋朝在对付‘外患’威胁方面，依然没有摆脱‘积弱’状态”〔2〕；甚至断言：变法派没有训练出强兵锐士， 对交趾作战的目标亦未达到〔3〕。后来，有些研究者虽然指出将兵法具有积极意义， 但是仅承认个别改革措施增强了战斗力，并且继续否定保甲法。他们没有研讨元丰和绍符年间制夏战争的胜负情况和原因，特别是没有研讨变法的最终目标是否达到（即是否改变了“以社稷为忧”和“惧于夷狄”的局面）这一核心问题。因而，前面列举的各种论点，在主要方面和关键地方，还需要史实检验和进一步探索。为此，笔者作了深入探索研究，结论多与前人相反：王安石等人的军事改革，取得了显著的实效。宋军的战斗力，既不是稍微提高，也不是在个别方面增强，而是大大提高和有系统地增强了。变法之后，不仅改变了“以社稷为忧”的局面〔4 〕，并且改变了“惧于夷狄”的局面，使宋朝基本摆脱了“积弱”状态。应该说：变法的最终目标基本上达到了。现在，把主要论点和论据分述如下：

　　一、宋军的战斗力获得了显著提高

　　为了搞清问题，首先让我们看一看变法前北宋军队的战斗力是怎样的。

　　（一）变法前北宋军队的战斗力

　　众所周知，在王安石变法以前，北宋军队的战斗力很弱，主要表现在下列各个方面：

　　1.禁军骄惰成风，羸疾老怯，作战时怕苦怕死，往往临阵脱逃。苏舜钦说过：禁兵“终日嬉游廛市间，以鬻伎巧绣画为业，衣服举措不类军兵，习以成风，纵为骄惰”〔5〕。欧阳修也指出：“卫兵入宿， 不自持被而使人持之；禁兵给粮，不自荷而雇人荷之。其骄如此，况肯冒辛苦以战斗乎！”〔6〕并且“老弱病患短小怯懦者，不可胜数”〔7〕；“兵至六十一始免，犹不即许也”〔8〕，冗兵极多。于是， “战则先奔”〔9〕。如康定元年三川口战役，宋夏两军对阵时， “黄德和居阵后，见军却，率麾下军走保西南山，众军随皆溃。”〔10〕

　　2.士兵平时缺乏训练，武艺生疏。“兵不素练”〔11〕，“沿边之兵不下七八十万，可谓多矣。然训练不精，又有老弱虚数，十人不当一人，是七八十万之兵不得七八万人之用。”〔12〕在缘边屯戍的骑兵里，甚至“有不能被甲上马者”，“骁胜、云武二骑之类，驰走挽弓不过五六斗，每教射，皆望空发箭，马前一二十步即已坠地”〔13〕。

　　3.将兵分离，将不知兵，兵不知将。“每御敌，皆临时分领兵马，而不经训练服习，将未知士之勇怯，士未知将之威惠，以是数至败衄。”〔14〕换句话说，“以屡易之将，驭不练之士，故战必致败。”〔15〕

　　4.武器“钝折不堪”，战马严重不足。据《长编》记载，宋军士兵常“执钝折不堪之器械”，“铁刃不钢，筋胶不固，长短小大，多不中度。盖造作之所但务充数而速了，不计所用之不堪，经历官司，又无检责。”〔16〕并且，马军缺马。据《通考》记载：“康定初，陕西用兵，马骑不足。”〔17〕宋祁说：仁宗时骑兵百分之八九十无马〔18〕。笔者认为，宋说虽有夸张的地方，但与实际情况相距不远。从当时骑兵缺马非常严重的情形来看，百分之六七十无马，当无疑问。

　　5.赏罚不明。这是将领不肯立功用命、导致战斗力削弱的一个重要因素。在《长编》中也有清晰的叙述：“自关西用兵，四五年矣，赏罚之际，是非不分，大将无功而依旧居官，军中见无功者不妨居好官，则诸将谁肯立功矣！偏裨畏懦逗遛，法皆当斩，或暂贬而寻迁，或不贬而依旧，军中见有罚者不诛，则诸将谁肯用命矣！”〔19〕

　　6.财力不足。经济力是战斗力的基础，没有强的经济力，就不可能保持强的战斗力。在宋仁宗时期，由于国家“财无久积”，经常出现财政危机，庆历以后每年亏空在三百万缗以上〔20〕，因而宋军的作战行动总是受到“经费益蹙”、“人马乏食”〔21〕的束缚。

　　7.兵民分离，没有充足的后备军。《长编》等史籍明确指出：“至于平民，则素不知战”，“内地州县，人不习兵”，“养兵虽多，及用则患少，以民与兵为两故也。”〔22〕

　　8.战略战术错误，缺乏有才能的将帅。例如，在抗夏战争中，战略上总是消极防御、被动挨打，而战术上又常常轻敌冒进。当时，多数将领对“兵谋战法，素不知晓”〔23〕。

　　既然变法前宋军的战斗力是如此，那么，变法后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二）变法后北宋军队的战斗力

　　变法〔24〕之后，宋军的战斗力获得了显著的提高，表现在以下九个方面：

　　1.裁汰了大量冗兵，禁军较前精锐。熙宁二年七月诏：士兵“五十以上愿为民者，听之。……至是，免为民者甚众，冗兵由是大省。”〔25〕由于坚决地实行了并营法，裁减了许多老弱士兵，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禁军的素质，因而在战场上禁军常常以少胜多。例如：熙宁中，刘昌祚曾率领骑兵二千，打退了侵扰宋朝边境的西夏骑兵一万余。“帅李师中上其功曰：‘西事以来，以寡抗众，未有如昌祚者。’”〔26〕元丰初，“夏人屯二千骑于大会平，将取稼，永能简精骑突过其营，骑卒惊溃，……夏人患之，令曰：‘有得高六宅者，赏金等其身。’”〔27〕元丰六年二月，夏军“数十万”，围攻兰州，王文郁“以一当千”，“贼惊溃”，“溺死者甚众”〔28〕。元丰七年五月，“宋兵不满千人，却贼数万，斩获著名凶悍酋豪十数，贼丧气逃遁。”〔29〕熙丰时代的禁军之所以比较精锐，战斗力之所以大为提高，除了上述裁汰老弱这一重要因素外，还在于纠正了骄惰之风。

　　2.将士作战奋勇争先，能吃苦，不怕死。熙丰年间，王文郁军“百战骁勇”、使“夏人大溃”的典型事实〔30〕，就是一个明证。元丰初，夏军二万骚扰当川堡，御敌的宋军只有千骑，但由于指挥员善用智谋，加上士兵“奋而前”，结果打了胜仗〔31〕。元丰四年对西夏用兵，在米脂战役结束后，“沈括言：种谔报官军大捷，士卒奋战甚力，非逾常奖之，不足以酬其忠勇。”〔32〕这同样是一个明证。宋神宗时，燕达戍怀宁砦，“夏人三万骑薄城，战竟日不决，达所部止五百人，跃马奋击，所向披靡。”〔33〕这又是一个明证。绍圣中，夏兵数万围攻麟州神堂砦，情况非常紧急，贾嵓率数百骑往拔，出发时鼓动兵士“誓以死报”，于是“众感厉”，立即沿着屈野河迅速前进，终于粉碎了敌人的围攻〔34〕。这也是一个明证。在永乐之役中，我们仍可以看到宋军的顽强斗志和不怕牺牲的精神：当永乐城被敌包围、水源断绝、“城中乏水已数日”之时，宋方将士毫不动摇，“昼夜血战”，即使在夏兵“蚁附登城”时，他们“尚扶创格斗”〔35〕。这是确凿的事实。

　　3.加强了军事训练，做到了武艺精熟。改革一开始，宋神宗和王安石就非常注意怎样加强军队的训练问题。熙宁二年，“帝常语执政：‘并边训练士卒，何以得其精熟？’安石对曰：‘京东所教兵已精强，愿陛下推此法以责边将，间诏其兵亲临阅试。训练简阅有不如诏者罚之，而赏其能者。赏不遗贱，罚不避贵，则法行而将吏加劝，士卒无不奋励矣。’九月，选置指使巡教诸军，殿前司四人，马步军司各三人。”〔36〕熙宁三年，“帝亲阅河东所教排手，进退轻捷，不畏矢石。遂诏殿前司、步军指挥当出戍者，内择枪刀手伉健者百人，教如河东法，艺精者免役使，以优奖之。”〔37〕由于宋神宗“频年选择使臣，专务训练，间御便殿躬亲试阅”，采取各种措施鼓励练武，因而士兵的武艺日益精熟。“技艺之精，一人可敌数夫。”〔38〕特别是将兵法在全国范围推行以后，更进一步加强了军事训练，“自置将以来，日夜按习武艺，将兵皆早晚两教。”〔39〕将兵的武艺水平获得了空前的提高，军队的战阵演习也取得了成效。杰出的代表是刘昌祚部、王文郁部和郭逵部。史载：刘昌祚“最善骑射，箭出百步之外。夏人得箭以为神，持归事之。所著《射法》行于世。”后来，他知渭州，“募士五千，别置将统之，劲悍出诸军右。”〔40〕王文郁“善左射”，赵顼“召其子弟阅肆殿庭，文郁九发八中。”〔41〕郭逵在延安亲自练兵，“择诸校习金鼓屯营者六十四人，使人教一队，顷刻而成。”〔42〕当时，每年都要“春秋都试，择武力士，凡千人选十人，皆以名闻，而待旨解发。”〔43〕尽管有个别地方，如江南等路，将兵的武艺仍很生疏，但这只是支流，不能代表全国特别是陕甘地区的主流。有些论著用支流来否定主流的东西，是不恰当的。

　　4.克服了将兵分离的弱点，实行了将兵相知的制度。由于大规模推行将兵法，解决了自宋初以来长期存在的兵将分离问题，于是产生了一种新现象：将领在作战的时候十分熟悉自己的部队，善于使用士兵，能够把部下和战士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充分地发挥出来。在这方面，第一位杰出代表是郭逵，《宋史》说：他“尤善用偏裨，每至所部，令人自言所能，暇日阅按之，故临阵皆尽其技。”〔44〕第二位杰出代表是种谔，“谔善驭士卒，临敌出奇，战必胜。……敌亦畏其敢战，故数有功。”〔45〕第三位杰出代表是曲珍，“珍善抚士卒，得其死力。”〔46〕他曾跟随郭逵反击交趾侵略者，是南征第一将，功劳在诸将之上。第四位杰出代表是高永能，“所领多故部曲，拊之有恩惠，遇敌则身先之，下有伤者，载以己副马，故能得士死力。”〔47〕以上典型事实说明：将兵法的推行，不仅在加强军事训练方面起了积极作用，同时在实现将兵相知方面也收到了显著成效。因而，熙、丰、绍、符时期，变法派领导的宋军，在解除西北边患的制夏战争和反击交趾侵略的自卫战争中，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一点将在后面详细论述）。有人认为将兵法“未见实效”，“没有使禁军的战斗力获得显著提高”，这些论断从事实的总和来看是不正确的。

　　5.武器精良，战马的供给比较充足。由于设立了军器监，积极地招募天下良工和鼓励“知军器利害者，听诣监陈述”，于是“吏民献器械法式者甚众”〔48〕；又由于选择了负责的官员专管其事，执行了“察其精窳之实而重为赏罚”的政策〔49〕，因此各种武器的制作“无不精致”〔50〕。《长编》卷二四九熙宁七年春正月庚戌亦载：“初，在京及诸路造军器多杂恶，河北尤甚，至是所制兵械皆精利。”特别是神臂弓，既坚韧又锋利，最为优良，能“射二百四十余步，入榆木半笴，……而他弓矢弗能及。”〔51〕沈括也说：神臂弓能“射三百步”，“最为利器”〔52〕。它在制夏战争中显示了一定的威力。例如，元丰四年，宋军夺取磨脐隘时，刘昌祚以“牌手当前，神臂弓次之，弩又次之”，向夏军猛攻，“夏人遂大败”〔53〕。其它武器，也都发挥了各自的威力。如熙宁九年十二月，在反击交趾侵略的自卫战争中，交趾“以象拒战”，郭逵先“使强弩射之”，后又“以巨刀斩象鼻，象却走，大兵乘之，贼溃去”，当宋军打到富良江时，交趾“据江列战舰数百艘”，企图负隅顽抗，赵禼乃遣人制造攻具，“机石如雨，其舰被击，皆废”〔54〕。不仅武器的质量大为提高，数量也非常可观。“戈矛弧矢甲胄刀剑之类，皆极完具；等数之积，殆不可胜计。”“可足数十年之用”〔55〕。另外，战马的供应状况也有明显的改善。变法派革除了官府养马得不偿失的弊政，采取了民间养马的新办法，马的供给量迅猛增加。元丰七年，河东等路和开封府界的民户供给禁军的战马，仅一次就有6000匹之多〔56〕，相当于改革前河南北十二监供给量的22倍〔57〕。元丰八年，“诏马军所阙马应给者，在京、府界、京东、京西、河东、陕西路无过七分，河北路无过六分。”〔58〕当时，宋朝已经能够使骑兵的百分之六七十有马了。这是一个飞跃。

　　6.赏罚分明，军声大振。“赏不遗贱，罚不避贵”〔59〕，这一重要政策不仅体现在军队的训练中，在打仗前后也坚决地执行了。如熙宁三年，“夏人犯塞”，宰相韩绛在边防工作中“注措乖方”，造成了啰兀城和抚宁堡之失，宋神宗立即处分了宰相，“罢知邓州”〔60〕。又如熙宁七年三月，宋军收复了河州，宋神宗命令“倍加酬赏”，出现了“士皆感奋，军声大振”〔61〕的新气象。到元丰四年七月，宋神宗又规定：“将士能立大功”者，按“熙河赏功三倍”赏之；若“临敌不用命，并全家诛戮”〔62〕。进一步鼓舞了士气，“众欢甚，响震山谷”〔63〕。有力地调动了官兵作战的积极性。

　　7.军粮的供应相当可观，财物的积蓄十分雄厚。例如：“元丰五年（1082年）或稍早些时候，陕西都转运司共造‘乾粮千八百九十万斤’（《长编》卷三二七，元丰五年六月辛亥朔），这是一个很可观的数字。”〔64〕正如王珪所说：“朝廷今捐钱钞五百万缗，以供军食有余矣。”〔65〕到了元丰七年二月，河北转运使吴雍更明确地指出：“见管人粮马料总千一百七十六万石，奇赢相补，可支六年。河北十七州边防大计，仓廪充实”〔66〕。在筹办军粮方面，为什么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成绩呢？究其主要原因，在于当时的财政日益富裕。“宋神宗时，‘所入乃至五千余万’”，“财政大有赢余，积存的钱币和实物，总计值一亿贯以上（《长编》卷四○七，元祐二年十一月）”〔67〕。

　　8.既有一支精锐的正规军，又有强大的后备军和辅助军。众所周知，王安石为了革除募兵之弊，决心寓兵于农、建立兵民合一的制度。于是，从熙宁四年起，就在全国范围推行保甲法〔68〕。结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熙宁九年，开封府界和西北五路，受过军事训练的保甲民兵，总数达到57万，绝大多数分布在接近辽夏的地区。请看下表： 地　　名　　　 保甲人数　　　　训练人数　　　　受训者在总

　　数中的比例

　　河北东路　　　　125507　　　　　96076　　　　　　 76.5%

　　河北西路　　　　127140　　　　 104492　　　　　　 82.1%

　　河东路　　　　　135638　　　　 115196　　　　　　 83.1%

　　永兴军等路　　　145762　　　　 120461　　　　　　 82.6%

　　秦凤等路　　　　126491　　　　　63958　　　　　　 50.5%

　　开封府界　　　　 73718　　　　　70642　　　　　　 95.8%

　　总　　计　　　　734256　　　　 570825　　　　　　 77.7%

　　材料来源：《宋会要辑稿》兵二之一三。经过训练的50多万保甲民兵，其精锐程度超过了禁军。章惇在回顾熙宁年间推行保甲法的效果时明确指出：“教艺既成，更胜正兵。”〔69〕曾布也指出：“熙宁中教保甲，臣在司农。是时诸县引见保甲，事艺精熟。”〔70〕由此可见，关于保甲的训练“实效甚微”的看法是不正确的。有的论者看到曾布之言下面有“仕宦及有力之家子弟，皆欣然趋赴”等语，竟断言：保甲中事艺精熟的人，仅仅是一些富家子弟。这种看法未免失之片面。因为当时百姓中非富家子弟参加军训、学习武艺的现象相当普遍。司马光说过：“今藉乡村之民，二丁取一，以为保甲，授以弓弩，教之战阵，是农民半为兵也。”〔71〕所以，在组织起来的下层民众中，便产生了许多“强勇精悍”之人，出现了一批“武艺绝伦”者。正是由于这个效果特别显著，才使统治阶级中一部分人惴惴不安。司马光元丰八年的奏言已经不自觉地把这个效果充分地反映出来了。他说：“万一遇数千里之蝗旱”，保甲民兵中“失业饥寒、武艺成就之人”，势必“蜂起以应之”，那将是一种极可怕的局面。因此，他坚决要求废除保甲法，主张用一种巧妙的手段，把下层民众中所有“武艺高强”的男子选募为弓手，并认为：只要照他的主张去做，“其羸弱者虽使为盗，亦不能为患。”〔72〕司马光的这些言论清楚地说明：在贫苦保丁中武艺高强的人是不少的。另一则材料——苏辙在元祐元年的奏言（其主要内容是迫切要求把解散了的保丁编入禁军），同样证明了这一点。苏辙说：“臣愿乞三十万贯为招军例物，选文武臣僚有才干者一二人，分往河北逐路，于保丁中招其强勇精悍者为禁军，随其人才以定军分。”并说：凡是“武艺绝伦”的人，“即以补内六班之阙，或以补本贯及邻近阙额”，他还认为：若不这样做，武艺高强的保丁“势必为盗”；若这样做了，则可以“为社稷消患于未萌”〔73〕。试想：如果保甲的训练“实效甚微”，保甲中事艺精熟的人仅仅是一些富家子弟，那么，司马光和苏辙的话岂不成了无稽之谈？由此可知，章惇对保甲法的评价（“教艺既成，更胜正兵”）绝非“吹嘘”，而是如实地反映了保甲训练的重要成果。熙丰年间，除大力建设保甲民兵外，变法派对其他民兵（如义勇、峒丁、弓箭社、番兵等）的发动、训练与组织，也极为重视。早在熙宁三年，宋神宗就采纳了滕甫的建议，许“百姓有武勇愿习弓箭者，自为之社，每岁之春，长吏就其射处阅试之”〔74〕。接着，蔡挺便把泾、渭、仪、原四州义勇组织起来，“遇上番依诸军结队，分隶诸将，选艺精者迁补，……遂与正兵相参战守。”〔75〕因而推动了各地民兵的发展。熙宁四年，宋神宗下令“罢陕西路义勇差役”，使之全力以赴搞备战，并令各地继续对义勇进行“分番教阅”〔76〕。到熙宁八年时，便有人反映：河朔义勇民兵“将校甚整，教习亦良”〔77〕。说明他们同保甲一样，在训练中取得了出色的成绩。到熙宁九年时，北方义勇民兵已达25万余人〔78〕。而在熙宁十年，变法派还规定：广南西路峒丁“武艺出众者”，“蠲其徭役”，同时在左右江地区组织了“峒丁十余万众，自广以西，赖以防守。”〔79〕另外，宋军将领又加紧训练番兵。在鄜延地区，番兵“因训练以时，精锐过于正兵。神宗闻而嘉之”〔80〕。后来，这些番兵在制夏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获得了平夏之捷〔81〕。这样，在人力方面，为禁军提供了后备力量和辅助力量，进一步增强了宋军的战斗力。例如，元丰四年九月，地方官员报告说：兰州“兼据边面，须多选募强壮以备戍守。熙河民兵，……人马骁勇。今既复兰州，遂可广行选募”〔82〕。宋神宗立即采纳了这一建议，为后来保卫兰州、粉碎夏军的围攻奠定了坚实基础。又如，“夏人扰边，戍兵在别堡，……（游）师雄请发义勇以守，多聚石城上，待其至。夏人知有备，不敢入”，于是义勇继续“运石莹甲，深沟缮城，边备益固”〔83〕。以上事实告诉我们：民兵的发动、训练与组织，根本不是什么“画饼充饥”，而是巩固国防的必要措施，它在制夏战争中已经产生了实实在在的效果。不仅如此，它在战略上还起着威慑辽夏的积极作用。《长编》载：“上寓兵于农，稍习以武事，先于畿甸，次逮河北，不耗于国，得胜兵数十万，夷狄望风震恐，骄兵悉有惭色，国势以强”〔84〕。后来，宋辽之间斗争的实践，完全证实了上述结论。例如：元丰六年五月在广信军地区，“保甲法新行，被边皆设教场，日鸣金鼓，课人诵战法，声达于敌境”，于是辽朝统治者通知宋朝地方官，说明边境民兵习战，对辽方“深为不便”，请求迅速毁废教场。当时，吕公著附和契丹的无理要求，认为训练保甲“非宜”，“请一切罢去”。宋神宗和王安石坚决不同意，认为只有“远斥候，广侦伺，以为之防”，才能真正实现“边境晏然无事”，因而下令保甲训练照常进行。果然，契丹不敢轻举妄动〔85〕。

　　9.战略正确，战术也很讲究。熙、丰、绍、符年间，宋军在战略上采取了主动制敌、积极防御的方针，集中表现在两个地方：一是宋神宗和王安石根据杰出军事家王韶的建议，在熙宁六年收复了河洮等州，切断了西夏的右臂，从此夏人“有腹背受敌之忧”〔86〕，当时人们就称赞这一战略行动是“深谋压夷狄”〔87〕；二是宋军经过多次努力，夺取了横山、天都地区，斩断了西夏的脚胫，从此夏人“犯塞难矣！”〔88〕与此同时，宋军在战术上也有突出的进步。首先，学会了灵活运用各种阵法。熙宁二年十一月，郭逵同赵禼一起讲求诸葛亮八阵法，“以授边将，使之应变”〔89〕。郭逵说：“‘兵无常形，是特奇正相生之一法尔。’因为帝论其详。”〔90〕实际情况正是如此，林广“以智损益八阵图，又撰约束百条列上，边地颇推行之。其名闻于西夏。”秉常母梁氏“论中国将帅，独畏广”〔91〕。逵、禼、广等人的部队，在北战南征中之所以能较多地打胜仗，战术灵活是原因之一。其次，宋军还善于制造假象，使敌人的判断常常失误。熙宁七年，赵禼对神宗说：“敌好击虚，吾以虚形之；敌好背实，吾以实形之。然而所击者非其虚，所背者非其实，故逸能劳之，饱能饥之，此所谓致人而不致于人也。”〔92〕兹举二例为证：熙宁九年，在反击交趾侵略的战争中，“贼舣战舰四百余艘于江南岸，我师不能济，欲战弗得。逵请示弱以诱贼，贼果轻我师，数万众鼓噪逆战……诸伏尽发，贼大败”〔93〕。元丰初，“夏兵二万犯当川堡，永能以千骑与相遇，度不能支，依险设疑兵，且斗且却，而令后骑扬尘，若援兵至者，奋而前，遂解去。”〔94〕再次，宋军在作战时“临事持重”〔95〕，善于运用“出其不意”、“声东击西”之法战胜敌人。如：元丰四年十月，制夏战争全面展开，形势要求林广军必须从江安迅速赶到土城山，当时“有二道可进：自纳溪夷牢口至江门，近而险；自宁远至乐共坝，回远而平。贼意官军必出江门，盛兵距隘，而广实趋乐共。贼不能支，皆逃遁”〔96〕。熙宁九年，交军万余占据下连和古弄两洞，想阻止宋军前进。燕达和曲珍将计就计，“扬言由二洞入交州，……贼果自守不敢动”，宋军“乃由间道兜顶岭以进，遂抵富良江”。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在绍符年间的制夏战争中，章楶等人实行了一套更加有效的新战术。其中之一就是：削其土疆，据其要害；建城筑砦，联为一体；稳扎稳打，步步进逼〔97〕。因而达到了夺取横山和天都的战略目的。不仅如此，章踰还采取了下列战术：抓住良机，主动出击；调动敌人，设伏歼灭。例如：绍圣四年，章踰“乘便出讨，以致其师”，夏果应战而来，“踰先用间知之，遣骁将折可适伏兵洪德城。夏师过之，……鼓噪而出，斩获甚众。”〔98〕对某些“勇悍善战”的夏军，章楶则采取另一种战术：“谍其弛备”，然后“轻骑夜袭”；擒其头目，然后全部歼灭。因而达到了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根本目的。总之，熙、丰、绍、符年间，在宋军指挥员中克服了从前轻敌冒进的错误，出现了重视战术、讲究战术的新风气。游师雄向宋哲宗献《绍圣安边策》，列述御敌之要，凡六十事〔99〕，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由此可见，王安石变法时期，正是宋朝名将辈出的时代。堪称统帅的并非只有王韶一人，还有种谔、郭逵和章楶。至于智勇双全的将领就更多了。除前面已经提到的王文郁、曲珍、刘昌祚、蔡挺、高永能、赵禼、林广等外，尚有贾嵓、和斌、刘绍能等〔100〕。

　　上述九方面的真实情况，清楚地表明：变法派的军事改革，使宋军的战斗力获得了空前的提高。为什么能如此呢？原因就在于：新法不是从某一方面而是从各个方面、不是无系统地而是有系统地改善了宋军的素质。由九项相互联系的改革措施结合在一起所造成的战斗力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效果（详见后文第二专题中第二分题）。事实充分证明了变法派强兵有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