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本文从中国地理学的角度，系统地分析了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军事战略问题，评述了国民党政府在依据中国地理特点制订与实施抗战军事战略上的成功与失败，同时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此问题上所作出的重要贡献。

　　战争，是交战双方在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诸方面的较量，这种较量又是在特定的时间、空间条件下进行的，即中国古代军事学理论中所称的“天时、地利、人和”。其中地理因素历来制约与影响着交战双方的战略与战术决策，并对决定战争胜负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国地理的重要特点、周边环境与敌我态势

　　中国地理的自然特点。中国幅员辽阔，是世界上国土最广大的国家之一，是日本领土的20多倍。中华大地地形地貌复杂，不同区域千差万别，景象万千。全国地势西高东低，主要江河多由西向东，奔腾而下。东南沿海地区多平原，交通方便，人口繁庶；西北、西南多高山峻岭与高原，地广人稀，交通艰难。

　　中国地理的经济特点。由于历史的原因，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后，中国仍是个农业国。农业与手工业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当时中国国民经济的最主要的成份。少数近代工商企业，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的几个大中城市。

　　中国的周边环境与敌我军事态势。由于鸦片战争（1840）以后中国屡遭侵略的历史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后果，到三十年代，外国殖民列强，如英、美、法、日等国，在我国东南沿海一些重要城市如上海、天津等地，不仅占据大块租界区，而且还驻扎大量军队。其中日本，一直抱有灭亡中国的侵略野心，不仅割占了中国的台湾、澎湖，控制了琉球与朝鲜，而且于1931年悍然发动“9.18”事变，先后占领了中国东北全境与热河等地，接着陈兵平、津，虎视华北，与驻上海、台、澎等地日军呼应，形成了从北面与东面包围、进袭中国的军事态势。

　　三十年代以后，中国的国家政权与军队，逐步趋向统一。中国的近百万军队分布在从平津一线直到两广、云贵的广大地区内，但战斗力薄弱，且内部派系矛盾重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于三十年代中期集结于西北陕甘宁边界地区。

　　中国的北面与西北面，是前苏联与蒙古人民共和国。中国的西南面与南面是英国控制的印度、缅甸地区与法国控制的印度支那地区。抗日战争中，以上地区是中国通向世界的通道。

　　二、根据敌强我弱、国土辽阔的特点，采取持久战与运动战略

　　三十年代初，在中日关系日趋紧张、日本侵华气焰咄咄逼人之时，中国各界有识之士就指出，中日之战势所难免，并就中国在未来的抗日战争中所应采取的军事战略发表了许多意见：由于日强我弱，中国军队在开战初期不应过早进行战略决战，而应利用中国国土辽阔与经济分散的地理特点，放弃沿海沿江地区，作有计划的战略撤退，以保存实力，诱敌深入，消耗与分散敌军，等待国际与国内形势的转变，捕捉战机消灭敌人，最后打败日本侵略者，即主张持久消耗战。

　　最早提出对日持久抗战的，是著名军事家蒋百里。早在二十年代初，他就预见到日本侵华战争的不可避免，并说：“面对我们邻近富于侵略性国家唯一制胜方法，即是事事与之相反，彼利速战，我持之以久，使其疲惫；彼之武力中心在第一线，我们则置之第二线，使其一时有力无处用。”①到三十年代抗战发生前后，蒋氏又多次撰文，分析中国地理的自然特点与经济特点，一是中国地大、人多，二是中国是农业国，“中国国力中心不在都会，南京、上海的存亡与中国的抵抗力毫无影响。”②因而他力主在开战初期，中国军队要主动放弃东南沿海地区向内地撤退，“打起来就得运用拖的哲学，拖到东西战争合流，我们转弱为强，把敌人拖垮而后已。③1932年，著名学者傅斯年也曾提出持久抗战的思想。他说，中国抗战的希望在于“长久支持”，“支持愈久与我们越有利”，“中国人之力量，在三四万万农民的潜力，而不在大城市的统治者及领袖。”④此后，胡适更具体提出，对日抗战“我们必须准备三四年苦战，我们必须咬定牙根，”作好暂时放弃沿海沿江与华北大片土地的准备，“（一）沿海口岸与长江下游的全部被毁灭，那就是要敌人海军的大动员。（二）华北的奋斗，以至河北、山东、察哈尔、绥远、山西、河南等省沦亡，被侵占毁坏，那就是要敌人陆军的总动员。”⑤也是主张诱敌深入，逐步歼之。

　　对敌强我弱与中国应利用国土辽阔采取持久战战略，国民党政府当局也有一定的认识。蒋介石说：“强国之国防，重边疆，取攻势；弱国之军防，重核心，取守势。”⑥因此，他主张，中国对日抗战应取防御性战略守势原则，“即无所谓决战。”⑦1936年7月，蒋介石对英籍财政顾问李滋罗斯明确表示，“对日抗战是绝对不能避免的，由于中国力量尚不足击退日本的进攻，我将尽量使之拖延。但当战争来临时，我将在临海地区做可能的最强烈的抵抗，然后逐渐向内陆撤退，继续抵抗。”⑧与此同时，国民党桂系首领李宗仁在1936年4月提出“焦土抗战”的口号，他说：“中日战争一经爆发，日本利在速战，而中国则以持久战困之；日本利于主力战，而中国则以游击战扰之；日本利在攻占沿海重要都市，而我则利用内陆及坚壁清野之方法以御之。”⑨

　　抗战开始后，面对着东南沿海与华北大片土地沦于敌手，蒋介石指出，“中国决不做阿比西尼亚，要知道阿比西尼亚在地理上和军事上的条件，与我们中国有很大的不同，我们不独幅员广大，而且有极坚强的抗敌意识，越到内地，这种意识越普遍，所以日本绝不能亡我。”⑩蒋进而提出了“以空间换时间”的口号，说：“我们这次抗战，是以广大的土地，来和敌人决胜负；是以众多的人口，来和敌人决生死。……我们有了敌人一时无法全部占领的广大土地，就以空间的条件，已足以制胜侵略的敌人。”(11)1939年1月，蒋介石更从历史、地理、文化、经济及民族精神诸方面论述了抗战必胜的道理。其中有“就地理来说，……我国面积广大，东西经度跨有六十五度以上，自南至北兼有寒温热三带的气候，所以我国论述军事的成败，就以天时和地利并举。内地及西部，湖沼纵横，山岳错杂，平原沙漠，无所不备。……今日敌人仅以七千万人口，要来吞我人口比他六倍以上的广大众庶的国家，要来消灭我具有悠久文化历史的民族，岂非梦想；……所以就地理言，我国又无被敌战胜征服的可能。”(12)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对中国地理辽阔的特点与抗战持久战略，有着更深刻的认识与精辟的论述。1938年5月毛泽东在其名著《论持久战》中指出：“战争的前期，我们要避免一切大的决战，”尤其要反对“深沟高垒、层层设防、专靠防御工事的阵地战。”中国军队装备不如日本，“如果我们集中兵力在一个狭小的阵地上作消耗战的抵抗，将使我军失掉地理上和经济组织上的有利条件，犯阿比西尼亚的错误。”而且“敌人又利用中国土地广大一点，回避我们的阵地设施。”因此：中国抗战必须而且可以采取持久方针，“这种方针，在领土狭小的国家是做不到的，在政治太落后了的国家也难做到。我们是大国，又处进步时代，这点是可以做到的。如果避免了战略的决战，‘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虽然丧失若干土地，还有广大的回旋余地，可以促进并等候国内的进步，国际的增援和敌人的内溃，这是抗日战争的上策。”(13)

　　在对日抗战采持久战战略上，国共两党领导与其他有远见的人士取得了共识。1937年8月上、中旬在南京召开的有中共人士参加的最高国防会议上，一致通过了以“持久消耗战”为中国抗战的最高战略，即在军事上“采取持久战略，以空间换取时间，逐次消耗敌人，以转变优劣形势，争取最后胜利。”(14)8月20日国民党军委会制定作战计划与作战指导方针，并将全国划分为五个战区，均“以达成持久战为作战指导之基本主旨”。在各界抗日爱国力量的共同努力下，在1937年8、9月间，中国对日抗战就迅速形成了持久的战略防御作战体制。此后，中国军民按此战略进行了长达8年的艰苦抗战，并最终取得了胜利。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中国军队实行持久战战略，在开战初期避免决战、反对拚命主义、作有计划战略撤退时，又要反对与克服那种一味退却、畏敌避战、有退无进的逃跑主义与失败主义。避免过早决战是为了保存中国战力，有计划撤退是为了诱敌深入，寻机歼敌，最终打败侵略者。中国辽阔的国土不能作为逃跑者藏匿的洞穴，而只能成为杀敌者纵横驰骋的战场。在这点上，国民政府当局认识不清，指示不明，计划不周，指挥不当，加之动员不力，以致形成了许多地区、许多战役中国民党军队撤退无序、一溃千里、损失惨重的局面，更出现了一些畏敌如虎、丧师失地的逃跑将领。如1937年秋河北战场上刘峙兵团的溃败，1937年底山西战场上李服膺部、山东战场上韩复榘部的逃跑，1937年11月淞沪战役后中国军队的怆惶后撤与吴福线等既设防线的丢弃未用等。

　　针对这种情况，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在持久战总战略下的运动战的作战方针。毛泽东早在1936年7月就说：“我们的战略方针，应该是使用我们的主力在很长的变动不定的战线上作战。中国军队要胜利，必须在广阔的战场上进行高度的运动战，迅速地前进和迅速地后退，迅速地集中和迅速地分散。这就是大规模的运动战。”(15)1938年5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再次论证了这个战略方针，指出“战争目的中，消灭敌人是主要的，保存自己是第二位的”，中国持久抗战“应以进攻的运动战为主要的作战形式。”他坚信，“在地理上，战场这样广大，我们作最有效的运动战，是可能的。”(16)

　　在毛泽东的这套正确的战略方针指导下，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在1937年秋挺进华北前线，面对日军的猖狂进攻，并不消极避战，而是灵活机动寻找有利时机，主动出击，取得了平型关、阳明堡直到百团大战一系列战斗、战役的胜利。在这同时，中共方面向国民政府当局建议：我军对日抗战必须发挥运动战山地战的特长，改变过去某些时间专守防御的战略战术，尽一切可能求得在广大地区以运动战消灭敌人，阻止敌人的前进。”(17)在中共的影响与帮助下，国民党军队在作战指挥上有了一些进步的转变：在1938年3月取得了台儿庄阵地战加运动战的重大胜利；在1938年夏武汉会战中利用长江两岸鄱阳湖、大别山等丘陵、山地、湖泊等复杂地形，灵活地抗击敌人，坚持三个多月，歼敌约10万人，最后主动撤离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