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在引领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的同时，中国经济的深化改革与全面转型也是由“中国模式”长期存在的问题和缺陷倒逼而生，后者的集中爆发是中国经济从“旧常态”走向“新常态”的主要诱因。

　　“中国模式”是对中国三十余年改革开放得失经验总结和在对未来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预测基础上，归纳出来的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内容清晰、呈体系化的、能够引领中国经济社会前行的理论总结和政策框架。作为一条引领中国经济社会走向现代化的改革与发展路径，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与全面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离不开“中国模式”的探索与实践；然而，同时应当看到的是，在中国经济保持三十余年高速增长的背后积累起来的因改革滞后形成的各种“体制病”与结构失衡引发的“经济社会综合症”——具体表现为经济增速与改革进程脱节引致的制度转型障碍和强大的既得利益藩篱，日趋严峻的资源能源约束与生态环境危机，以贫富差距拉大为代表的各种结构性弊病，以及随着中国反腐风暴同时揭开的令人触目惊心的官员腐败现象——又是“中国模式”在引领中国经济社会改革与发展中逐渐积累的突出矛盾与问题。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如何正视“中国模式”在引领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中存在的具体问题和缺陷，使“中国模式”在理论与实践发展中从容应对经济“新常态”的挑战，这将是深刻影响未来中国经济转型与发展的一项重大议题。

　　实现经济改革的驱动机制、具体方式与策略，以及经济增长方式和宏观经济政策框架的转变，是推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中国模式”转型升级的主要途径。

　　(一)从政府供给主导型到社会需求诱致型：经济改革驱动机制的转变

　　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经济改革的驱动机制由政府供给主导型向社会需求诱致型转变要求政府权力的进一步下放与职能转型过程中的自我约束。一个“有限政府”、“服务型政府”和“善治政府”意味着，政府行为与来自政府的外部规则应适时退出微观层面的制度创新活动，从而使中央政府顶层的制度设计能够更好地激发社会范围内的制度创新活动。与此同时，应尽可能地赋予社会民众在市场活动中更多的制度创新空间，充分挖掘来自民间与基层的改革动力，并通过互惠性的制度创新活动促使社会民众广泛地参与到具体政策制定与出台的讨论和听证过程。

　　(二)从“循序渐进”到“平行推进”：改革方式与改革策略的转变

　　“新常态”背景下的经济改革需要我们适时转变以往的改革策略与改革思维，以“平行推进”式的改革方式全面促进各项领域的深化改革。“平行推进”式的改革方式强调渐进式改革过程中体制间的相互协调，以及各项领域间改革进度的动态平衡。与“循序渐进”式的改革在具体操作环节上严格强调的先后顺序相比，“平行推进”式的改革基于各种制度安排间的相互依存与制约关系，在改革路径与宏观政策设计上更加注重改革总体进程的协调性。因此，以“平行推进”式的改革方式与改革策略推动各项领域的积极改革将是在“新常态”背景下突破以往渐进式改革长期遗留的各种体制机制障碍，以及避免改革总体进程出现“原地等待”的有效途径。

　　(三)从单一性的总量经济向包容性的质量经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政府应当对具有技术创新特征并彰显人力资本质量积累与提升的新兴产业及相关的经济活动给予更多的政策支持，使新产品、新技术、新商业模式具有更多的获利空间，从而带动产业组织形式向专业化、信息化、网络化和智能化的方向发展。鉴于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已使中国的资源环境承载力接近或达到上限，经济“新常态”时期的产业政策与配套措施要推动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从以往具有“中国模式”特征的高投入、高能耗、高排放、高污染的“黑色发展”，向具有集约型、高科技、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特征的“绿色发展”转型升级，这将成为“新常态”时期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一个主要方向。

　　(四)从逆周期调控到结构性改革：宏观经济政策框架的转变

　　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应当以结构性改革取代逆周期的经济刺激政策。结构性改革的政策框架要求政府不能在经济调控的过程中对强刺激措施产生“政策依赖症”，而是应逐步缩减国家主导的投资行为以弱化政府投资对宏观经济的政策效应，在结构调整中重构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并探寻经济“新常态”下的新增长点。与此同时，还要通过结构改革推动实体经济的去杠杆化和虚拟经济的去泡沫化。在结构性改革的操作层面要转变单向调控的传统行为模式，灵活运用各领域的政策工具以强化对结构性问题的综合治理。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