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周子勋

　　嘉宾

　　李佐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刘治彦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

　　程 瑜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资源环境研究中心副主任

　　李志青 复旦大学环境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

　　在2017年12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都提到一个关键词：污染防治攻坚战。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在事关国家经济发展全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的“污染防治攻坚战”。会议明确指出，“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要使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大幅减少，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重点是打赢蓝天保卫战，调整产业结构，淘汰落后产能，调整能源结构，加大节能力度和考核，调整运输结构。”

　　尽快完成污染防治中最艰难的改革部分

　　中国经济时报：为什么将污染防治提到“攻坚战”的高度并要求坚决打好？

　　李佐军：之所以将污染防治作为未来三年必须打好的三大攻坚战之一，是因为：一是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要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仅有物质文化方面的要求，而且有生态环境方面的要求，如果在我们宣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雾霾等还很严重，那么老百姓可能不认可自己已进入小康社会。二是以人民为中心执政理念的要求。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美好生活需要包括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所以必须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三是完成“十三五”规划目标的需要。“十三五”规划要求，到2020年，单位GDP能耗较2010年降低15%，碳排放降低18%，非化石能源占比达到15%，劣V类水占比小于5%，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降低15%，化学需氧量、氨氮排放降低10%，地级以上城市空气优良天数超过80%等。这些任务都较艰巨，需要通过攻坚战来完成。

　　刘治彦：环境污染排放是与传统工业化密切相关的，许多污染物如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尘等主要来自工业。自2011年以来，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大国，许多污染物排放总量都位居世界前列，给资源能源和环境保护带来巨大压力。尽管自21世纪以来，我国在节能减排、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方面投入巨大，目前每年投入已占GDP的1.5%，一些易于采取的措施基本到位。取得的成效也十分显著，统计数据显示，近五年，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正以年均4%左右的速度呈现逐年减少趋势，但目前“高投入、高排放、高污染”的生产模式尚未根本扭转，“重末端治理，轻源头控制和清洁生产”的问题仍未解决。

　　另一方面，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发展进入了新时代，出现了新矛盾。从发展过程特征来看，经济社会发展一般经历贫困、温饱、小康和富裕等发展阶段。到2035年之前，我们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迈向中高收入的富裕社会阶段，身心健康成为人们的主要需求，并将带动高品质物质需求、健康需求、环境需求、文化需求和社会需求等一系列相关联的新需求。由于生态环境质量直接影响到人们的身心健康，因而生态文明建设成为这一阶段现代化建设的主导领域。蓝天、碧水、净土作为生产优质生态产品的基础环境条件，能够“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必须“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污染治理这场攻坚战必须打好。

　　程瑜：将污染防治提到“攻坚战”的高度并要求坚决打好，主要原因在于环境污染已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突出短板。改革开放以来，多年经济高速增长铸就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奇迹”，也积累了一系列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其中，一个突出矛盾和问题是，资源环境承载力逼近极限，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传统发展方式已不可持续。世界卫生组织2016年公布的空气污染数据显示，中国在世界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占4个。中国的海洋环境也被认为是世界上退化最严重的海域之一。由环境保护部等13个部门共同编制的《2016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16年，全国3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只有84个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达标，占全部城市数的24.9%；254个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超标，占比高达75.1%。在6124个地下水水质监测点中，水质为优良级、良好级、较好级、较差级和极差级的监测点分别占10.1%、25.4%、4.4%、45.4%和14.7%。其中，较差级和极差级占比高达60%。垃圾围城、垃圾围村现象仍较普遍，距“根本扭转”的目标道阻且长。如此严峻且复杂的环境问题，已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突出短板，更满足不了人们对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因此，必须把生态环境保护、做好环境污染防治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就是为了保发展、保健康、保幸福。

　　李志青：污染防治工作进入“深水区”，难度和挑战越来越大，要进一步推进污染防治工作，改善环境质量，将要付出更大的代价与成本；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进入“攻坚阶段”，改革越深入，传统体制的反弹力就越强，某些既得利益群体的抗拒越大，体现在污染防治上，利益再分配效应越来越明显；环境保护倒逼经济转型的时间窗口越来越小，保护环境需要一定的经济能力，由此，在经济景气的时候推进改革和环保工作会相对容易，而经济本身有固定的发展周期，错过经济向好的时间窗口，各种矛盾会接踵而至，打破环境保护的节奏。为此，必须要时不我待，尽快完成污染防治中最艰难的改革部分。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并非易事

　　中国经济时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将面临哪些挑战？

　　李佐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并非易事，面临以下几个方面的挑战：第一，我国所处发展阶段带来的挑战。目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后期阶段，许多重化工业还将继续发展，资源能源消耗比较多，环境污染压力较大。同时，我国城市化正处于加速阶段的中期阶段，城市化高速推进还有十多年，也需要大量消耗资源，增加环境污染。第二，资源禀赋和能源结构带来的挑战。我国是一个“富煤、少气、缺油”的国家，是全球主要的煤炭生产国，在能源消费中，化石能源约占90%左右，其中煤炭约占65%以上，电力生产三分之二以上依靠燃煤发电。而煤炭恰恰又是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来源。第三，国际分工格局带来的挑战。在国际产业分工中，我国处于中低端的加工制造环节，消耗资源比较多，环境破坏比较重。我国作为世界加工制造中心或“世界工厂”，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随加工制造业不断向国内转移而加重。第四，发展模式转变难带来的挑战。过去三十多年以来形成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存在“路径依赖”，具有“锁定效应”。发展模式之所以难改，深层次的原因是政府职能转变难。第五，人口多带来的挑战。中国是近14亿人口的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每个人都是碳排放源，每个人都要消耗资源，每个人都要影响环境。

　　刘治彦：根据预测，我国需要到2030年前后才能基本完成工业化和城镇化，人口总量和能源消耗也将达到峰值，因而资源消耗与污染物排放压力仍然较大。从大气污染治理来看，在能源结构尚未实现较大改善的情况下，化石能源消耗所排放的温室气体和污染气体仍将威胁大气安全。新能源汽车大规模生产和普及使用也将经历十年左右的时间，因而城市大气质量全面好转难度较大。从水体污染治理来看，城市雨污分流尚未完全到位，海绵城市和地下综合管廊建设才刚刚开始，城市污水处理和循环利用仍未妥善解决。广大乡村由于分散居住，污水集中处理难度较大。更为严峻的是，化肥农业形成的面状水质污染需要系统治理，任务十分艰巨。与此关联，我国农村土壤污染也较为严重，直接影响到食品安全。同时，荒漠化、石漠化和水土流失治理任务仍然较为艰巨，森林、草原、河流、湖泊、湿地、耕地等生态系统亟待修复和休养生息。可以看出，我国环境状况的整体改善任重而道远。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完成污染物治理，因此这是一场“攻坚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