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户籍制度改革正全面启幕，按照《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改革的意见》，未来10年内，1亿左右的农民将有望变成市民。这听起来不错的消息，却令不少农民感到担忧。有报道说，多数受访农民表示并不愿意取消农业户口，因为“农村有地，有地就踏实”，“错过拆迁就倒大霉”。

　　一纸户口，附着沉甸甸的利益。我们不能一概而论说农民不愿放弃农村户口，或者说，相对农村户口，城市户口不值钱了。实际情况远非如此简单。此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有逾七成的受访农民工表示，虽然愿意在城市长期居住，但不愿意为进城而放弃农村户口。但报告也显示，农民工流动人口中有68%愿意落户大城市，愿意落户中小城市的仅有32%。

　　因此，一个首先需要厘清的问题是，农民并不是不愿转为城市户口，而是要看落户的是什么城市。显而易见，大城市公共服务水平高、就业机会多，对农村人口的吸引力，要比中小城市强得多。这里反映出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由此衍生出的另一个问题是:近七成愿意落户大城市的是哪些农民？恐怕来自生活条件差、乡村经济落后、政治生态恶劣的偏远山区而非城郊的农民，对于落户城市的意愿更强一些。这方面，近些年媒体广泛报道的“逃离重回北上广”，即是证明。

　　由此再来看农民不愿意“农转非”，也就不难理解农民转为市民后，地方政府需要作出的承诺中，除了教育、公共福利等社会需求可以立刻变现之外，进城农民最关心的社会保障、就业大多仍是一张远期支票甚至空头支票。比如就业方面，不管政府如何承诺，目前来说也仅止于做些就业方面的培训。至于农民由农耕社会进入工业社会所带来的身心不适感，而有必要针对进行的心理疏导和文化重建，则只能是说说甚至直接忽视。

　　何况，对于那些对农村未来发展抱以期待，或在事实上经济条件较好的地区农民来说，因可能的征地拆迁而提高了对土地价值的预期，如果过早失去土地，不仅意味着失去生活保障，更重要的是失去可能征拆所获得的巨额补偿款。对于他们来说，在无法自行出让土地的现实体制下，所谓的土地增值收益早已成为一种强烈的期待。

　　显然，相比农民进城所获得的蝇头小利，将农民土地商业化开发并获取暴利的地方政府，才是最大的赢家。在中国经济已经整体进入工业化后期、外需扩大空间十分有限的今天，即将“市民化”的农民，实质上充当了“托市”的角色。

　　也正因为此，尽管《意见》提出在尊重农民意愿前提下开展试点，“坚持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引导农业转移人口有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并明确要求在现阶段不得以退出“三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然而，农民依然担心户籍制度改革会沦为一场对农民的新的剥夺。

　　户籍制度改革在价值导向上，首先需要纠偏这种被扭曲了的改革逻辑，即那种将农民视为“为中国经济提供动力”的逻辑。应该认识到，户籍制改革的本质是平权，是政府对已遭受过制度性剥夺的农民的权利救赎。要让户籍制改革不走样，唯有赋予进城农民基本的住房、教育、医疗、政治、劳动权益均等的机会，并以立法的形式促使社会和经济资源的配置公平化、市朝，横亘于城乡之间公共服务和公共品的人为鸿沟，才能有望缩小甚至消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