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字问题是社会文化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然而，自美国史学家罗友枝(EvelynS.Rawski)《清代教育与民众识字》一书于1979年问世之后的近三十年，学界再也没有对民众识字问题进行过系统、深入的清理和探讨。本文首先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欧美及中国学界关于清代识字问题的两场争论开始，讨论这两次争论的焦点和问题所在；然后通过回顾人类学家和欧洲史学家的相关研究，论述识字问题研究中的功能性转向及其对中国识字问题研究的启示；最后指出重新认识清代识字问题的基本路径，侧重探讨对识字内涵的新认识和花押作为识字直接证据的学术价值，倡导开展微观层面的识字研究。

一、欧美学界的两场争论

　　20世纪70年代初至80年代初，欧美学界围绕清代民众识字问题先后展开了两次讨论。

　　1972年美国学者牟复礼(F W Mote)在《亚洲研究学报》发表评论文章，对一年前出版的一本新著《毛的革命与中国政治文化》提出批评。这本讨论中国当代政治文化的著作，在一个脚注中对清代识字率进行了简单的估计，而这成为牟复礼批评的焦点。牟复礼指出，所罗门引述的马什著作的相关章节，讨论的实际上是精英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透过对所罗门的批评，牟复礼引入了对清代识字群体的初步分类和估算清代识字率的一个基本路径，为思考清代识字问题提供了一个起点。但是，如何区分高端识字群体与功能性识字群体？如何区分识字群体与文盲？几年后的一场争论推进了对这些问题的讨论。

　　罗友枝1979年出版的《清代教育与民众识字》一书估算了清代的民众识字率，并探讨了清代识字率较高的教育史、文化史背景。跟牟复礼一样，罗友枝认为有必要区分不同的识字能力，因此开篇就讨论了识字的质量问题。她区分了两大类型的识字能力“完全识字能力”(full literacy)和“功能性”(functional)读写能力，并在该书中侧重于讨论后者。《清代教育与民众识字》的考察重点，并非如何计算识字率,而是论述清代教育的不同侧面，透过考察清代民众教育的不同侧面，论述清代高识字率何以成为可能。

　　《清代教育与民众识字》出版后，书中对清代识字率的估计引起了较大争议。1980年，荷兰学者伊维德(W L Idema)在《通报》发表长篇书评,对罗友枝清代识字的研究成果提出了全面批评。他指出，罗友枝对识字的定义过于宽泛，对卜凯数据的引证不够谨慎。作者认为伊氏和罗氏主要分歧，不在于清代识字率的比例本身，而是对识字能力的定义。除了伊维德外，中国学者也撰文对罗友枝的功能性识字概念提出了商榷。台湾学者张朋园认为罗氏对识字的定义“是松散的”，并进一步追问“功能识字能力可以称之为识字吗？”《清代教育与民众识字》出版后，香港学者也对本书进行了讨论，科大卫《论一九一〇年代新界区的识字率》就是以此为契机写成的。科大卫对识字问题的讨论,试图辨析“认字”和“识字”的差别，强调文字的阅读而非书写能力，指出阅读书籍对识字能力的要求较高，认为乡村民众缺乏识字的基本动力。在这种意义上说，他从识字率数据和“功能性识字”的有效性两个方面质疑了罗友枝的看法。

　　从所罗门对清代民众识字人群的误解，到牟复礼对识字能力的分类，从罗友枝对功能性识字的讨论，再到伊维德、张朋园对识字的重新定义和科大卫对乡村识字问题的讨论，几位学者对何为识字并未取得共识，对识字内涵理解的不同成为他们争议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