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谷融先生在接受采访  魏国歌 摄

    （原标题：散淡人生 诗意心灵——访著名文艺理论家、教育家钱谷融）

　　96岁高龄的钱谷融耳聪目明。踏入钱先生家门，卧房内的收音机正向外传来咿咿呀呀的戏曲唱腔声。走出房门的他望见我们在穿鞋套，忙挥手招呼说：“这个步骤就免了吧，随意一点。”随钱先生走入房中，只见从窗边桌椅一直蜿蜒到房间中央的茶几上，堆叠着高高低低几摞书。茶几上最显眼的一本则是他常挂在嘴边的《世说新语笺疏》，书皮翘起、书页泛黄。“这本我最喜欢，国学大师余嘉锡的版本。”钱先生说。

　　去年年底，钱谷融荣获第六届上海文学艺术奖“终身成就奖”。聊及钱先生一生的事业成就，他淡淡地说自己只是个教书的。作为教育家，钱谷融培养了一大批出色的当代文艺人才，人称“钱门弟子”。不少学生都曾撰文回忆跟随钱先生做学问的日子。严苛求真的治学态度、正直高洁的人格品质、柔情似水的情趣情怀、宽阔自在的生活方式……反复重现于各种往事之中，读来如观一幅幅肖像的绘成，但无不定格在钱先生真诚的笑容，一种将生命不可承受之考验皆化为淡然的笑容之中。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的杨扬感慨导师钱谷融的刚正不阿：“上世纪50年代至今，钱先生一直在华东师大中文系任教。览其生平事业，的确都与学院相关，但他身上闻不到学院的陈腐之气，却能感受到学院生活养成的那种真诚、率性。”同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的殷国明用“读书寄怀秋水，对人如坐春风”来形容他心目中的钱老。

　　“文学是人学”

　　钱谷融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中卓有建树，但这一切来之不易。1957年3月，华东师范大学举行学术讨论会，号召教师提交论文。在当时刚宣布不久的“双百方针”的鼓舞下，钱谷融写出《论“文学是人学”》一文。在“谈人色变”的年代里，这篇文章一经发表便受到各种批判、指责。“在中国，对人道主义的批判长达几十年。在那样一个年代，那样一种特殊环境下，钱先生用非常鲜明的语言，明确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把人道主义精神作为文学的基本原则，这是石破天惊的！这在文学理论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一页。”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朱立元表示。1959年，钱谷融又写下《〈雷雨〉人物谈》。这一论著在当时被认为是“宣扬人性论，是《论‘文学是人学’》一文中反动观点的具体运用”，钱谷融因此再次受到严厉批判。

　　钱谷融在《我怎样写〈论“文学是人学”〉——当时的想法》中写道，《论“文学是人学”》一共谈到了五个问题，就是：一、关于文学的任务；二、关于作家的世界观与创作方法；三、关于评价文学作品的标准；四、关于各种创作方法的区别；五、关于人物的典型性与阶级性。“谈文学最后必然要归结到作家对人的看法、作品对人的影响上。而这五个问题，也就是在这一点上统一起来了——文学的任务在于影响人、教育人；作家对人的看法、作家的美学理想和人道主义精神，就是作家的世界观对创作起决定作用的部分；就是我们评价文学作品好坏的一个最基本、最必要的标准；就是区分各种不同的创作方法的主要依据；而一个作家只要写出了人物的真正个性，写出了他与社会现实的具体联系，也就写出了典型。”

　　当时国内主流文论认为“艺术家的目的，艺术家的任务，是在‘反映现实’”。钱谷融则认为，文学的任务是在于影响人、教育人；文学的目的应该是鼓舞人们去改造现实，改造世界，使人们生活得更好，而不在于反映现实。他说：“我反对把反映现实当作文学的直接的、首要的任务，尤其反对把描写人仅仅当作是反映现实的一种工具，一种手段。我认为这样来理解文学的任务，是把文学和一般社会科学等同起来了，是违反文学的性质、特点的。这样来对待人的描写，是绝对写不出真正的人来的，是会使作品流于概念化的。”

　　“面对批判，钱先生坦率地谈自己对文学问题的看法。这些文章多少年后被作为一个时期最有价值的学术研究成果保留了下来。假如当初钱先生真的像那些好心的劝阻者所希望的那样，做一些妥协，写一些不痛不痒的文字，大概也就没有今天这样的学术声望了。假如钱先生跟风转，变来变去，个人境遇可能会得到一点改善，但学者钱谷融大概也就不复存在了。”杨扬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