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门相对年轻的学科，一战后发展起来的国际关系学，1964年在中国正式确立学科建制，至今已经走过第50个年头。这期间，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在大量引进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同时，也发现其解释力存在局限性，特别是在解释中国问题及转型中的世界秩序时，往往难以自圆其说。因此，创建基于中国视角、体现中国核心理念的国际关系理论，进而“建立国际关系的中国学派”，已成为广大学者的共识和自觉行动。

　　一套成熟的学科理论的形成，不仅需要独特的学科理念，更需要将这些理念归纳为具有广泛解释力的理论体系。从这个角度讲，建立国际关系的中国学派不可急于求成。但与此同时，学者在梳理、回顾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理论研究成果时，则不无惊喜：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独特外交观念、新时期的外交实践，本身就提供了丰富的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念；中国学者以此为基础提出的道义现实主义、过程建构主义等理论成果，为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创新贡献了力量。

　　中国观念提供理论素材

　　为什么当前国际关系理论由西方学界主导？外交学院外交学系教授高飞分析了其中的原因。“过去300多年历史发展的整个概念解释体系都源自西方，因此，当前世界的解释体系是西方思维创造出来的。”高飞认为，随着中国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崛起，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这些国家在崛起过程中，其核心价值不会丧失。中国在进入世界秩序的过程中，也必然会带来中国思维、中国风格、中国气象。

　　早在1987年，时任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总干事的宦乡就提到，应“建立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20世纪90年代初，以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梁守德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开始主张中国国际政治学理论建设应突出“中国特色”。目前，学术界在对中国传统外交观念、中国新时期外交实践经验的研究方面，已经做了不少工作。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苏长和认为，除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概念、表述以外，还出现了天下体系、和谐世界、关系、实践、过程、共生、结伴不结盟、义利、国际关系民主化、互联互通、国际协商民主等新概念、新表述。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院长李向阳补充说：“中国在周边外交层面提出的‘亲诚惠容’理念，反映出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在与别的国家交往时，不仅考虑自身利益，也愿意提供更多公共产品和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安全等理念。”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义桅将中国对全球治理的贡献归纳为三个层面，即器物层面、制度层面和精神层面。“在器物层面，中国是全球128个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最高时达50%。在制度层面，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与东盟的‘10+1’模式以及中国在APEC平台提出的全球伙伴网络等倡议，都是很好的贡献。在精神层面，中国为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提出新型国际关系，以共赢、包容的思想超越了西方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这些都为超越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提供了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