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4日，清华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CIDEG）举办主题为“文化、世界观和外交政策”的学术沙龙，加拿大国际治理创新中心（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Innovation）高级研究员巴瑞·卡林（Barry Carin）在会上做了主题报告，从文化和价值观的角度分析了国际社会在诸多国际问题上达成共识为何如此不易，并为2016年二十国集团(G20)峰会如何协商给出了自己的建议。沙龙由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清华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薛澜主持。

　　卡林在报告中首先总结了影响中国外交政策的关键中国文化和历史特征，并将其与西方国家进行对比。他指出，中国信奉的基本理念包括重视社会和谐和公有资产，崇尚集体主义、平等、相互依存，西方则推崇个人主义，重视自由和个人资产。中国政府的角色是家长式的，国有企业也十分受尊重；在西方，政府则并不如此受敬重，占据优势的也是私人领域。在时间观念和处事风格上，西方秉承单向时间制（monochronic），一次解决一个问题，严格遵守时间、遵照日程，关注任务本身，完成工作是最重要的；中国则是多向时间制（polychronic），同时进行多项活动，时间上较为灵活，不严苛遵照日程，关注人际关系，甚至建立关系比工作更重要。这些都影响着外交政策，而中西方之间的相互理解还十分不足。

　　此外，语言的不同也带来沟通上的困难，语言影响着人们的思维以及看待和解读世界的方式，因此很容易造成彼此间误解，甚至导致分歧。再加上中西方彼此仍缺乏互信，在这些前提下想要成功协商达成共识，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卡林指出，G20作为要解决诸多重大复杂问题的全球性平台，也面临着以上这些挑战。他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人们对G20抱有很高的期待，但中国的任期只有几个月的时间，在如此紧迫的日程中让20个国家达成共识实属不易。而增进相互理解对帮助G20取得富有有效的成果十分重要，中国作为今年峰会的轮值主席国，可以致力于在中西文化、价值观等差异之间寻找平衡点。

　　卡林还就今年G20峰会如何调解价值观差异以达成共识给出了自己的建议。例如，针对西方文化中看重短期规划，亚洲关注长期性规划，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可以是调解该差异的突破口；对于西方推崇私人领域、中国重视国有企业，则可以促进公私合作，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