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讨论本土版亨廷顿的培养问题，是“钱学森之问”的延伸和深化，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一个世界级大学者的产生，天资悟性、勤奋努力之外，还应该具备多种条件——他必须具有扎实严谨的学风，一步一个脚印，甘于用苦工夫、慢工夫、长工夫去积累知识、培育学养和提纯见解，拒绝急功近利的价值取向，蔑视速成式成果，不走捷径、不取巧功，更不屑抄袭别人;他必须有良好的个人操守，能够抵抗名利场上的各种诱惑，在喧嚣纷闹的环境中保持自己的清醒和干净，珍视自己的学术良知和品牌，不因利害关系改变自己的观点，特别是能够拒绝利益集团的收买;他必须有超越单位意志和领导偏好的独立品格，坚持学术过程和结果的客观性，坚持选择研究方向、确定研究课题、提出个人观点、发表个人成果的严肃性，拒绝“表态学术”、“风向学术”。

　　用这种常识性的标准检视我们的学术研究队伍、衡量我们的学术研究成果，情势也许不太乐观。我们的成果按数量计的确世界一流，但其中有多少是注水、趋时、起哄的作品，早已不是秘密。在当下的学术环境下，产生个把大学者没有问题，但要成批地、可持续地产生世界级学者，难度很大。培养本土牌的亨廷顿，必须走出自我感觉良好的幻像，直面学术“繁荣”背后的严峻现实，从基础性条件入手，逐步积累建设性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