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获得“准生证”的民族主义之间矛盾何以百年难解？在全球化背景下，国际事务呈现高度关联性，主要大国之间的矛盾在极短的时期内便会波及巴勒斯坦地区。

　　一段时期以来国际局势持续升温，“高烧”不断，其波及范围之广、主要国家卷入程度之深也是相当长时间以来所罕见，而冲突所引发的人道主义灾难更是令人触目惊心。其中持续近百年的巴以冲突更是愈演愈烈，而弹丸之地的加沙上万人的伤亡更是让国际舆论哗然。

　　巴以冲突是巴勒斯坦民族主义与犹太民族主义（复国主义）的对抗，这两个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获得“准生证”的民族主义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何以会持续近百年仍然难以化解和平息？回顾巴以冲突的历史，可以看到以下一些因素在某种程度上着发挥作用。

　　其一，由于受家族部族和地区等因素的影响，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在形成之初便具有内在的脆弱性，这种内在的脆弱性造成其长期以来具有强烈的依附性，强烈的依附性又加剧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内部的分裂。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内部一直缺乏有效的机制将不同的政治派别吸纳整合成为能被各方接受因而具有合法代表性的政治势力，更无法在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方面提出可行且能够被各方认可的解决方案。而由于巴勒斯坦问题在地区政治和国际政治中的突出地位和敏感性，区域大国或相关国家又无不通过插手巴勒斯坦事务以增强其存在感或强化其政权存在的合理性，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依附性和内部分歧给外部势力的插手提供机会和可能。外部势力政治诉求的差异性又内化且强化了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内部分歧和派系争斗。巴犹冲突扩散为阿以冲突便是巴勒斯坦民族主义长期的依附性所造成的。

　　其二，巴勒斯坦民族主义以及犹太民族主义均发生了嬗变，其嬗变的重要轨迹就是原教旨主义成为民族主义的助推器。无论是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还是犹太民族主义在相当长一段时期以来都具有现代民族主义在启蒙运动和欧洲民族国家形成以来就具有的世俗性，但是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之后，情况开始发生转变。新占领领土激起了以“信仰者集团”为代表的犹太极端宗教势力的宗教狂热，他们成为在占领领土上建立定居点的急先锋，把占领领土犹太化视作宗教使命。他们咄咄逼人的态势和建立犹太定居点的举措与以战略安全为借口强化占领领土控制的犹太复国主义右翼势力相互呼应，削弱了犹太复国主义中相对温和的政治势力的影响，刺杀总理拉宾更凸显了他们的偏执和狂热。

　　而在巴勒斯坦方面，长期被占领状态使得生活在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民众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方面饱受歧视，为穆斯林兄弟会的发展提供了丰厚的土壤，使得在被占领土，“个人回归伊斯兰教成为一种集体和民族主义行为”。而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国际性政治伊斯兰运动发展，占领区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尤其相对封闭的加沙地区的民族主义的宗教极端化倾向急剧发展，最终成为国际性的政治伊斯兰运动的一部分。以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为助推器的巴勒斯坦民族主义所释放出的活力和能量往往让世俗性的民族主义相形见绌。世俗性较强、后来被视作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合法代表的巴解组织，虽然因其立场由激进转向温和而被允许返回被占领土，但由于长期以来来远离巴勒斯坦本土开展活动，与被占领土民众有较强的疏离感，难以确立权威，其执行力极为有限甚至受到强烈排斥。由于原教旨主义影响，使得宗教问题（比如对圣殿山的控制权、重建第三圣殿以及圣迹的归属和保护等问题）成为继领土问题、难民问题和耶路撒冷问题之后最易引发冲突的敏感问题。2000年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的爆发便是宗教因素在发挥作用。这一地区宗教问题也呈现明显的国际性化倾向，国际基督教右翼势力中的锡安主义者也往往涉足其中，令问题更为复杂。由于原教旨主义的影响，巴以冲突有扩大为伊（斯兰教）犹（太教）冲突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