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网讯 “国际社会的外交施压和制裁并不能产生预期的效果，因为孤立和羞辱会提高被制裁国的民族感情和凝聚力，被制裁的政权反而会因此赢得国民的更大支持。”哥本哈根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丽贝卡?艾德勒?尼森（Rebecca Adler-Nissen）近日在《国际组织》（Ineternational Organization）发表的论文中阐述了这一观点。

　　“在西方，我们长久以来一直以为，我们可以教导其他国家遵循我们制定的规则。”丽贝卡认为，在过去20年中，国际政治中使用“羞辱”策略的情况越来越多，而人权和民主是西方用来制裁别国的借口。但现实情况是，这种“羞辱”策略往往失灵。有时候，结果甚至适得其反，制裁的始作俑者反而自食其果。

　　丽贝卡表示，德国、奥地利和古巴都曾经或者正在被国际社会冷落，但这三个国家面对“羞辱”策略分别采取了接受、拒绝、反抗的不同应对方式。“羞辱”策略在这三个国家产生了不同效果。在二战结束初期，德国因纳粹主义的历史罪行被国际社会贴上了耻辱的标签。例如，艾森豪威尔一度在德国推行严格的“反亲善政策”——坚决禁止对德国官员和人民的友好行为。德国对制裁表示了认同和接受，对自我的行为规范、价值观进行了彻底改造。

　　丽贝卡以奥地利为例，分析了应对制裁的拒绝策略。2000年2月，因持种族主义及强烈排外立场的自由党进入奥地利新一届联合政府，欧盟14国一致通过对奥地利实行政治制裁，希望通过制裁，迫使奥地利政府发生变化。然而，制裁措施的合法性在欧盟内部引起了巨大争论，奥地利拒绝接受制裁，欧盟的制裁措施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欧盟最终在7个月后取消了对奥地利的制裁措施。

　　在论述反抗制裁的应对策略时，丽贝卡重点论述了古巴的案例。在后冷战时期，古巴虽然没有了苏联的支持，但仍然坚持与美国的制裁措施进行斗争，以古巴自己的方式对国际秩序的建构产生影响。2009年，奥巴马开始放宽对古巴的制裁。丽贝卡认为，如果反抗策略成功，不仅制裁达不到预期效果，还将产生反效果，制裁的发起国反而会被认为是过错方。

　　丽贝卡并不主张放弃诸如冻结金融资产、实施旅行限制、断绝外交关系等制裁措施，但她认为西方政客在使用这些政治工具时应该更加审慎。在制裁一个国家之前，应该加深对该国的理解，首先要搞清楚该国的精英们是否希望共享西方的价值观。如果他们并不希望走西方道路，而西方依然对其实施制裁，那么制裁的目的只能是发送一个信号——国际秩序依然由西方主导，而不是试图去强迫制裁国的行为符合西方价值规范。

　　丽贝卡认为，用一个准则规范不同国家行为的尝试未来将愈加困难。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价值观在国际社会中占主导地位，其他国家的行为由西方标准来衡量。但是，随着中国、印度、巴西等国家在国际社会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西方不应该指望西方的价值标准继续保有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