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十年来，大学经历了职能转变，从最初以教学和研究为主，到逐渐在复杂的商业版图中扮演服务供应商的角色。在这一背景下，全球范围内愈发关注和重视对研究影响力的评价。

　　3月19日，剑桥大学露西·卡文迪许学院研究员凯特·威廉姆斯（Kate Williams）与伦敦国王学院副校长约翰森·格兰特（Jonathan Grant）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官网发文表示，他们在最新的研究中整理和分析了英国与澳大利亚两国科研影响力评价的演变过程，以及两国的相关政策是如何相互依赖、协同发展的。他们通过对两国的相关公共政策、报纸评论、学术著作等进行系统分析，将两国的科研影响力评价政策发展归纳为4个阶段。

　　澳科研影响力评价的起步

　　研究提出，澳大利亚的科研影响力评价，可以追溯到2001年政府为加强产业与大学之间的联系而作出的政治承诺。这些承诺在2005年正式成形，政府成立了专家顾问小组，为科研质量框架（Research Quality Framework）的建构提供指导。科研质量框架旨在关注研究的质量、影响力及应用。2006年1月，为优化影响力评价方法，澳大利亚政府新成立了研究影响工作小组。该小组建议，评价应当依托基于证据（evidence-based）的、包含定性和定量信息的影响力说明，而不是依托指标型方法（indicator approach）；影响力这一因素在分配大学资助时占比至少为10%。

　　尽管做出了一系列计划，但是科研质量框架的进展随着2007年12月澳大利亚政府更迭而停滞。大选后不久，政府便宣布，因为该框架设计欠佳、成本高昂，且评价方法不够完善，将暂停进行。

　　英国向澳大利亚“取经”

　　威廉姆斯表示，英国早期对科研影响力评价的兴趣可以从其政策中看出来。1993年的一项政策提倡科学研究应当造福于全社会。但是政府真正就此作出政治承诺是在2006年3月，政府计划要用成本更低、更精简的、基于定量评价方法的体系代替科研评估考核（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因此，一种改进版的评价框架被提出，也就是现在的研究卓越框架（Research Excellence Framework）。该框架包括一项新的战略目标，即研究应当有助于促进经济繁荣、提升国家福祉且推动知识的传播。2009年2月，一项针对全球影响力评价方法的研究提出，澳大利亚的科研质量框架为英国研究卓越框架提供了极好的基础。

　　2010年，英国制定了初步的评价方法，采用了澳大利亚科研质量框架中对案例研究方法的使用，并增添了额外的标准。2011年3月，英国确定将影响力纳入研究卓越框架，在评价中的占比为20%。2013年，154所高等教育机构提交了6975份影响力案例研究。英国研究卓越框架评委会在2014年对提交的这些研究进行审核评定，并于该年发布了评价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