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欧美史学的发展过程中，多元化、多样化的态势不断发展，出现这样的情况有很多原因。史学的多元化发展首先是现代社会多元化的反映和写照。理所当然地，针对西方中心的历史，就该有非西方中心的、后殖民主义的历史。针对男人视角的历史，就有从女性视角出发的性别史。针对只关注人类活动而忽视了自然的历史，就会有环境史。针对关注精英的、处于优越地位的人的历史，就会有让从前沉默的大多数发声的历史。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历史学总是现在跟过去之间的对话，置身越来越多元的现实世界中，历史学也会随之变得越来越多元。

　　另外，人类知识不断拓展，历史学要接纳来自不同学科的影响，接纳不同学科内部越来越花样繁多的不同学派和取向的影响。20世纪70、80年代以来，历史学发生的变化和各种“转向”，就被不少人解释为，从前历史学家更多接受的是来自社会学、地理学、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等学科的影响，而在这个时候，历史学转而主要接受人类学的影响。总的说来，当代欧美史学不像一百多年前那样，对于接纳来自别的学科的影响是否会危及历史学的自主性充满疑虑，而是更为主动、积极地吸纳来自不同学科的滋养。各个学科及其学科内部的多元的影响，对于造就历史学的多元化局面，也功不可没。如思想史和观念史领域，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出现了以英国史家昆廷·斯金纳为代表的思想史领域的剑桥学派，强调结合各种社会、政治、思想、语言的语境来考察思想观念。德国以科赛莱克为代表的“概念史”研究，则注重考察诸如“国家”“主权”“人民”等概念在现代社会的出现及其演变，将概念演化史置于现代社会政治和经济文化变迁中来加以考察，结合了社会史和思想史的研究取向。历史学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也有很现实的原因。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和职业化史学的发展，有一种说法是，正在写作的历史学家比从希罗多德到汤因比加起来还要多。历史学从业者的增多，也是历史学日益走向多元的重要因素。

　　当前历史学的多元化，还体现在传统的史学研究路数在经历各种“转向”之后，依旧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比如，量化史学的方法曾经一度被布罗代尔之后法国年鉴学派的中坚人物勒华拉杜里等人视作历史学唯一可行的发展方向，但量化史学不能满足人们原本过高的期望，反而成了“叙事的复兴”的一个原因。但这并不意味着量化方法走到了终点。相反，在后来的社会史、经济史乃至书籍史等研究领域中，历史学家们在清晰地认识到量化方法有效性的范围之后，量化方法在史学研究中的运用变得更加复杂精致了。再有，我们前面提到，新文化史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美史学转型的主流，并不意味着相对而言更为“传统”的社会史以及政治史研究不复存在。以历史社会学这一领域为例，美国学者迈克尔·曼对历史上人类社会各种权力类型的研究、对工业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首先出现在欧洲的原因的探究，美国学者查尔斯·梯利对于社会运动的研究、对于战争与民族国家兴起之间关系的研究，都是这一领域影响重大的成果。

　　与多元化相伴随，相形之下却颇受人诟病的，则是史学研究的碎片化。19世纪后期，历史学开始成为一门专业化的学科之始，就出现了历史学家对于越来越小的事情知道得越来越多的情形，研究古埃及土地制度与研究英国工业革命的历史学家，完全可能出现隔行如隔山的情形。但那个时候“碎片化”并不成为严重的问题，因为人们深信，人类的历史归根结底是一个整体。历史学家们仿佛要一起完成一个巨大的拼图，每个人只能够各自在一个微小的角落努力工作，可是历史学家们前后相继的不懈工作，终究能够让我们一睹其全貌。在欧美史学界，“碎片化”在过去和现在的含义是不一样的。那时的人们普遍相信，历史学宏观的、整体综合的一极与微观的、高度专业化的另一极，终究能够整合成为一体。但是经历了后现代主义的冲击，这个前提被根本动摇了，碎片化式的研究如果不能整合成为其意义所在，才真正成了问题。在美国史家戴维斯的微观史名著《马丁·盖尔归来》风靡一时的时候，有人对马丁·盖尔变得比马丁·路德还有名而忧心忡忡，正是出于这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