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月，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将会退休。这一消息自2月份网络上传开后引发众多议论。回想朱清时和南方科技大学的坎坎坷坷，我们从中看到中国历史上的其他教育家的影子，他们像一个链条为了中国教育的发展鞠躬尽瘁，但是历史发展却又每每回到起点，好像很难走出它的困境。

　　在2007年5月南方科技大学启动筹建之后，校长朱清时成为各大报刊报道的核心，关注南方科技大学的人都希望从他的话语和行动中探寻出这所新型大学的秘密。朱校长作为学校的当然发言人，先后在不同的场合阐述自己对于大学教育和科学研究的理解。在创建现代型大学的路途上，他不是第一人也不会是最后一人，他有着许多同行者，私立南开大学的张伯苓就是一个先行者。

　　张伯苓呕心沥血，1919年到1937年间把私立南开大学从被当时学术界不看好的一个学校建设成为国内某些专业领先、国际享有一定知名度的小型大学。从这一点讲，他是成功的；但是如果细细考究私立南开大学的发展，如果条件具备，举措得当，它的发展应该会更好。而同样一些问题，也可能会困扰着深圳的改革者。

　　教授治学还是教授治校

　　教授肯定是要治学的，这一点毫无疑问。教授是不是要治校，不同学术传统的学术机构对于这一关键问题有着不同的答案；但总体来说，欧洲大陆的大学教授也是治校的，大学学院一级的管理核心就是由本学院教授主导的系务委员会（Faculty），大学一级的各个委员会，如人事、财务委员会也是由教授主导的。教授治校也是大学作为学术共同体最基本的原则，对于原则的认同是比较容易的，但是在实践中实施这个原则是比较难的。私立南开大学在建校后设有教授会，但是在实践中教授会同校长下属行政班子的矛盾愈积愈多，行政班子揽权过多，教授和教师的不满悄悄地增长。1929年张伯苓赴欧美考察之际，南开大学多位教授相继离校，跳槽国立清华大学。他们中有历史学蒋廷黻、经济学萧遽、政治学教授萧公权、生物学教授李继侗和佛学名家汤用彤，都是当时各自专业的领军人物。他们出走原因多种多样，但是与由南开学校大学部主任黄钰生领导的行政部门对教授的要求和情绪处置失当不无关系，这引起了一场深刻的危机。

　　行政部门和服务部门的权力受学术权力的约束，是一个正常大学发展的基本要素。这一原则的实践对于由朱清时领军的南方科技大学来说是一个挑战。香港科技大学某些教授的联名公开信应该能够反映出大学管理者在管理中过多依靠行政力量所带来的危害。而朱校长由一开始主张教授治校退到目前的教授治学，也应该反映出他对于某些事情的无力感。